简介
本书记录了一场神秘的非洲部落探寻之旅，对象是荒漠布须曼人。据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早人类形态的代表，能够在狮群中来去自如而毫发无伤；知道如何骗过鸵鸟，使其变成“母鸡”为自己下蛋；更知道如何在荒漠中保存好珍贵的水资源以备不时之需。他们征服了世界上最贫瘠的土地，却在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历史中败下阵来，被所谓“文明人”污蔑为肮脏的野蛮人、无耻的小偷、残忍的野兽而肆意虐杀，终至于行将灭绝。
然而，事实的真相如何？真正的布须曼人到底是怎样的？借由本书，作者带领我们深入荒漠之心，见证真正的布须曼人如何生活、狩猎，由此不仅一一戳破侵略者的谎言，也开启了人类学界研究布须曼人的先河；本书亦因此成为拯救布须曼人免于灭绝命运的伟大著作。
作者介绍
劳伦斯•凡•德•普司特，1906年出生于南非，20世纪著名作家、探险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1934年出版的处女作《在某省》，是第一本出自南非人之手的反种族歧视小说。两本描述沙漠布须曼人的著作《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世界》（1958年）和《猎人之心》（1961年），被世人赞誉为拯救这支神秘种族免于灭绝命运的伟大著作。
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执导、豆瓣高分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又译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即根据他的作品《种子与播种者》（1963年）改编而来。
部分摘录：
第一批欧洲人于1652年抵达好望角，在这里定居后，没多久便和布须曼人发生激烈战斗。没错，霍屯督人也在那儿，不过欧洲人和霍屯督人之间的战役远不如和布须曼人之间的来得惨烈。这也许是因为霍屯督人在时间上相对更接近外来者，欧洲人对他们并非完全不能理解。欧洲人的价值观紧紧维系在财产和其他物质性问题上，也许他们发现霍屯督人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观念，即客观的财产概念，并且会在自己所拥有的牛身上做记号，以资识别。无论他们多么无情地镇压和追杀霍屯督人，双方绝非势不两立。但布须曼人显然完全超出他们对任何事物最基本的理解。
在欧洲人的观念里，布须曼人从来不拥有任何东西，因此他们也不欠布须曼人什么东西。但侵略者从来没有想过，也许，单只是住在那里这一点，就足以使布须曼人理所当然地享有一些基本权利。侵略者的脚步越来越深入内陆，占领了布须曼人的祖先所传下来的历史悠久的水源地，猎捕了数世纪以来布须曼人生存所需的猎物，掠夺了他们的蜂蜜，摧毁了蜂群所赖以生存的草地；他们不仅接二连三地破坏了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自然环境，甚至连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一切也扫荡殆尽。
侵略者开始很奇怪地发现，布须曼人居然很生气、很痛苦，并因此起而反抗、报复。事实上，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最讽刺的一件事是他们发现这些小猎人居然没有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土人星期五那样，跪倒在鲁滨孙脚前，乞求鲁滨孙收他为奴仆，反而勇敢地站起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这让他们大感出乎意料，也很没面子。
长大后，我曾经试图在这个我们祖先刚来到此地的不光彩时代里，寻找任何一丝他们良心不安的迹象，结果徒劳无功。我想就算有，也深埋在他们的加尔文教派精神迷宫内，只有在针对布须曼人提出恶意攻诘和不确实陈述时，才可能嗅到一丝丝气息。因为在我的家乡，有关人类本性的古老法则依旧存在。
首先，一个人若想摧毁其他人，必须先诋毁自己本性中与其共享的那部分；而越是对自己这种行为感到质疑却又不肯承认时，所采取的行动越是激烈。很不幸，从一开始，布须曼人就免不了成为各种指责的代罪羔羊，对他们没有什么恶毒的话是不能说的。例如，他们甚至不算是野蛮人——在欧洲人眼里，他们简直就是野兽，而他们所拥有的智慧，只是使他们成为更危险、更可怕的野兽。这些欧洲人甚至认为，他们比野蛮人更污秽。这项指控被使用得淋漓尽致，到今天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不只是针对布须曼人，也包括其他非洲原住民，我甚至可以写一篇论文讨论它在我们精神里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不过，这里只消说，我一再发现这种针对外表所见而进行的污蔑，事实上是作为烟幕，遮掩布须曼人作为活生生的人在那些准备以不人道手段摧毁他们的人心里的形象。但这还不够，其他针对布须曼人的指控还包括：他们很残忍、不可靠、报复心强、毫无用处，还是根深蒂固、不折不扣的窃贼。不错，在那最后的痛苦阶段，布须曼人因被剥夺了包括家园的一切，只能在日渐消失的过去的生活节奏下苟延残喘时，的确也做出不少落人口实的恶劣事情。我外公每每提到那次将“大河”一带丘陵间的残余布须曼人赶尽杀绝的行动时，总不免带着一丝憾意地说：“我们本来可以不在乎偷牛或偷马这类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总要吃东西才能活；但是让人不能原谅的是，当他们已经偷了足够多的食物后，竟然还怀恨在心地截断了他们遇见的我们所有动物的腿筋，然后将它们无助地抛弃在大草原上，等我们去射杀。”老巴苏陀人所说的内容差不多，并且还会加上一句：“布须曼人总是躺在那里，等着一小群他的族人用毒箭或矛结束这些动物的痛苦。”当然，他也不可避免地以半遗憾的口吻做总结说：“你看，小主人，他们就是不愿学习，永远不肯被驯服。”
然而过去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布须曼人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富有攻击性。在南非许多弱小民族的传统中，总是提及布须曼人既是慷慨的主人，也是忠实的朋友。当最早从北向南迁移的大群黑人中，一些脱队者疲累交加且又害怕时，布须曼人也会为他们提供庇护。然而令布须曼人痛苦的是，这些脱队者一旦获得了援助，恢复了自信，便几乎毫无例外地和其他黑人联合起来掠夺他们的地盘，试图把他们消灭。我的族人也不例外。当他们开始能较平静地回忆起那可怕的过去时，总是说布须曼人是个重承诺的民族。例如，我听说，早期住在边境一带的拓荒者经常把有数百只羊的羊群交给布须曼人，请他们赶到欧洲人不敢深入的内陆去牧养。许多个月过去后，他们会再次出现，羊变得又肥又壮，一头都没有少。这一切的报酬只是一点点香烟，那是布须曼人的最爱。
倘若不是外来者的入侵，你会发现，布须曼人并不是一个好争斗、性喜攻击的民族。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大规模战争的传统、传说或故事。他们似乎性好和平，和近邻所发生的小摩擦只不过是偶尔心情不佳而已。事实上，他们深爱自己这种轻松、有趣的生活，因此也不愿忍受外人无故的挑衅和侵犯，而如果对方真的无法改过，他们会很快地和朋友一起合力将对方驱逐出去。
证据也显示，即使在有敌人攻击他们的情况下，他们也依旧能保持信念，愿意接受谈判，并且在战斗最激烈的状况下，仍然尊重对方派来和谈的代表。最后，连他们最大的敌人，就算满心不情愿也不得不认可他们无与伦比的勇气，而对这些浑身脏污的矮小身体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毫不折损的高贵情操致上迟来的敬意。对我来说，有关布须曼人所有悲剧命运的事实中，最悲哀者之一就是冲突之外的各方人士从来没有一位因感动而出面为他们说项。当代文献中，有关他们特质的记载完全付诸阙如，姑且不要说挽回他们的悲惨命运，就连多少可以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的记录也一概皆无。霍屯督人和其他非洲民族很幸运地都得到了有力人士为他们说话，而小布须曼人，则除了极少数开拓边境的我的祖先外，只有一位荷兰改革教派（Dutch Reformed Church）的杰出牧师为其发出声援，此外就再无他人了。成群结队来到我家乡的传教人士尽管痛恨奴隶制度，且怀抱着正在欧洲如火如荼传播的强调“人的尊严”的新理想，但对布须曼人仍丝毫未给予正眼一瞧。甚至连原来应该是第一个向布须曼人伸出援手的“原住民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borigines）──如果布须曼人不算原住民，谁还算呀？──却也讽刺地支持他们最无情的敌人所进行的攻击，导致他们走向灭亡。自始至终，他们似乎完全遭到遗弃，甚至达到了连上天都遗弃了他们的地步。事实上，当他们在这块浩瀚如海的他们出生的大地上战斗到最后一刻时，的确充满了一种精神上的深沉的孤寂和痛苦感，与古代水手相仿：
……这颗灵魂曾经
孤独地航行在浩瀚大海上；
孤寂得仿佛连上帝本身
都远离了他。[14]
我不打算大费篇章地介绍，自我的祖先在非洲登陆以来到一百二十五年前我外公时期，发生在布须曼人身上的可怕历史模式。但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些事例，显示这个主题如何从小即紧扣我心弦。一切都对这些小猎人不利，而我总是同情这些不屈不挠的反抗者，尽管似乎连上天乃至生命本身都背弃了他们。我们那原始的心灵并不懂得价值中立：不是希腊人就是特劳埃德人。而我在六岁时，就在想象中协助那大平原上的孤立族群进行防御，因为我天生属于特劳埃德人。从一开始，我就站在布须曼人这一边。而当我长到足够大，懂得开始全面思考我们和小猎人之间冲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一股无法按捺的冲动，想动手推翻这过去所造成的结果。
我也知道，将人和事从他们的历史脉络中截断后抽取出来，是毫无用处的。也许，在当代思考中最常见的谬误之一，便是大家已经习惯抽取一段历史，然后把它框在另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下。这样一来，历史永远无法拥有其本来的真正面目，反而不断被扭曲、否定，乃至整个国家、阶级和群体皆无法真正活在当下，而是持续不断地重复一个不可靠的过去模式。这种与历史的负面纠缠，再没有比在我的国家更严重的了。一方面，我的同胞中有人极力隐瞒、篡改南非白人的历史，好彰显我们的祖先非洲救星的角色；另一方面，有人则把他们描绘成一支丑怪的族群，繁衍出今天的丑恶族类。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不对的。但我确信，我们永远无法避免这类毁灭性看法，除非我们能真正诚恳地面对历史、面对过去，认清自己的真面目：我们都是会犯错的平凡人，常常做出一些不光荣、不适当的事，但同时也会表现出勇敢、正直、可爱的一面。无论种族为黑或白，都可以借此反省我们全体对非洲第一支矮小民族所施加的恶行，从此展开一段疗程。就那方面而言，大家的记录都很不光彩。
当遥远北方的黑人族群大举南下，侵入布须曼人的地盘，并且进一步沿着东西海岸和非洲中部向内深入其古老土地的心脏地带时，我们的祖先则从南端的好望角登陆，从后方拦截他们。自那时起，布须曼人便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被从四面八方全面入侵的战争。他们没有要求宽赦，也没有人放他们一马。他们只是孤单地奋起反抗，带着满满的箭袋，再将另一袋用头带系着，然后灵巧地拉弓向敌人射去。他们射出的箭速度出奇的快，发出仿佛野鸽拍翅的声音。敌人都很害怕他们的箭。据在我外公时代才结束对布须曼人的灭绝性战争的老巴苏陀人说，布须曼人的箭可以让他们族中最勇猛的战士也为之生畏，因为箭上的毒会让他们疼痛不已，以致不顾一切地拿起矛或刀戳砍自己的伤口，或是割断动、静脉来加速自己的死亡。这种场面也出现在布须曼人晚期的某些壮观绘画中。我自己的族人幸而有马和枪，若非遭到突袭，便得以避开箭的射程而保住性命。当他们对峭壁和洞穴中的布须曼人发动攻击时，通常会躲在马鞍皮块和厚厚的粗绒呢外套所制成的屏障后移动。布须曼人根本没有机会击败他们，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悲悯之心上。然而在那个残忍的时刻，欧洲人的心紧紧闭合着。尽管如此，在被手持盾牌、棍棒和长矛的黑人包围并击倒的时刻里，或是被手中握着枪的狙击手毫不公平地从安全距离外射中时，他们也绝不开口讨饶。尽管受伤流血，他们依然战斗至最后一刻。斯托说，如果一只手臂被射中了，布须曼人就立刻用膝盖或脚配合另一只没受伤的手臂撑开弓；即使箭已射尽，他仍奋战不懈；一旦发现自己即将断气，他便快速地蒙住头，不让敌人看见他脸上出现的痛苦死亡的表情。所有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布须曼人死得很有尊严。因清教徒革命而被处死的英王查理一世，临刑前在伦敦白厅（Whitehall）度过最后一个铅灰色的早晨时，曾要求多加一件衣服，以免因寒冷发抖而被群众误认为胆怯，同样的本能在布须曼人视死如归的行动中也表现无遗。的确，还有什么比布须曼人对年轻的十四岁男孩马丁·杜·普莱西斯（Martin du Plessis）的回答更傲然不屈呢？马丁·杜·普莱西斯奉命前往我家附近被布须曼人作为最后据点以抵抗强大突击队的一座山（这座山被大言不惭地命名为“慈悲山”[Mountain of Mercy]）的洞穴中，几乎声泪俱下地恳求布须曼人投降，并保证走在他们前方当人肉盾牌以防任何子弹背信狙击。然而，布须曼领袖一再拒绝这提议，最后更因回答迟迟未被对方采纳而不耐烦地大声斥责：“去，滚开！告诉你的头子，我有颗强壮的心脏！去，滚开！告诉他我的遗言是，不只我的箭袋里满满是箭，而且我会坚决抵抗到底。去，去，滚吧！”同样地，还有什么比他的结局更具斯巴达人的悲壮精神？他在开普省（Cape Province）雪岭（Mountains of Snow）中一道大悬崖的突出岩壁上，面对另一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的突击队，和族人一起做最后的绝命一搏。垂危的布须曼人和尸体高高堆在令人晕眩的岩棚上，另一些垂死挣扎的人则滚落边缘，掉入周遭深不可测的危崖裂隙中。幸存的人仍然继续抵抗着，最后只剩下不屈的首领一人。他站在悬崖突出的岩壁边缘上，没有人敢追过去。子弹在他身边呼啸，他无所畏惧，不停地抽出一支又一支箭，拉弓发射出去，仿佛充满神奇的魔力。但是最后一刻终究不可避免地到来：他抽出箭袋中最后一支箭。追杀而来的敌人心中泛起了一阵怜悯，有人高喊要他投降，保证他可以活命。他对着发话的人射出这最后一箭，轻蔑地回答：“身为首领，我只知道如何死，从来不知道如何向掠夺我们的人投降。”说完后发出一声怒吼，转身跳下悬崖，粉身碎骨在下面的岩石上。
但早在布须曼人在山头做最后的垂死战斗前，他和族人就被无情地从山下那羚羊遍野的大平原驱赶出去了。两百多年来，随着欧洲人生活的边界稳定向前推进，布须曼人只要一出现就被射杀，要不就被成群持着枪、骑着马、带着狗群的欧洲人追捕，后者穷凶极恶的模样像极了大草原上的狮子或其他肉食性动物见到猎物。即使是自认为十分人道的慈善家如弗朗索瓦·勒·瓦扬[15]在谈到他和随从如何追杀一群约十三人的布须曼人，只因为他们出现在他畜养牛群的牧地附近时，也丝毫不以为耻。
只要布须曼人一想还手，并且随着越来越深的痛苦和越来越强的复仇之心，他们也真的这么做了时，我的族人就会立刻聚集起来，带着致命的枪械、骑着疾驰的马匹，外出搜索他们的行踪。他们为枪口添加了更多火药，小心地不进入布须曼人箭的射程内，并刻意放枪刺激布须曼人出现来对抗他们，然后便集中火力开枪射击。单是漫长边界中的一小块地方，有一名被称作“指挥官奈尔”（Commandant Nel）的领袖就在1793—1823年的三十年间，执行了三十二次对布须曼人的攻击。在那些突袭行动中，许多小猎人和他们的妻子因此丧命，他们的子女则被带回，成为突袭队员们牧场上的奴隶。奈尔在一次突击行动中，曾屠杀了不下于两百名的布须曼人，然而他本人似乎对此毫无歉疚之意。虽然在其他人看来，他是个敬畏上帝、心地慈善的人，然而在对付布须曼人的这种行为上，他却认为非常正当，理由是布须曼人也一再对牧人和牧场上的牲畜施以暴行。
在北部边境一带，布须曼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希望有一天我的黑人同胞里能有一位历史学家走出来，毫不掩饰地把布须曼人在这整出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完整陈述出来。例如，旅行家詹姆斯·查普曼（James Chapman）曾详细描述了好几段有关恩加米兰（Ngamiland）的班图族酋长雷舒拉提比（Leshulatibi）如何迫害布须曼人的故事。有一次，这名酋长的两匹马因陷入沼泽而窒息，他立刻把负责照顾马匹的两名布须曼奴隶和两匹马的尸体绑在一起丢回沼泽中。后来，另一批布须曼人赶着他的牛群躲进沙漠中，他按兵不动好几个月后展开了复仇计划。他派人带着烟草作为礼物前去，不断以各种方式表达善意，以打消布须曼人的疑虑，然后说服他们前来参加一场盛宴。在盛宴上，他以压倒性武力俘虏了布须曼人后，命令手下把他们带到他的面前。据说，他高高坐在一张草原凳上，一边监看这些俘虏被割断喉咙，一边以他所能想到的各种恶毒字眼嘲弄、讥讽遇害的布须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