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重温1918年大流感后的经济崩溃，探寻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之路。
2020年年初，美股两周内四度触动熔断机制。第二次熔断发生后，美联储紧急降息；但隔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接近13%，超越1929年华尔街股灾期间突破单日跌幅纪录，这表示政府介入并没有消除市场焦虑。本书专注于我们应如何应对经济危机。詹姆斯・格兰特在2007—2008 年就很 有先见之明，他告诫债务泡沫最后会以经济危机而告终。他在本书中以1920—1921年美国为期十八个月的经济衰退为例，说明当时在任的威尔逊总统与继任的哈定总统，皆未试图以预算赤字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提振经济。格兰特主张在经济衰退时，应重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修复作用。格兰特的历史解说与观点可以为当下提供借鉴。
作者介绍
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美国金融记者，历史学家，纽约历史学会理事，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格兰特利率观察》创始人。1972年，他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开启了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1975年，他加入《巴伦周刊》。他曾在《60分钟》、《查理·罗斯秀》、《CBS晚间新闻》和《华尔街周刊》等电视节目中亮相10年。他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包括《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外交事务》等。
部分摘录：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劳工部部长威廉·B. 威尔逊（William B. Wilson，并非总统亲戚）坚称，人人憎恶的高物价很快就会回落。[1]一旦战争结束，情况就会如此。但在1919年，物价并没有疲软，民众（更不用说他们在国会的共和党代表）要求采取行动来阻止本可媲美黄金的美元在购买力上的惊人贬值。
1919年夏天，威尔逊总统的心思尚在别处：欧洲未尽的媾和事业，未获批准的《凡尔赛条约》，以及决意挫败总统而将美国纳入国际联盟这一决心的共和党参议员。但就在此时，威尔逊总统终于意识到了高昂生活成本才是决定成败的政治问题，于是他召见了司法部部长帕尔默。1919年8月5日，在会见了上司之后，帕尔默在公共场合露面，向等候的白宫记者团发誓：“司法部将动用美国各地的所有执法人员，对食品囤积者和大发横财的奸商穷追不舍，直至抓获。”[2]
如果想找出大通胀的成因，我们就应该始终着眼于华盛顿特区和其他交战国的首府，这样研究才会更有成效。正是政府导致了物价大幅上涨，也就是各国政府印刷的钞票太多，导致了货币贬值（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整幅景象更加清晰）。交战各国是靠负债来打仗的。它们花的钱比收的税多，而资金缺口就靠借债来弥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印了过多的钱，光靠从民众那里抽税或挪借储蓄无法获得这么多钱。极度缺钱的各国通过印钞机创造了购买手段，却并没有造出相应的物资供大家购买。更多的钱追逐同样数量的商品意味着物价上涨，而更多的钱追逐更少的商品供应（军工挤占了民用生产）意味着物价还要涨得更高。疯狂筹钱才是战后大通胀的症结，物价上涨只是症状罢了。但威尔逊总统不承认这一点。在他和帕尔默讲给人们听的故事中，贪婪才是问题所在。为了逐利的粗鄙愿望，食品商们不让蛋、肉、黄油和食糖入市。他们没多久便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以期获得暴利。当局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战时管制将某些类型的商品囤积定为犯罪。“囤积居奇”成了这种本来很常规的商业行为的污名词。由于美国还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来正式结束战争，紧急状态法规仍然有效。
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威尔逊将温和得多的通货膨胀归咎于所谓漫天要价的商人。他责怪说：“高昂生活成本是有人沆瀣一气、暗地操纵的结果。”[3]到了1919年8月，他重复了这一指控。他质问道，在过去12个月里，鸡蛋供应量增长了10%，为什么鸡蛋的批发价格却上涨了1/3，直抵40美分一打？他宣告，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应有权对从事州际贸易的公司实施许可控制，以防在生产和销售中产生“昧着良心”的利润。但这项工作要留给未来的某个开明时代。此时此刻，战时食品控制法仍然有效。它的反囤积条款应得到扩充，直到囊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作为某种示范工程，威尔逊总统要求国会严厉惩罚哥伦比亚特区的囤积者和暴发户，因为在那里，国会的“立法权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对通胀症结有更好的诊断，那么威尔逊会在从事借钱的部门（也就是财政部）和人为替财政部提供较低借款利率的美联储身上寻求解药。相反，威尔逊总统选择了司法部。为了羞辱那些索价高于政府认可的“公平”价格的商人，司法部部长帕尔默恢复了联邦食品价格管理的一支战时团队。为了曝光人民公敌隐匿的食物，他组织了几支联邦侦缉队。1919年8月16日，帕尔默的手下宣布在底特律市和纳什维尔市缉获了数百万枚鸡蛋，在俄亥俄州坎顿镇缉获了20万磅糖。此后，政府对嫌疑奸商食品仓库的搜查持续了数周，遭扣押的商品包括各种美食、腌肉、鲑鱼和猪耳。一旦受惩奸商同意在联邦政府官员监视下以“合理”价格出售这些物品，政府就会随时将这些物品归还给它们的主人。
帕尔默传记的作者斯坦利·科本（Stanley Coben）说，这位司法部部长非常清楚1919年和1920年早期的通货膨胀是世界性问题，而不光是美国的问题。1919—1920年，各国商品批发价格都上涨了，澳大利亚的涨幅为21.1%，英国的涨幅为20.4%，法国的涨幅为42.9%，日本的涨幅为9.7%。[4]帕尔默发话说：“我就是那种相信大部分高昂生活成本源于商人当中的害群之马充分利用其他一切条件牟利的人之一。如果我们能够抓几个炒作者并将其作为典型，同时广泛宣传这样的奸猾之徒逃不出惩罚的事实，未来这个国家发不义之财的取向就会减弱一些。”[5]
1919年，“战前”一词让人联想起那无力挽回的太平盛世，但也存在争议，尤其在货币事务方面。在美国，1873年至1896年长达一代人的物价下跌引发了一场政治运动：要求价值更低、数量更多的货币。他们大声疾呼，给我们银币吧！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演说家，呼喊得最持久、最激昂。1896年，布赖恩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数最终屈居于支持金本位的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之后，排在第二。至此，货币问题在政治上得到了解决。1900年通过的《金本位法》确立了黄金单独（而不是黄金和白银共同）成为美国官方货币金属的地位，那次选举结果在联邦法典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然而，事实站在麦金莱一边。19世纪最后25年，物价下跌，但不是因为缺乏货币或信用。这两者的确都不缺。1860—1891年，商品批发价格下降了58%，而流通中的货币却增加了344%，纽约市票据清算上升了471%。当货币存量上升时，货币在人们手中的流动速度也变得更快。[6]
19世纪最后35年物价下跌的根源，确切地说是企业和发明的极度繁荣。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随着成本下降，物价开始下降，工资也跟着下降，尽管工资下降速度赶不上物价下降速度。1865—1900年，非农业雇员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75%。[7]
然后，物价开始扭头向上。1896—1914年，商品零售价格以年均不下2%的速度增长。久而久之，21世纪的消费者习惯了生活成本节节攀升（或工资购买力步步下跌）。可在20世纪早期，人们并没形成这样的预期。对于某个年龄段的购物者来说，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物价的上涨。
这是一种没有明显原因的通货膨胀。至少，一位21世纪的经济学家在不受驱使的情况下是不会去考虑这个原因的。联邦预算并不总有盈余，但赤字年份是例外（1865年后，分别为1894—1899年、1904—1905年、1908—1910年、1913—1915年和1917—1919年）。美国货币当局也没有粗糙地采取任何印刷钞票的奇思异想。事实上，直到1914年美联储开张之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构（除了在1907年恐慌期间，美国财政部承担了一些中央银行的职责）。
在战前岁月里，黄金是美国的法定货币。人们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枚20美元金币，砰的一声扣在柜台上。这枚钱币铿锵作响、震撼人心，因此就有了这个说法：“带响”（sound，双关语，也指稳健）的货币。更有可能的是，购物者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一张纸币，因为纸币比金币更方便携带。这些纸币包括国民银行券、银券、国债债券，一旦美联储启动并开始运转，纸币还包括联邦储备券，更别提用于从银行账户提款的支票了。它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但每一种纸币最终都可以根据持有者意愿兑换成黄金。金币本身占到1913年美国流通货币供应量的16%。
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的价值不是来自政府烙下的印记，而是来自这种金属固有的价值。在法律上，1美元被定义为黄金的重量，即23.22格令纯金。因为每盎司折合480格令，所以每盎司黄金的美元就用480除以23.22，即20.67美元来表示。在全世界（也就是“文明”世界），随着有钱人喜爱彰显身价，黄金也是最优秀的货币。没有哪个国家的黄金比另一个国家的黄金更好。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享有比另一个国家的货币更大的特权。
货币流向有利于它的地方。如果美国的利率比欧洲的更有吸引力，法国的黄金就会被运往纽约。在那里，人们将这种金属转换成美元，并投资于债券或商业票据。资金涌入会将美国的利率压低至欧洲的水平。随着运送黄金激励的消失，流向纽约的黄金就会停止。
不然，如果美国的利率降至全球利润水平以下，海外各国的美元持有者就会把这些美国纸钞兑换成黄金，并将金币、金条和金锭运回自己的国家。这种黄金外流会提高美国的利率，而利率会一直涨到黄金外流停止的那一刻。
大量黄金涌入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它扩大了货币供应。黄金外流往往会导致通货紧缩，它收缩了货币供应。自然趋势就是如此。实物黄金的涌入如果碰到需求增加，可能就不会带来通胀效应。实物黄金的流出也是如此。仅仅靠货币数量本身并不能自动决定什么。
在极端情况下，即使没有蓄意的政治管理，黄金的获得和流失也会发生逆转。当一国物价居高不下时，黄金就将停止进入该国。或者，当一国物价低得诱人时，黄金就将停止逃离该国。
因此，贸易和收支方面的“失衡”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消费多于生产，那么一个国家最终会出现黄金短缺。正如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对金本位制的“同步机制”所描述的那样，由此造成的对货币和信贷的压力“将有助于降低物价水平和扩大出口贸易”。[8]该体系几乎得到了发达经济体的普遍认可，引用20世纪货币历史学家阿瑟·I .布卢姆菲尔德（Arthur I. Bloomfield）的话说：“一旦采用金本位制，只有极少数国家会被迫放弃它，黄金货币贬值的现象是极其罕见的。”[9]
在利率设定和货币流动方面，中央银行扮演了一个配角。它们很少雇用经济学家，也很少参与“宏观经济管理”。为了吸引或排斥黄金，它们调整了受自己控制的利率。或者，就如法国的情况一样，法国调整了准备用于兑换纸币的金币大小和质量。其主要工作是以合法兑换率将黄金兑成纸币，反之亦然。在危机时期，中央银行高息贷款给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只接受优良的抵押品。除了极少数例外，“救助”是闻所未闻的。在伦敦，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和1890年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的倒闭，促使英格兰银行伸出了援手，但不是从纳税人那里掏钱（尽管该银行是一家准公共机构，但它归投资者所有）。“名人中央银行行长”出现的日子仍然要等到未来。
在1918年停战协定签订4年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满怀眷恋地回顾了那次枪击事件[10]开始前的货币安排。他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写道：“要是能重新实行金本位就好了，我们都认为，这种改革将促进贸易和生产，还将刺激国际信用，并鼓励资本向最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转移。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将会受到抑制。”[11]
显然，金本位制并不比人类的任何其他发明更完美，但它难道不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缺陷最少的货币体系吗？耶鲁大学声名显赫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不准备承认这一点。他毫不怀疑，人的智慧（比如他的智慧）能够策划出更优越的制度。
费雪是个极少疑虑且精力充沛的人。他提倡公共卫生（凭着自身结核病幸存者的权威）、禁酒、普通股、优生学、素食养生、印度冥想以及政府的经济管理。一家开明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存量来抵消景气-萧条波动，他差不多就是这么建议的。
费雪拒绝了布赖恩主义者[12]争取银美元的运动，但他并不否认货币数量是决定物价和工资的最重要因素。他也不像同时代的其他人那样，对信贷和商业的周期抱持宿命论。
费雪表示，稳定才是关键。物价水平应该不涨也不跌，维持不变就好了。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不偏不倚要求能够做到这一点。开明的中央银行行长应该实现这一目标。费雪在1906年宣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3]
这可不光是某位大学教授在构建理论。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法国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著名经济学家都盛赞费雪是个天才。在更晚的时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还对他不吝颂词。我们从费雪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就绝对可以看出，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
费雪可以接受美元价值相对黄金稳定这个自明之理，必然如此，因为美元的定义就是黄金的重量。但这种数学等式并不能提供真正的稳定性。相对于黄金，商品价格显然并不稳定。物价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下滑，在进入20世纪后的那段时间才开始上行。不断下跌的物价是对债权人的慷慨，而不断上涨的物价给债务人带去了好处。
费雪提出，如果美元的黄金重量能够定期调整，以反映收银台上黄金购买力的变化，那该有多好。他敦促将金币从流通中退出——它们不过是些“名目”（token，符号）而已。他认为，让经济技术官僚精心筹划以确保持续调整，可以保持恒定不变的购买力。费雪写道：“我们现在拥有的是重量不变、购买力变化的金美元，可我们需要的是购买力不变、重量变化的美元。”我们没有必要依赖黄金的非人格化流动反复平衡国民经济。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做得更好。[14]
1913年，在美国经济协会第25届年会上，费雪的这个想法受到了与会者的尊重与聆听。他期待着在1914年召开的以“高昂生活成本”为议题的国际会议上，再次说服同行彻底改变观点。恰好战争爆发，会议也取消了。生活成本以1913年学术圆桌会议与会者几乎意想不到的方式急剧地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