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日本从1853年改革以来迅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给世界历史留下了许多鲜明的故事。今天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外部世界提起它时，人们感兴趣的是其传统艺术、饮食、时尚设计与动画产业；关于日本的政治与经济机构，更多的则是政府的无能、经济的低迷以及“日本第—”神话的倒塌。
为了寻找日本陷入困境的原因，塔格特·墨菲将目光投向从平安时代开始的政治经济史。日本的枷锁，早在1603年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时铸成，幕府统治对秩序与稳定的痴迷，将等级观念直接注入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不仅将全世界拖入战争的泥淖，也使现代日本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债务。
战后致力于高速经济发展的日本，也未曾摆脱这道历史枷锁的束缚。 尽管日本曾凭借其劳动体制、技术和资产赢得了海外市场，但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新型产品与服务模式，固守传统的日本企业开始停滞不前。有关国家神话的构建和战争叙事的谎言，以及安倍政府鼓动的排外情绪，亦为日本套上了新的枷锁。
打破日本枷锁的关键在哪里？ 日本是否能够期望一位新领导者，以修复脆弱的日本经济，重建正当的对华、对美关系，并充分利用其文化优势和社会资源？作者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知日派”有关日本政治建构的历史，加上自身对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各边缘阶层的体察，试图寻找一个在枷锁中缓慢前行，却又富有生机活力的日本。
作者介绍
R. 塔格特·墨菲（R. Taggart Murphy）
日本筑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15岁随家人移居日本。
曾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长期为《哈佛商业评论》《纽约时报》《新左翼评论》等重要报刊撰稿。他还著有《日元的重量》（The Weight of Yen），并与三国阳夫合著《日本的政策陷阱》（Japan’s Policy Trap）。
部分摘录：
日本近代化的开端一般追溯至1868年。那一年，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正式“大政奉还”，结束了日本250年来与世界半隔绝的状态。当时，除非有意视而不见，所有人都已经接受彻底改革的必要性。日本如果不想被西方国家殖民化，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汇聚政治意志，彻底改变其经济及社会状况。用它自己的话说，如果想参与一个正在经历工业革命改造的世界，这是唯一的方法。远离世界已不再适用。
到19世纪末，日本似乎真的成功了。当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被束缚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枷锁中，只有埃塞俄比亚、泰国与日本能庆幸逃过一劫。而日本的成功远不止于此，它自力更生成为帝国主义强权的一员，拥有海外殖民地、重工业与现代化军队。但45年后，日本为其“成功”付出了长远的代价，不但在战争中落败，而且失去政治独立，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日本为什么会在19世纪成功，其后又在20世纪失败，如果不掌握德川数百年统治时期日本经历的演变，就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因此，不少历史学者认为，相比于1868年，1603年（这一年，德川幕府正式建立）是更重要的分水岭。同样，德川年代被归为“近代早期”，而不是“中古时代”。
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武断。1603年见证的连续变迁其实与1868年一样多，其重要性也不遑多让。的确，后者看起来更像是与过去的真正决裂，如果只是因为当时日本的领导人开始穿西式服装，建造西式洋房，又引入带有西方标签的制度并嫁接到本土架构上。但如果必须选择，1603年这一年更为重要。就在那一年，日本接受了近代国家体系的决定性特征：只有全国性政府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政治特权，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权力只能归中央政府所有，而非地方政府（如“藩”或封地），或多国政府（如帝国）。1603年以前，朝廷或幕府固然表面上可以合法使用武力和组织经济事务，各大名在其藩内也拥有同样的权力。但自1603年开始，中央权力的合法性没有受到任何根本挑战，直到麦克阿瑟登陆横滨，日本为美国占领。1603-1945年，日本出现了一次真正的权力转移，即明治寡头统治取代了幕府将军。这种权力转移以王政复古为名，同时按照现有的法律程序进行，影响深远。
1603年的重要性还在于，日本从那时开始有意脱离世界历史的广阔潮流，而这股潮流后来将欧洲的技术、科学、制度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扩散至全球。如果按照通常的国力衡量标准，16世纪的日本在军事、政治、技术和经济方面可以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但到了19世纪中期，日本在许多关键方面都落后了一截。但或许是一种补偿，日本的锁国政策促使其发展了高度独特的民族文化——它不只由艺术、音乐、语言和文学界定，也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统合而成。这种文化越来越明显地不同于西方文化，与其邻国也越发有别。
德川日本的锁国政策 与世隔绝并非德川幕府将军的目的。他们关注的是稳定、秩序和最大限度地巩固统治基础，以杜绝任何挑战的发生。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对德川时代的传统标签有争议，他们以史料证明，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与中国及朝鲜保持着广泛而持续的贸易文化往来。当时，日本精英仍视中国为文化启迪的源泉，幕府的统治思想仍根植于保守的新儒家学说，这种学说兴起于南宋，代表思想家朱熹强调以等级制度建立社会秩序。在德川时期，日本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轻视朝鲜并将其视为劣等落后的国家。当时的汉阳（今首尔）会定期派遣庞大的使节团到江户，而幕府则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设立倭馆。朝鲜与中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关系更为紧密，这或许使身在江户的朝鲜文人、艺术家和学者有了特别的威望。同时，统治冲绳及周边岛屿的琉球王国成了中日贸易的重要桥梁，虽然当时的琉球同时承认自己是中国与九州岛南部的萨摩藩的属国，但仍是独立实体。
因此，幕府隔离的是欧洲，尤其是欧洲的宗教，而并非邻国。也就是说，德川时期日本的对外关系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欧洲人的确将枪炮传入日本，而且我们也看到枪炮在16世纪的日本内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日本人很快便吸收了这种技术并能自行制造武器，而且很快仿造了欧洲的船舶。17世纪早期的日本并非北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后者只要西班牙人下定决心，一小撮人便可将其征服。如果不是距离欧洲有半个地球远，日本可能已经以其坚不可摧的军事实力挑战欲将其殖民化的法国、英国或西班牙。事实上，欧洲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对日本的城堡修筑技术以及武士的战斗力极为钦佩。当时，欧洲所代表的威胁并非技术的或军事的，而是意识形态的。
日本原本是否会演变成基督教国家并产生某些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反事实议题。最初，日本人对基督教的热情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都强烈。这种热情是相互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有一句著名的评论：日本是他遇到的最好的非西方国家。耶稣会早期的传教活动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被称为“日本的天主教世纪”。虽然他们的成功并未延续一个世纪，但当时的观察者完全有理由认为日本可能会全民信仰基督教。
有人认为织田信长的早逝是基督教在日本发展中断的原因之一，因为信长对耶稣会教士传授的东西很着迷，并对他们的举止行为和博学印象深刻。我们在前面也谈到他对当时佛教僧侣阶层的敌视。日本对基督教的压迫始于丰臣秀吉的偏执，最后在德川家对维持稳定的痴迷中达到顶峰。欣赏信长的人包括日本依然在世的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曾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和策划日本民主党掌权的小泽一郎。他们都认为，日本也许在信长之后犯了错误，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将自己隔离，而其间本可以发生很多变化。
假如信长再活上20年，日本会变得怎样？无论如何猜测，欧洲宗教战争是日本精英开始反对基督教的重要原因。新教和天主教间的仇恨阻止了基督教团体间任何联合行动的可能。16世纪后期，信奉新教的荷兰贸易商来到日本，他们急于想从葡萄牙人对日本外贸的垄断中分一杯羮，而日本很快便听到耶稣会士和多米尼加派如何成为伊比利亚帝国主义的前锋、加速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灭亡，以及对更邻近的马六甲、中国澳门和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威尔·亚当斯是位英籍荷兰船长，1600年在九州岛搁浅，后来成为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德川幕府第一位将军德川家康及其儿子德川秀忠所信任。亚当斯是新教徒，为荷兰人服务，他目睹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对宽广的世界有着不同于耶稣会士的特别见解。德川家康给予亚当斯一小块封地并正式委任官职。亚当斯于1620年去世。大约360年后，他成了一部畅销的历史小说的主角，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美国电视剧，名为《幕府将军》。
耶稣会士对男男性交的辛辣批评也阻碍日本精英成为基督徒。男色在大名和武士间已经成为风尚，堪与古代的雅典和斯巴达相比。耶稣会传教士对此展开的严厉攻击，当然使其在日本统治精英间很不受欢迎。
传教士在普通民众间影响力最大——被欺压的农民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兴趣与男侍童放纵狎游，更不必躲避形而上学的思辨。基督教核心教义中的仁爱、宽恕和对另一个世界美好未来的追求，都有助于基督教像野火一样在普通民众中间蔓延，因为他们正饱受悲惨生活和无尽战争之苦。正是这一点让幕府产生了戒备。而且，基督教教义中隐含着一种秩序的观念，这种秩序会独立和凌驾于现存的政治秩序之上。这种观念认为，人们可以而且应该分别向“恺撒”和“神”献祭，这令日本新政权的守卫者十分震惊并被认为大逆不道。
这并非只是顽固的问题。之前数个世纪的长期战争使得统治权上升为当时最突出的政治议题，而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如此。当一个处处受限制的羸弱天皇继续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标志时，互相竞争权益的大名和其他权力中心必须安静下来，否则日本无法和平。仅仅通过展示压倒性的武力不足以达成此目标，尽管德川在关原合战后率领10万军队在京都街头游行了三天，以强调其取得绝对胜利以及进一步反抗是徒劳的。但幕府官员显然相信只有威吓是不够的。他们鼓励培育一种意识形态，将现行政治秩序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视为对合法性的挑战，他们希望将这种挑战视为对事物自然秩序的冒犯。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统治者一方面热烈拥抱新儒家学说，另一方面大力排斥任何对基督教的支持。
日本的基督徒发觉自己身处可怕的迫害中，如同君士坦丁大帝归信以前的罗马帝国。礼拜被禁止，所有外国传教士也都必须离开，否则会被处以死刑。1637年，迫害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信徒逃难到长崎附近的岛原半岛。繁重的新征税款是反抗幕府起义的原因之一，但宗教信仰问题是核心因素。在富有魅力的年轻天主教徒天草四郎的指挥下，信徒顽强抵抗，坚持数月，然而其韧性反而让幕府坚信这是个危险的宗教，必须清除。在起义者躲藏的城堡陷落后，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屠杀，更多的基督徒在全国范围内被搜捕、被处死，或者被迫改变信仰。
其后数十年中，没有什么比同情基督教更能激怒幕府官员了。任何被怀疑的对象都被迫羞辱基督教的象征，拒绝者通常会被钉上十字架。尽管如此，“隐藏的基督徒”还是设法生存了两个半世纪，秘密地将其信仰一代代地传承下来。这个传奇故事的最后结局是悲伤和残酷的：1945年长崎被投放了原子弹，他们的后裔在日本的最大聚居地毁于一旦。
德川对秩序和稳定的痴迷 日本人生来被分为四个等级：上层的武士，其后分别是农民、工匠和商人。商人地位最低，因为他们不能创造有形的价值，大都被视为寄生虫。
每个阶级都有其具体的限制和义务。作为社会潜在不安的最明显来源，武士必须对其领主或大名宣誓绝对忠诚。在丰臣秀吉统治下已经到达顶峰的大名或“藩”体系基本上没有变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摧毁了他们之间的其他大部分权力中心（其中主要是宗教机构）。德川家康通过终止朝廷委任大名或武士的权力为这一过程画上句号。
除了幕府直接控制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包括一些最肥沃的农地），还有留给朝廷、神社和庙宇的小块用地，其他地区被分成大大小小的“藩”，由大名统治。但是，大名之间并非对等。
大名表面上统治的藩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只相当于几个村子，有的则辽阔堪比小型国家（例如在日本海岸附近的前田藩，它的藩府在金泽）。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德川幕府的关系。后者的世袭家臣（“谱代大名”）都被分封了靠近主要道路的藩地，可以直通江户、大阪和京都等大城市，他们主要是那些在关原合战中站在家康阵营的大名的后代。在关原合战前已经建立稳固基础，战后才向德川幕府俯首称臣的主要藩领大名，其后代被称为“外样大名”，即外部领主，他们包括仙台的伊达家、广岛的浅野家、萨摩的岛津家和长州的毛利家。德川家康并没有破坏这些大领主的权力，而是聪明地收买了他们。幕府官员一直怀疑，如果德川的统治受到任何挑战，那么一定来自这些“外样大名”。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幕府最后是被来自三个外部藩地的武士推翻的，即萨摩、长州和土佐（分别是今天的鹿儿岛县、山口县和高知县）。“外样大名”大多被排斥在统治的官僚系统之外。他们年轻时必须住在江户城。成年后，他们也只能隔年住在其家乡的城堡，并在江户留下人质。这些办法有效地预防大名成为动乱之源。因此，19世纪60年代外部藩地出来推翻幕府的是下级武士，并非他们的领主大名。
应该了解到，在居住地及生活方式上受到限制的不只是大名。幕府在全国建立起间谍和秘密警察的网络。旅行者经过的道路上设立了许多检查站，每个阶级的每个家庭都被禁止奢侈。武士是唯一准许佩刀的阶级，他们理论上可以以任何理由斩杀任何下层人民。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其领主不忠，他们会被勒令切腹。法律、法规多如牛毛，下层人民一旦触犯，便要被流放或被钉在十字架上，后者由基督教引入，受到当局的欢迎。
幕府给予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的权益，作为其协助驱逐天主教徒的回报（荷兰舰队曾参与炮击岛原）。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的行动范围被限制在长崎港的一个小岛上，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外出，包括每年一次访问江户并向将军朝觐。除此之外，与西方的所有往来都被禁止。在日本，除了官方允许的荷兰人，其他西方人一经发现都会被处死——这越来越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痛点，因为随着捕鲸业和其他远洋活动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海员因海难逃到日本海岸。除了偶尔派往中国和朝鲜的访问团成员外，日本人若外出至琉球群岛以外的地区，回国后都会被处死。
与此同时，曾经在德川幕府建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枪炮已经销声匿迹。除了少数幕府官员外，其他人都不得拥有枪炮，也不得生产。一个国家主动放弃一项重要的新军事技术，大概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