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讲述流感，从史前讲到1918年，从地球讲到人类，从病毒讲到观念，再从观念返回病毒本身。其核心是西班牙流感如何浮出身影并横扫全球，继而又倏忽而去，以及它对人类造成了怎样的改变。
讲述西班牙流感不能脱离母亲们给孩子详述一件事情的那种方式，因为这能够丰富并扩充此类全球性事件的庞杂背景，哪怕其对事件本身的影响短暂得只如历史脉搏的一次跳动，而这正是本书的目的。
按当今流行的说法，西班牙流感就是一次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现在，科学家、小说家、艺术历史学家像工蜂一样勤勉地穿梭忙碌于条分缕析间，将独立存在的无数个人悲剧编织在一起，形成集体的记忆，从而牢固地铭刻于我们的记忆中，世代相传。
作者介绍
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生于英国，曾在法国和瑞士居住，是一名科学记者。她的文章经常发表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自然》（Nature）、《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等刊物上。此外，她还著有两部小说《医生》（The Doctor）和《痛点》（The Quick），以及《中央大街：欧洲城市的肖像》（Rue Centrale: Portrait of European City）。
部分摘录：
100年过去了，在这个艾滋病蔓延的世界上，一种观点，即科学将会永久地战胜传染病，对于我们来讲似乎已属荒谬。但在19、20世纪之交，很多人，至少是西方人，都是相信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乐观，主要缘于微生物理论的创建，人们从中洞悉了疾病的根源在于微生物。几个世纪以前，尼德兰的一位透镜研磨师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用放大镜观察一滴池水，看到其中充满了生物，从此人们就知道了细菌的存在。但是当时的人们只把它当作一种无害的细胞外质，还没有人怀疑这种生物会使人生病。从1850年代开始，德国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法国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他们俩的发现多得不计其数，其中包括：科赫证明了肺结核，即这种所谓诗人和画家们的“罗曼蒂克病”并非如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源于遗传，而是由一种细菌造成的；同时，巴斯德也反证了生物活体可以从无机质中自然产生的观点。
通过与旧式的医疗卫生观念相结合，微生物理论开始扭转“人群疾病”的发展趋势。人们发起了一场净化饮用水和推动清洁的运动，疫苗接种项目也得以实施，尽管遇到了阻力——这并不奇怪，人们对于打上一针就可以不生病尚心存疑虑——但这些努力都产生了实际效果。如果是在之前的几个世纪，战争中死于疾病的人会超过死于战斗的，这一形势终于被反转了。虽然武器已变得愈发具有杀伤力，但军医们也变得愈发有能力控制传染病。这看起来并非吹嘘成功的正当理由，但军队的医生的确首先将微生物理论应用于实践，而后，他们的专业技能又随之被传授给民间的同行。到了20世纪初，城市终于可以自我维系了。
于是，在20世纪头二三十年，人们对科学和理性的信心逐渐高涨起来。由于发现了细菌和疾病之间的关联，人们兴奋不已，这也诱使人们把所有的顽固疾病都归咎于细菌。埃黎耶·埃黎赫·梅契尼可夫（Ilya Ilyich Mechnikov），这位无法无天的沙俄“科学恶魔”曾应巴斯德之邀访问其位于巴黎的研究所，可是他竟然当面批评对方太过时了。梅契尼可夫在1908年获得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是因为发现了“吞噬作用（phagocytosis）”，即人体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将有害细菌吞噬并破坏的机制。但是他也曾怀疑人体消化道中的细菌会释放出增加动脉负担的毒素而造成身体的老化，这种想法让他颇受嘲笑。他沉迷于保加利亚的一些村庄，因为众所周知那里的人能活到100多岁。梅契尼可夫把这些人的长寿归因于他们喝的一种酸牛奶，尤其是其中使牛奶变酸的那种“好”细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梅契尼可夫喝掉了大量的酸奶，后于1916年逝世，享年71岁。 [1] （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肠道里的细菌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
然而，病毒依然是一个谜团。在拉丁语中，“virus”的意思近似于毒药或效力强劲的汁液，这也就是19、20世纪之交时人们对它的普遍理解。巴西作家阿卢希欧·阿泽维多（Aluísio Azevedo）曾在自己1890年的小说《贫民窟》（O Cortiço ）中写道：“巴西就像地狱一样，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和每一只嗡嗡作响的绿头蝇都沾染着淫荡的病毒。”那时他心里想的可能就是一种有毒的分泌物。科学家却已经开始质疑这一定义了。它是毒素还是微生物？是液体还是微粒？是死的还是活的？病毒是在1892年第一次被发现的，当时沙俄植物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夫斯基（Dmitri Ivanovsky）发现了一种能够引起烟叶患病的病毒。他并没有真正看到这种病毒，而只是发现引起这种疾病的是一种非常小的传染源，比所有的细菌都要小，几乎小到看不见。
1892年，俄国流感正在欧洲肆虐，在伊万诺夫斯基取得这一成果的同一年，科赫的一个学生，即理查德·费佛（Richard Pfeiffer）发现了导致流感的细菌。对，就是细菌 引起了流感。“费佛氏杆菌（Pfeiffer’s bacillus）”的确存在，又被称作“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它的确能导致人类患病，但并不是它引发了流感。（费佛在命名上犯下的错误恰似对科学家们的一个警告，或者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没有人怀疑过流感是病毒造成的，那个无法归类的东西躲藏在人们观察能力之外的某个角落。到了1918年，依然还是没有人怀疑它。实际上，病毒在当时只占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小小一隅。它们没有被观察到，也没有针对它们的检测。这两个事实是理解西班牙流感的关键。正如本书要揭示的，正是这次大流行才让事情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需要时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他那本极富现代性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 ，1922）中写道：“手足口病。被称为科赫的制剂。血清和病毒。”当时，他对病毒的看法很可能与阿泽维多相类似。 [2]
巴斯德和科赫的追随者将微生物理论广为传播，使它逐渐取代了盖伦的疾病观念。与2000多年以前希波克拉底所引发的心理转变一样，这次的转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只能慢慢地接受它。在19世纪中叶，当两次霍乱疫情横扫伦敦之时，这里的居民把它归咎于从肮脏的泰晤士河（River Thames）升起的污浊难闻的空气。经过一番出色的调查工作，致死病例都被标识在一幅地图上，一位名叫约翰·斯诺（John Snow）的医生为了查找一次疫情暴发的源头而追踪到了城里的一个水泵，并推理出正确的结论——传播霍乱（cholera）的是水，而不是空气。他在1854年发表了自己的结论，但是直到1858年的“大恶臭（Great Stink）”——一阵炎热的天气使泰晤士河沿岸未经处理的污水变得臭不可闻——之后，官方才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巴泽尔盖特（Joseph Bazalgette）的工程师为这座城市设计了一套有效的排水系统。其理由是什么呢？他们以为消灭了“瘴气”就能够消除霍乱。
对于在疾病面前的个体责任，微生物理论也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令人吃惊的是，希波克拉底对此竟有一些相当现代的观点。他相信，那些没有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人，对自己的患病负有责任，但是不应该因得自遗传的疾病而责难一个人。只是即便在后一种情况下，每个个体也还是可以有所选择。希氏以奶酪为例，认为一个人应当据自己所遗传的体质来决定是否吃奶酪。他说：“奶酪，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同样有害；有的人可以大吃特吃却安然无恙，不仅如此，这样的人还能因此而身强体壮。而其他一些人吃了奶酪以后则会出现非常糟糕的状况。” [3]
到了中世纪，人们又转而把疾病的责任推给神或者上帝，虽然科学已经兴起，这种宿命论的观念却还要再盘踞几个世纪。1838年，法国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带着她那患有肺结核的情人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来到西班牙的马略卡岛（Island of Majorca），希望这里的地中海气候可以让她“可怜的忧郁天使”的症状能够得到些许缓解。她并未奢望肖邦能够痊愈，因为她知道肺结核是不治之症，但她也并不认为自己会被对方传染。然而，到那时为止，对于肺结核病因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当这对情侣抵达岛上的港城帕尔马（Palma）时，发现本地居民根本不想搭理他们。愤怒的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人们要求他们离开。在那种纬度地区，肺结核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而且被认为具有传染性。 [4]
在19世纪，传染病依然和地震一样被视作天降的灾祸。微生物理论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对传染病进行控制的可能性，这一启示将一套全新的理念付诸实践：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通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介绍了进化论。当他谈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时，并未想到这个理论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而他的同时代人却恰恰如此行事，创造了所谓的科学：优生学（eugenics）。优生学家认为人类由不同“种族（race）”组成，各种族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适者生存，顾名思义，意味着“劣等种族”会因为缺乏内驱力和自律而最终堕入贫穷与卑贱。这一思路很微妙地恰好与微生物理论相契合：如果穷人和工人阶级更容易受到斑疹伤寒、霍乱和其他致命疾病的伤害，那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为巴斯德说过，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19世纪末，优生学为世界各地的移民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德国人类学家忙着在非洲殖民地划分人的“类型”，而在美国的一些州，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要被强制绝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的优生学家认为日本人是低等种族而要把他们赶走，优生学在日本却同样很流行——当然，在那边日本人自然就属于“优等种族”了。 [5] 优生学在今天已成为禁忌，但在1918年却是主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应对流感的措施。
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说过：“不同世代的人类心灵是难以相互理解的，就像莱布尼茨的‘单子’ [6] ，一个紧挨一个却又互不相干。”对比1918年与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强调几点明显的区别。当时，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战争的发端主要缘于欧洲大陆上几大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在1914年已充分显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被欧洲殖民者瓜分。殖民浪潮已达至顶点，而从那时开始的长期去殖民化进程将会瓦解这种帝国统治，并给殖民地带来解放。但是在1918年，最后的殖民战争，即北美印第安战争（Ameircan Indian Wars）——由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对阵印第安原住民，并将后者击败——的最后一场会战还是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