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罗新教授近年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反映他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反思与理解。这些与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历史、发现中国、认识世界异曲同工，一个目的即追索历史的纵深感，尝试发现和讲述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的历史论述，示范了一种健康的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 我们的历史知识从哪里来？
★ 传统的历史叙述、众所周知的历史认识会不会出错？
★ 为什么历史会被滥用和错用？历史知识为什么会有偏差和错误？
★ 匈奴是故事还是历史？以狼为祖先的是传说还是真实？
★ 西欧骑士身上的佩剑真的来自中国吗？
★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到底是什么？
★ 反思历史叙述的单一与纯粹，示范如何独立、健康地分析和观察历史的典范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是历史学家的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作者介绍
罗新，1963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009）、《黑毡上的北魏皇帝》（2014），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2018）。
部分摘录：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the Memorious），写一个名叫富内斯的普通人，因为从马上摔下来，从此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凡是他见过、读过、听过、感受过的，都不再忘记。用富内斯自己的话说，他一个人的记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记忆的总和。事实上这话是绝不夸张的。看一眼附近的山，我们最多记得山的形状和大致的色彩，他却记得那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树叶、每一根小草，以及山上的一切事物在每一个不同时刻的不同色彩和形态。在富内斯的记忆里，时间是绵密、连续、清晰并且可以分解到最小单位的。他最大的苦恼是处理这些记忆，过于丰富的细节使分类变得不可能，因为分类的前提是概括，概括的基础应该是此起彼伏的断裂，而不能是如此完美的连续。有了他这样的记忆力，我们不仅无法理解“白马非马”这一古典逻辑辩论，甚至也无法讨论“白马”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头脑中并没有抽象的“白马”，只有巨量的、彼此相异的、具体的白马。富内斯觉得，他至死也完不成对儿时记忆的分类，更不要提别的时期了，所以他说：“我的记忆就像一个垃圾场。”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不断膨胀的垃圾场会永远相伴，直到他的生命被彻底吞噬。
富内斯的故事以极端的方式提示我们，对于生命来说，遗忘比记忆更重要，或者说，正是遗忘塑造了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正在于理解遗忘。记忆取决于遗忘，遗忘造成物理时间的断裂与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富内斯的悲剧在于他丧失了遗忘的能力，因此他的生命时间被置换成了物理时间，而他所说的普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looking without seeing, listening without hearing），才是揭示生命本质的秘道之一。从这个认识出发，遗忘不再是人类被动和消极的一个生理缺陷，反倒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前提条件，从而具备了主动和积极的意义。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谈到了“主动遗忘”：“遗忘，并不像平庸肤浅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怠惰，反而是一种……提供沉默的积极能力，是为无意识所提供的洁净的石板，为新来者腾出空间……这些妙用就是我所说的主动遗忘。”在尼采看来，主动遗忘就是为了治愈创伤、克服心魔而故意忘记过去。在这个意义上，遗忘就具备了肯定和确认的功能，而不是表面上的拒绝和排斥。有时，遗忘过去就是为了重新开始，打破时间的连续，就是为了使一个期望中的未来有可能呈现。
近代以来的历史理论自觉地把记忆与历史联系起来，视历史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产物，并发展出一系列丰富深入的记忆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历史与记忆》等。不过近二十多年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开始重视遗忘研究，与早已存在的“集体记忆”相对应，“集体遗忘”（collective forgetting）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在此前的研究中，与集体记忆相对应的概念是“集体失忆”（collective amnesia）。“失忆”的提法倾向于强调个人和社会在记忆丧失过程中被动的一面，也就是说，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社会与个人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所以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新兴的遗忘研究则赋予遗忘过程以积极意义，强调的是社会和个人出于当下的需要和明确的目的，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的联系。
遗忘研究的一个共识就是，记忆可以由遗忘来定义。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如果说集体记忆是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共享的记忆，那么要研究这些共享的记忆，就不能只考察那些被记下来的内容，还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权力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研究者应该深入考察这种排斥的原因、方法与路径。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建设集体认同的基础，那么记住什么与不记住什么对于集体认同来说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对2004年马德里爆炸案的共同记忆固然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基础之一，而同时，遗忘或回避有关殖民时代野蛮对待拉美土著的那些血腥往事，同样也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前人”，并不是一个单一意志的人群或力量。事实上，与当前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一样，“前人”也从来都是由多重利益和意志主体构成的，多个人群对于如何叙述历史必定存在彼此相异的主张，而且他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尽可能实现其主张。一些人力图遮掩的，另一些人则拼命要昭告天下；一个集团认为必须让后人长久记忆永不遗忘的，另一个集团则会尽力消除其所有痕迹以使后人完全不知其存在。因此，遗忘什么，记住什么，哪些是应该传下去的历史，哪些不应该让后人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我们今天一律视为史料的那些历史碎片，就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竞争的结果。如果参与竞争的力量比较多元，各竞争力量间的平衡度也比较高，那么留存下来的史料就会显得较为混乱，因而给后来研究者开放的空间就比较大。如果参与竞争的力量比较单一，而且竞争者之间在资源和权力方面严重失衡，那么竞争的结果就会只剩下优胜者整齐划一的历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相互矛盾的史料可以看作不同历史叙述长期竞争的残迹，对这些历史残迹的分析，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地层关系。历史不只是记忆之间的竞争，而且是遗忘之间的竞争。由这个立场出发，可以认为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正如王国维所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政治体，历史叙述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要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无助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从而使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获得独尊地位。这一认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学官修正史的传统。官修正史的一枝独秀，恰恰映照了政治权力作为历史叙述竞争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其他所有竞争者都因弱势而难以发声，在这一传统之下，众多的非官方历史叙述早已被排斥、屏蔽和遗忘了。官修正史代表王朝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判断，不符合王朝利益的往事为正史所屏蔽，因而也就为社会所遗忘。遗忘研究已经指出，要实现遗忘，不仅可以通过缄默，而且可以通过喧哗。全社会对一个事件的缄默不语固然会造成该事件彻底从记忆中消失，而全社会热议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事项却完全不提该事件本身，同样会造成该事件的遗失。官修正史看起来是为了记录历史，但某些特定的重大事实被有意忽略，其结果就是读者无法获知其存在，这就是采用了在喧哗中实现遗忘的策略。正史制度本身，可以说就是专制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官修正史连续编纂的传统并不表明中国史学的丰富伟大，因为政治强权对历史论述的独占使得许多重要事项很早就被成功地遗忘了。
历史是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其功能是通过讲述过去而帮助现在。然而构成社会的各人群在当下利益格局中的不同处境，决定了他们对讲述过去的不同需求。虽然古代史学很早就树立了董狐、南史这样的“直笔”楷模，历史编纂似乎也很早就标举求真的高尚目标，但对“真”的判断却可能因人因时而异。当然，从现代历史学的立场出发，任何篡改和忽略已知史实的历史论述，都会被排除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外。而在历史学自身的历史中，早已发展出超越文化差异的求真原则，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史学论证的技术规范，从而使得历史学具有了科学的属性。这种发展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具有科学属性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具有科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其实历史学的这一发展，恰恰源于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要说前文字时代的口传历史时时刻刻都面临改写，即便是有文字时代的历史书写，也处在因应需要而不断增损的过程中。这么总结似乎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历史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其不确定性。霍金在《时间简史》中问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记得过去，而不是将来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任何人都宣称自己记得过去，恰恰因为过去是不确定的、可变的。不确定的历史因应现实的需求而改变，历史编纂就成为一项永不止息的政治作业，因而历史论述本身也具有了命中注定的不确定性。
在有文字时代里，参与竞争的某些历史论述虽然被压制、被排挤，但仍可能通过书写载体而幸存，或存留一点残迹，等待未来的同气相求者的发现以再次登场。弱势的论述尽管会被碾压、被撕扯、被消音，但仍可能保存一些印痕、碎片，等待着被未来的竞争力量发掘、复原并发扬光大。书写使竞争变得更复杂、持久，使完全的遗忘变得更难以实现，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竞争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恰恰相反，竞争甚至变得更加暴烈、血腥了。如果“焚书坑儒”还不是最合适的例证，那么两千多年间频频发生的史案和文字狱，总可以说是国家权力控制历史论述的鲜明表征。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官方掌握的历史编纂机构里，一些历史学家也未必能及时理解真正的“官方”意志，或甚至与掌权者持有相异的史学立场，类似的冲突会造成历史编纂的怠工或写作表达的隐喻。体制内的职业历史学家中，从来就不缺乏刘知几那样“满肚不合时宜”（浦起龙评语）的人，也偶尔会有董狐那样“书法不隐”（孔子评语）的所谓“良史”。“良史”总是因为要记下掌权者认为必须忘记的事情，通常没有好下场，遗忘才是这类冲突的主旋律。
后之论古，倾向于批判和否定历史上权力对于直笔的压制，也许这可以看作伦理意义上历史学对先前竞争失败者的一种补偿，以及对滥用权力者的一种报复。不过，补偿也好，报复也好，道德评判在这里未必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遗忘的竞争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下面我用具体的案例，来展示以上有关遗忘思考的史学意义，及其在引导我们揭示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所可能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