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系统地介绍和解读了日本宗教、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历史演变，以及由这些文化元素凝聚而成的日本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并将这些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政治社会发展有机联系，加以分析和解读。作者从比较视角论述日本千余年与中国交往并融合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以及近代以来百余年与西方交流并调适西方文化的新鲜经验。同时，作者还指出，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全盘“汉风化”和全盘“洋风化”的思潮，但日本*终分别以“和魂汉才”“ 和魂洋才”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指导思想，构建起“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
作者介绍
叶渭渠（1929—2010）， 日本文学研究专家、著名翻译家。曾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别研究员，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史》等，译作有《雪国》《伊豆的舞女》《睡美人》等，主编《川端康成文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日本古典名著图读书系》等。
部分摘录：
经过前述第四纪洪积世到冲积世自然条件的激烈变化，也形成了社会变革和文化形成的特质。在日本列岛约一万五千年前的第四纪的遗物中只发现了石器，这些石器多为刃器、尖头器等。这与一般文化历史都是从石器出现开始是相同的，都是打制石器。在日本，这一旧石器时代又称“无土器文化时代”。日本原始经济和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至公元前七八千年，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日本称“绳纹文化时代”（约公元前七八千年—前3世纪）。继石器之后，在第四纪后期的堆积层里，先后发现了“绳纹土器”，宣告从“无土器文化”进入“绳纹土器文化”时期。
绳纹文化时代，石器与土器并存。初期以打制石器为主，有石矛、石匕、石篦等。其后逐渐走向多样化，从打制石器逐渐发展到半磨制石器、磨制石器，特别是从石斧发展到石镞、石刃等原始生产工具，这是绳纹文化（即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标识。在发掘的绳纹文化时代的石器中，还出土了许多石偶。最具代表性的，是爱媛县上浮穴郡美川村上黑岩出土的“原始女性像”，这是用线雕的方法，雕刻了下垂毛发中的两个乳房，似乎象征女性。这是迄今日本列岛发现的较早的石雕之一。
上述磨制石斧、石镞、石刃等原始的斧头、弓箭器物的存在，还有骨镞、骨角器、穿孔硬玉等的存在，说明绳纹人可以使用这些工具伐木、制作独木舟，以及射杀和捕获鹿、野猪等动物，初步掌握了原始农牧经济生活手段和手工艺技能，而狩猎需要多人配合，进行集体性的生产劳动。于是，绳纹人开始从漂泊流动生活方式，发展到以小共同体为单位的村落群居的生活方式。据考古发掘的遗迹推测，大约是以10～20人为一个单位。这说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约公元前三千年，绳纹文化时代中期，随着地理环境发生变化，出现从“海进”到“海退”的现象，海面相对于陆地下降，海水后退，海面趋于平稳，沿海岸的绳纹人开始了渔捞生活，以鱼、贝作为膳食。在离日本海岸100公里的离岛上，也发现了人类遗迹，除了石器、土器之外，还有在东北地方的贝冢里，出土了大量角骨器，比如角骨制的钓钩、鱼叉等渔捞作业用的原始器物，以及圆木小舟等出海的工具，说明绳纹人当时已从采集、狩猎生活扩展到渔捞生活，捕鱼拾贝成为绳纹人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初的生产力和物质创造力，开始了采集、狩猎、渔捞的原始经济生活和原始文化生活。
绳纹文化时代是以土器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时代。绳纹文化时代早期的土器，大多用无釉泥土烧制而成，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主要是满足单纯的实用性。这时期的土器，多是似食具的深钵形，分为尖底深钵和平底深钵。最初的钵形是尖底的，刻上简单的捻线波状纹，有一种不安定感，然后用黏土卷上绳纹，以求得一种安定的形态，这是最原始的成型技法。但是，由此刺激了造型意识，其后在产生平底深钵的同时，在口颈部位、胴体部位，施以隆起纹（浮线纹），纹样有波状纹、浅绳纹、涡卷纹、爪形纹等。其施纹技法，是采用植物纤维，在黏土的表面横向回转押绳纹，大多是饰有草绳的立体花纹，开始具有某种装饰的意识，逐渐产生了多样变化的装饰纹样。绳纹时代中期加上雕塑或透雕的装饰；绳纹时代后期产生绚丽华美的纹样，形状各异，器体也多样化，从尖底深钵土器、平底深钵土器，到圆筒土器、香炉形土器、瓮形土器、壶形土器。壶形土器又分大口壶、注口壶等，分为制作精巧的装饰用小土器与粗大的日常用土器，出现两者并存的土器文化现象。
由于这个时代的土器，多施以绳纹，故称为“绳纹土器”。绳纹土器的形态，从绳纹文化时代初期的简单、粗糙、素朴，发展到绳纹文化时代后期的坯土精细、形态复杂、纹样洗练化和复杂化，显现出一种丰富的装饰性造型的力量。绳纹土器的进步，是最早的也是唯一可以引起原始人共同感动的一种艺术现象。
土器的进步和发达，培育绳纹人擅长于黏土技术，制作出各种土偶，这是原始工艺中最具特色的，而且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上，尤其是工艺美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所谓土偶，就是用黏土制作成某种形状的原始泥塑，以东日本地方出土为多。早期的土偶，是小型的扁平土偶，逐步演进为立体型的土偶，并加上装饰的要素。最早出现的人形土偶，是心形土偶，多属抽象性的，一般都缺手足或头部，躯体并不完整。有的专家分析，这不是制作者无意识的造型，而是有意识造成这种缺损，象征祈求神保佑病伤者解除痛苦，早日痊愈。这恐怕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绳纹人出于原始的信仰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就是制作者尚未具备完全自觉的造型艺术意识或原始工艺的未自觉成熟而造成的。其后发展有手足、头部的土偶，而颜面是无表情的，也仅具象征意义，工艺手法也很粗拙，但是，这种土偶已显露出古代人的造型意识。绳纹时代中后期，土偶已进入立体性的发展阶段，颜面增加一些表情，还加上了手足，以及立、蹲、坐的各种姿态，在素朴的造型中，展现了其写实的风格。这不仅发挥了泥塑的表现艺术力，而且也初露了制作者的原初美意识，展现了这一时代土器文化的成就。土偶从抽象性发展到具象性，以女性土偶居多，占80%～90%。这些女性土偶千姿百态，著名者有穿衣女偶、坐姿型女偶，男偶著名者则有挂甲武装土偶。
绳纹时代晚期的土偶代表作《遮光器形土偶》《丰满的女性像》，是以朴素手法进行创作的，它们已初露出绳纹人造型艺术的才能。《遮光器形土偶》以原始的自然主义手法与几何学纹样交错，人体和纹饰的复杂结合，变化多样，装饰丰富，两只大圆眼居中，几乎占了整个面部，嵌着一个小球形的鼻子和一个圆轮形的嘴巴，颜面则用遮光器遮盖，令人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紧张感，实现了怪异的艺术造型效果。《丰满的女性像》中的女性面容，在奇异中微露温柔的表情，裸露的大乳房，腹部膨胀，呈现了妊娠的体态，很好地捕捉了原始人类的生态，反映了绳纹人对繁殖和延续生命的淳朴愿望。制作者在颜面和体态造型上，表现了人的写实姿态，并赋予其一定的立体感，更富于现实性，具有原初自然生命力的意识。但是，即使已出现人形土偶、动物形土偶，大多数面部还是断片的、无表情的、非现实的，是一种象征的表现，颇富怪异性。绳纹时代晚期还有土制的假面，这是日本古代艺能假面具的雏形。
此外，绳纹土器还有猪、熊、鹿等动物，以及房屋、舟船等形状。这时期土器的曲线纹样趋向更加复杂化，工艺技巧也表现出其成熟度。土器从实用性发展到实用性和装饰性兼具，还含有祈愿生殖和丰收咒术信仰的宗教意味，从而建构了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
家永三郎指出：“绳纹土器这种丰富形态的发展，硬玉穿孔的石工技术的发达，足以证明，从这个阶段开始，已显示工艺技巧的成熟，成为日本文化史的一个特色。”[10]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出土的土器中，出现了火焰形土器，表明列岛绳纹人已发现和利用火了。这不仅展示了原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增大了求生存的力量，而且促使“绳纹文化时代”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新的变化。可以说，发现和利用火，对促进列岛原始人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日本考古发掘，绳纹文化时代列岛还存在大量石皿、石臼，以及磨制石斧、定角石斧，尤其是在北九州地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约公元前一千年绳纹文化时代晚期的蒸器样式土器，推测这是蒸薯类等淀粉质食品和处理薯类、杂谷类用的器具。在熊本县境内不同地方，出土了绳纹时代晚期文化层的炭化了的谷粒，在一些土器上发现带有谷壳的痕迹。在长崎县出土的一些山寺式土器上，还留下了米粒的残迹。在该地绳纹时代晚期的遗迹中，还发现旱稻的种子和杂谷，当时可能已开始火田农耕，即烧杂草、树叶，然后种植农作物。同时，在佐贺县海岸沙丘或内陆谷地上，还发现了水田的遗迹。一般学者以此推断，绳纹文化时代晚期，简单的稻谷栽培技术已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通过朝鲜海峡、津轻海峡，一度传入北九州，开始迎来农耕文化生活的曙光。
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对农耕文化始于弥生时代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井上光贞、佐伯有清指出：“绳纹文化时代中期以后，已开始薯类、稻谷类的栽培，这是有力的假设。可以认为，在大多数没有接近海洋的山岳地带生活的绳纹时代人，已获得了栽培的新技术。这暗示着象征下一个时代弥生文化的水稻耕作已从九州迅速传到中部日本，奠定了栽培农耕的基础；还有，在绳纹文化时代晚期，大陆水稻栽培技术已传到九州西北部，逐渐改变了农耕是始于弥生时代的认识。”[11]
可以说，这一时期，虽然仍未形成有计划性的农耕生活，但已有火田农耕并开始接触水稻耕作技术，为在弥生文化时代的初始期进一步接受大陆水稻耕作技术、确立农耕文化，做好了变革的准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始社会意识逐渐产生，这也表现在从原始居住到一般风习和墓葬制上。绳纹时代原始人的居住，从旧石器时代以天然洞穴、巨岩背地为主，过渡到以竖穴式住居为主，一部分则是堆石式的住居模式，还有以天然洞穴而居者。从北海道到九州已发掘的一万多个绳纹时代聚落的建筑遗址来看，多为贝冢，次为泥炭层或堆石，分别有洞窟、竖坑、竖穴等形式。在茨城县花轮台的绳纹文化时代早期贝冢居住遗址，发现在一个长方形平面上，由中央部位4根主柱和沿周围配置12根支柱支撑遮蔽物的“切妻式”模式，即屋顶为人字形、山形、坡形结构的房屋雏形。这是至今已发现的日本较早的建筑遗址之一。琦玉县水子大应贝冢和神奈川县南掘贝冢，其为竖穴住居，还拥有中央广场，呈马蹄形或圆形的村落结构。特别是八岳山麓长野县尖石遗迹，在舌状台地上散落着数百户遗址；以及千叶县姥山贝冢，在1300平方米的环状大贝冢下，存在数十户被废弃的建筑遗址等。由此可见，当时通过共同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已由家族生活为单位，扩大到以集体生活为单位，形成住居建筑和小群体的生活方式，同时其居住规模逐渐扩大。绳纹人以这种居住场所作为群体的据点，通过采集食用植物和狩猎鹿、野猪等手段，获得食物，构筑起原始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从上述发掘的石器、土器的种类和居住类型的变迁可以证明，它们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落的确立和共同体的强化是相对应的。
绳纹文化时代后期，还有拔牙齿的风俗。据日本考古学家吉田格的考察，这种未开化民族的“拔牙齿”习俗，几乎遍及日本列岛。在发现人类遗骨较多的地方，如爱知县吉胡贝冢发掘的121具人骨中有114具，冈山县津云贝冢发掘的110具人骨中有83具，是存在拔牙齿的情况的。据迄今的调查，拔牙齿的年龄大概都在青春期。当时原始人寿命较短，一般平均寿命约30岁，青春期为13岁至18岁，他们已是原始社会的中坚力量。拔牙方法有多种，其中以拔除犬牙、门牙者居多，也有拔掉小臼齿的。为什么绳纹文化时代会出现这种习俗呢？田边昭三写道：“原始社会的生产体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后，围绕生产与分配，共同体的成规势必会进一步强化，这是必然的结果。从绳纹时代后期至弥生时代前期这段时期，正好处于这样的阶段。而且，这一时期恰恰正是拔牙齿风俗流行期间，这如实地反映了拔牙齿是为了强化共同体的成规，与未开化社会的情况是一样的。一旦共同体成员增加，部落间的经常性交流就会盛行，就会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共同体统一的必要。在墨守共同体成规的同时，族长的权力就会开始逐渐强化。比如，出现允许特定人物身挂硬玉制的大珠，族长手握作为指挥棒的小形化石棒等。由此，可见族长强权化的倾向。”[12]这种拔牙齿风俗，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代表特定人物和身份的一种标识，共同体规制化的一种表现，或者基于某种咒术的信仰。
日本墓葬风俗始于何时，尚无定论。从考古发掘看，在绳纹时代早期居住地的遗址附近，已发现若干土墓墓穴埋葬人骨的例子，葬制多为手脚折曲姿势的“折曲葬”。绳纹时代晚期则发现一些墓穴埋葬10副以上的死者遗骨，且人骨头旁、腹旁放有土器的陪葬品。迄今在日本列岛已发掘2000多处绳纹时代的坟墓，大都是土葬，只有少数瓮葬和石棺葬。前述的日本列岛的石器、土器、土偶等，大多是这些坟墓出土的陪葬品。据说，这是作为拯救灵魂的一种巫术器具，也成为日本最原始的工艺美术品。可以说，石器、土器、土偶这种原始工艺美术品的产生，是根植于日本的风土以及由这些风土育成的原始采集渔猎文化，其根底就是从原始巫术文化与原始劳动开始的。当时未开化人由于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性，他们企图通过巫术行为来实现最原始的本能欲求，即生产丰饶、求生克死、拯救灵魂等。当时用于巫术的石宝器，虽然粗糙简陋，却已含有巫术的要素，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从远古开始，石器、土器的工艺造型，多表现为人、马、野猪、舟等形状，乃至出现最初的巫术信仰、拔齿习俗等，这些都是当时采集、狩猎、渔捞生活的直接反映。绳纹时代晚期虽然开始出现农耕生活的兆头，但总体来说，绳纹文化时代还没有摆脱当时社会的基本形态，生产活动仍以采集、狩猎、渔捞为主，以及维持与之相应的原始信仰、习俗和文化活动。
总括来说，绳纹土器是形成日本文化史的一大特色。上述种种，都是由日本自然风土和原始生产劳动培育出来的一种特异的性格。当时阶级尚未分化，墓葬形式和陪葬品差异不大，留下了绳纹人贫富贵贱差异不大的氏族共同体社会及其原始文化生活均等的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