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艾吕雅诗选》精选了法国著名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歌颂爱国主义、自由与和平的诗歌。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都达到一定的浓度。艾吕雅认为应当在生活的平凡的一面去挖掘真正的诗；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通过平凡表现伟大。平凡的表现使我们的感情更容易接近伟大，了解伟大，接受伟大。平凡的诗句才能最“忠实”地、最“纯”地表达伟大；在这意义上，平凡的诗句是伟大感情的钥匙。艾吕雅甚至说诗的任务就是使“不平凡的事物平凡化”，也就是说使人对于异常的事物发生亲切的感觉。艾吕雅常常企图通过“朴素”和“平易”来抓住最真挚的情感，用“朴素”与“平易”来提炼“平凡”的题材，使之成为通到不平凡的感情去的钥匙。《艾吕雅诗选》中流传甚广的一首诗是《自由》，他深刻地表达了对于自由的极其固执的向往，以及在向望中的迫切与焦急不安的心情。他还在诗中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即梦与现实的交错，把一些毫无关联的事物，故意放在一起，使之发生突兀的印象，以及“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的奥妙。
作者介绍
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二十世纪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奠基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以诗歌为武器，痛斥战争，《自由》一诗被译成十种语言，由飞机空投到敌占区，广为流传。出版诗集数十种，主要有《和平咏》《畅言集》《礼赞集》《诗与真理》《和德国人会面》《和平的面目》等。
部分摘录：
我愿意和你们谈谈是我非常关心的，同时又是目前在法国热烈讨论着的一个问题：即事诗[2]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题目使当今法国的诗人们不安，正就是这个题目。说实话，这件事常常不仅使他们不安，而且使他们发生反感与愤慨。太多的无聊诗匠，太多的平淡乏味的唱小调的人，都在写诗，于是作为人生最固定的（感情）基础的、永恒的诗歌，在一般诗人们看来，似乎受到了威胁。你们一定很难设想，我们在法国遇到何种的反对，因为在法国那些恶劣的思想习惯，那些老旧的拘束，仍然是有它们的势力的。现在我想将我们的论点，提出来向你们请教。我们幸而有一种战斗诗歌的真正传统，这种传统不但是世界性的，而且也是法国的传统。法国可以举出一些诗人来，和普希金、密茨凯维奇[3]、裴多菲、波特夫[4]、洛尔迦[5]与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相提并论，那就是维永[6]、佗比涅[7]、维克多·雨果、兰波[8]以及《马赛曲》与《国际歌》的两位不朽的作者。即使在我国——在别处也一样——有很多诗人在他们甜蜜的幻梦中，或个人的不安中，昏昏睡着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说，当代的法国诗歌，经历了战争与祖国被敌人占领的考验之后，比过去要壮大得多了。它的爱国主义的情感更加强烈了，它和被压迫的人们靠拢了，决意为反抗压迫、反抗战争而战斗，它找到了集体的声音。许多法国诗人和作家都在那一场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对于我，这是异乎寻常的光荣，今天能在这儿——作为全世界和平的首都的莫斯科，紧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宣告真正属于人类的一切胜利，宣告友好的未来必然要到临的那些红星，宣读已经牺牲的诗人与作家的名字：圣-保尔-鲁、雅克·德古尔、玛克斯·雅各伯、加勃里埃·佩里、乔治·包理采、班嘉曼·克雷米欧、洛伯·德讷、让·普来弗……，以及没有提到的许多作家，他们都为了不甘心丧失做人应有的尊严，不肯在野蛮人面前低头而牺牲了生命。
一九四三年，我编了一本五十多位诗人的集子，为了不让解放之歌衰歇下去。而在今日，重又面临着使法国变为附庸国家的威胁，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反抗这些新威胁的必要性产生了一批新的诗人，他们决意把诗歌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法国的作家们和诗人们相信他们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因为他们明白，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说：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
——人民出版社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五页
我们日益明白，伟大的光明、伟大的希望照耀着我们的时代。我们明白在一九一七年，全世界贫困的人们振奋起来。一切都起了变化，阴影重又变为清凉，战斗的痛苦将位子让给了胜利的欢快，让给了人的光荣，让给了绝对的意义上的诗歌。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人类的真理树立在地球上了；所有可能的事物，一下子变成了可以实现的事物；所有自然的财富，很久以来是不可能的，变成了我们伸手可及的东西。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发展到最高度的人类的良知，变成年轻的诗歌。
我们明白自从一九一七年以来，列宁的名字，斯大林的名字，“莫斯科”“斯大林格勒”这类名字，比常用的最美丽的名字充满着更多的诗意。现在我们知道，正跟高尔基所说的一样，世界上没有比人——我们的朋友和仇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了。自从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的诗歌是客观的：歌唱真实的自然——有它的弱点的、可以改造得更完美一些的、听人指挥的自然，起着母亲及服务员的双重的、高尚作用的自然；歌唱完全洗净了自私成分的劳动的诗；歌唱为自由而战斗的诗；歌唱大家平等享用的、物质的幸福的诗；歌唱人的伟大的诗——伟大之中不容许有一丝阴影，也不容许别人比自己渺小。诗人的理想实现了：他为了大家，并依靠了大家来进行创作。诗人这名词过去曾经显得可笑，可是现在它重新获得了它的高贵的意义。现在，诗人是兄弟的同义词。这名词具有面包的分量，具有不愿意再挨饿的人的热烈与轻松。和一切游移不定的哲学相反对，诗人这名词意味着连死亡也不算什么不可克服的灾祸，因为语言由这一个人传授给那一个人，可以传至永久，超越虚空。
可能在你们眼中，今天法国诗人们的“政治诗”显得既落后于战斗诗的辉煌传统，亦落后于苏联诗歌的惊人的活动范围；那么，你们可以说我们无非是先驱者——早就在望，然而尚有待于争取的一块土地的先驱者。
对于我们之中很多的人，所缺少的就是更强一些的自觉，对于人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也是对诗歌的各种可能性的自觉。我们应当说服我们自己，正如歌德所说，“所有的诗都是即事诗”。同时亦必须说服我们自己：如果要使一种情景从特殊性转移到一般性，并且由此而获得它的价值，使它持久，使它永恒，那就必须使这种情景和诗人自身的、哪怕最单纯的愿望相符合，和他的心、他的精神、他的理智相符合。否则这种情景不免只有片刻间的、一瞬间的意义；光是在某一日期这一情景被诗人好好歹歹歌唱过的这一事实，丝毫不足以保证这情景的永远性。
我想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也是最被我们那边的那些主张“纯诗”的人所批评的一件事，就是最近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而写的一些诗。如果斯大林的生活没有这样远大的历史远景，那些诗是不可能产生的；那些诗表现了斯大林伟大的生平，对于人类的高度重要性。
因此有一些情景永远局限在插曲和轶事的阶段。可是另一些情景则将发生的事件提到历史的高度，诗的高度。
如果诗题不好，不可能设想那诗会有任何价值，例如保尔·克洛岱尔所写的《印度支那伞兵》那样的诗。那无非是为人们的良心与理智所不能容忍，并且认为是历史的丑恶赘疣与毒疮的、那场战争的一段插曲。我们不能将诗歌与任何正在衰老与死亡的东西相结合。再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
……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受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
——人民出版社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五页
也就因此，我写那首关于矿工罢工的诗，当时就意识到自己在歌唱一种向前发展的情景，通过这种情景，人们向生命前进了一步，而不是站住不动，或退向死亡。
不应当将即事诗和奉命诗混为一谈。应景诗只能在偶然的情况之下符合作者的愿望、深刻的信念以及感受力。真正的即事诗应当从诗人心里自然流露出来，像一面忠实的镜子似的准确。这样的诗于是就符合于马雅可夫斯基所谓“社会的订货”，而与偶然的、无效的、无法传达的那些“订货”恰恰相反。
外在的景况应当和内心的景况相应合，就好像是诗人自己使外部的景况发生似的。所以它变成和恋爱的激情一样地真实，和春天所孕育的花，和努力建设、反抗死亡的快乐一样地真实。诗人追随着他自己的意念前进，但是他的意念带领着他走上人类进步的路线。于是，渐渐地，世界代替了他自己，世界通过他而歌唱。有时候，诗人可能是很贫乏的，比什么也不如，可是他能比谁都强地反映他那时代的希望，和当时人们所进行的战斗。我所说的就是鲁日·德·李尔[9]。他原来只会写一些平淡无味的诗，滥调的情歌，甚至也没有什么坚强的信念；可是，骤然间，他身上燃起了看不见的火焰；骤然间，他创作了一支歌儿，这支歌现在仍旧传遍世界，超过一切特殊的情况，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支歌就是《马赛曲》。
上述事例可能是景况操纵了诗人的、唯一的例子。在那种情形之下，诗在《非诗人》身上出现，好像理性在疯人身上出现一样。这是以世界的客观的钱币，换取了沉浸在梦中的诗人的主观的钱币的例子。《马赛曲》是个人天才的破产，群众在个人身上的胜利；是历史变成了诗的灵感，并且尊严化了的例子。通过这例子，生命的诗，客观的诗，使人不能不承认它的重要性。
在《马赛曲》里，谁在发言？一个诗人在发言吗？鲁日·德·李尔在发言吗？绝不是。他的时代，或者是当时发生的事件在发言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直到今天，在迥然不同的情况之下，这支歌儿还能够将群众的愤怒和希望、冲动力、崇高的品质和对于未来的信心，一一具体化。
《马赛曲》并不是一个人的歌，而是大家伙的歌；对于这支歌，决没有人会提出什么意见。
阿拉贡在他的诗集《艾尔莎的眼睛》序文中这样写：“我歌唱人和他的武器。我锻炼了我的语言丝毫不为别的，许久以来，我丝毫不为别的而准备了这歌唱的工具……我歌唱人和他的武器，再没有比目前更为切适的时机了。”
这些武器，正是和平的武器。它们使人对他自己的力量更有信心。在这儿[10]，我们看到了团结在一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苏联，我们生活在和法国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所做的旅行，倒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空间的旅行，而是时间上的旅行。也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时代，在我们动身的前夕，使我们明确认识了老旧世界的一切妖形怪状——我们就生活在那个老旧世界里，在那里土耳其诗人拿齐姆·希克梅特在绝食，希腊诗人里索斯[11]在反动统治者设置的马克罗尼索斯[12]的监狱消磨精力，南斯拉夫的诗人望戈关在铁托的牢房奄奄一息。在那个世界里，法国的码头工人有的被监禁，有的遭杀害，因为他们拒绝做战争贩子的同谋；这世界，通过西班牙、希腊、越南等处的战争，正在分崩离析；如果我们不在争取和平的战斗里团结起来，这一个世界准备着要摧毁整个文化；而我们，共产党人，是那个文化的唯一的继承者。
今天的诗人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到处服务于和平与正义这一巨大的工作，他们就不配存留在人类的记忆中；而善良、慷慨的苏联人民，是推动我们参加这一巨大工作的先锋队，他们自己则很幸福地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继承者，约瑟夫·斯大林做他们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