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古希腊的文明遗产长久以来占据着欧洲文化的核心位置，它作为一个阐释对象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塑造和重塑，在欧洲不同历史时期被选择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上、思想上的参考。从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古希腊的意义如何被定义和阐释，它在欧洲建立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作者罗列了古罗马在征服古希腊后对古希腊政体和文明的模仿与学习，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及罗马尼亚甚至美国等欧美学者对希腊文明的“调查”、比较和研究，探讨希腊文明是怎么成为古代思想的代表，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参考，实际上是法国知识精英对欧洲文化的反思。本书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古希腊，肯定了文化多样性和可比较性，从而破除了现代人对远古文明的迷思和欧洲对自身文化源头的优越感。
作者介绍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新史学”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荣休教授，任古代与现代历史编撰学教席，同时也是路易·谢赫耐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员、历史学术期刊《年鉴》杂志的十五人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为历史学家协会的六十名初始成员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响。他始终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文化边界和他者的思考、时间和时间观念的流变、古代史和对古代历史的使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常常是跳跃式的，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而是在时空中穿梭和捕捉流变。其主要作品有《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出发去希腊》《希罗多德的镜子》《灯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历史的显现》等。
部分摘录：
20世纪还有人以保守或者干脆就是反动的方式，通过否弃现代时代，利用古人来反对现代人。这一姿态与人文主义者的姿态及其当时所引发的种种仿效和变化完全相反：人们是经由古人才变成现代人的。规模最大的运动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借此发动的运动。比如在德国，很多语文学家都参与出力，打造了纳粹的“政治人”（politischer Mensch），并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辩解，同时与文艺复兴和启蒙的人道主义决裂，理由是旧的人道主义主张的是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共同体。但是在基层的学校里，在准备对课程和教育计划进行调整的背景之下，老师们也想捍卫希腊文和拉丁文在教育中的地位。在拒绝历史、拒绝面向未来的现实的同时，纳粹的领导人以罗马人为先例，试图再次激活“历史导师”。我在此不再详细论述现代人经受的苦难（新古典主义，尤其是最后的后现代主义），再回到我的出发点，也就是古典研究的现状，以从中得出结论。
除了常规的姿态之外，古典研究最新针对的，是哪种姿态呢？我认为有一种，那就是政治的姿态，或者把与古希腊人的关系再度政治化的姿态，也就是在面对专制主义时，汉娜·阿伦特、让－皮埃尔·韦尔南以及后来的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所表现的那样。的确，尽管有着很大的差别，但至少大家都是把希腊城邦作为一种符号来理解的，以便让另外一种政治的观念成为可以想象的东西，过去它曾经是这样的符号，将来仍然可以是这样。在谈到古希腊时，阿伦特说那是“失去的宝藏”，对卡斯托里亚蒂斯来说，那是“萌芽”；韦尔南在提到古希腊人时，说古希腊人与君主专制政体的统一决裂，重新建立了公共商议的空间，我们可以根据他参加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的经验，来重新看待他所理解的古希腊人。“古人”和“现代人”这一对概念当然不会再次被启用，“变革”、比较、模仿也都不在日程上，但是“回归希腊人”（Back to the Greeks）是我们探索现实的一条道路，可以由此而形成思考的方式，并用来对现实进行思考。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与野蛮人进行对照，并参考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借用结构分析，从而使与希腊的关系的研究，变成了人类学的分析。人们所寻求的，不是所谓的希腊人的现代性，而是在开始产生的距离当中，通过让古希腊人成为野蛮人的方式，来勾画出希腊人的特殊之处，他们的相异性，以及某种特殊性的力量。
从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共产党在欧洲垮台了，民主成了“必然的选择”（must），美国成为帝国（尽管人们对它有疑虑）。在这个新的时期，我们听到古人的声音了吗？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针对“城邦”（polis），针对古今的民主发生的一切争论（首先是古典学派的争论）似乎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但是有个问题：也就是在学科之外，在从前充满了古人的公共空间，古典研究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从三十年以来发生的变化当中，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在我们对时间的经验当中，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前途出现了危机，未来也被关闭了。从今往后，记忆压倒了历史，一切落在现实这个圈子之外的东西都被推到了我们的视界之外，都成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现实甚至倾向于变得更长，古人的确是有很多人陪伴的，但也从很大程度上被推到了视界之外。在这片空间里出现了一片采石场，或者是一片广阔的工业废弃地，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到这里来，或者都可以取走只对自己有用的某个零件或是一些碎片，或者使用日常唯现实为上的司空见惯的技术。总而言之，对过去的“楷模”（exemplum），人们有了一种新的版本，但是这个新的版本又没有榜样的力量，因为它不是供人们模仿用的，它尤其是人们无法模仿的。脱离了上下文关系的语录属于第一种类型，比如后现代派的建筑，其项目是要与现代建筑区别开来的，同时也从外观上将差别表现出来（这些差别也可能是一些诙谐的表示）。但是，这种做法既不是向后倒退了一步，也不是向前走了一步，而是向旁边迈出了一步。广告上用到一些古代的名字（有可能实际上只是一些首字母组合词，其滑稽的用意深浅不一）也算是语录一类，但是其程度几乎算得上是从零开始。最近电影工业抓住一些古代的题材（《特洛伊》（Toy）、《亚历山大》（Alexander）、《角斗士》（Gladiator）等），从噱头上看，是在充分利用异域风情，也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这离从前穿“长衫”（peplum）的人物差着十万八千里。最近的电影《斯巴达300勇士》（300）是完全在摄影棚里用计算机完成的，更多的是受《黑客帝国》的启发而创作的，而不是受希罗多德的启发，只从耗资无数这方面有斯巴达的气概。
要求并表达了与时间的某种关系的学科，属于我称之为的“历史性的现代制度”，在这种制度当中，未来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未来既是要达到的目的，又是照亮道路的灯光。从学科上来看，这就要求更好地组织知识的产生和传承，以便能够更快地产生更多、更好的新知识。这是由一种累积的、进步的逻辑所主导的。但是，未来是行动的推动力，只要“未来”这一概念不再是显而易见的概念，这样的知识生产的模式便会受到质疑。于是人们便进入了万事万物无不处在灵活性之中的时代，一切都变幻莫测，人们拒绝滞重的、持久的结构和长时间的计划。在企业界，这些变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新的精神”。这种看法在最近几年变得普遍化了。
研究的组织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但是也有人要求或者鼓励研究组织采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根据国家和教育体系的不同，情况也有些不一样，但是趋势是普遍性的。这样一来，学科——现在已经变成了“传统的”东西——让人看起来像是注定会过时的大型工厂，因为学科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反应太慢，对企业圈和国际竞争的适应笨手笨脚。研发、创新的受关注度在融资当中（也包括公共融资）倾向于超过基础研究。由此，在法国像“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这样的机构才会遇到一些长期的困难，因为里面的研究人员岗位是常设性的，研究的团队也是长期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被认为是学科的堡垒，几乎天天都有必要说明自己存在的理由。由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被打破了，剩下的只有现在。正因为如此，到处都有人提出有关课程设置（curricula）规则方面的问题：培养的对象是谁？培育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培养？为昨天，为明天还是为今天？
面对这种时间的危机，第一种回应首先来自学科内部，但也有来自各种机构和企业的回应，那就是让时间停止下来，向回看：重新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关注过去的档案和历史。各种学科都在关注自己的历史。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经过谁来到这里的？这个反思的过程，或者回顾历史的过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批判的过程，很快便被一个重要的运动吸收了，这个运动的口号就是“记忆、身份和文化遗产”。在与古人的关系上，根据时代和民族传统不同，这种对历史的关注表现在一系列理解或者重新理解古人和古典作品的研究工作当中。受到过《古代科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和克罗齐（Croce）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e）影响的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是这一领域名声响亮的人物，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芬利及其《古代和现代的民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及其《从别处看到的希腊民主》，以及其他很多全世界各地研究者的影子。这些以前的按照其他的思路进行的思考，这些年以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只要这种研究致力于关注先后提出的关键问题（一些针对古人的“姿态”的意义的问题），并根据比较的方式进行研究，那就不会成为所谓的“古玩”。只要是想再次理解古人的历史，时刻不忘差距，注意探究张冠李戴的误会，那就与什么事都用现实的眼光去看，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使古人现代化，把古人化装成当代人，甚至打扮成先驱者，从而丢失了前进方向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如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去研究历史，就是属于这种方法。把古人现实化不是真正的好办法，与之相对的是“再”现（re-présentation）的做法。因为，只有承认距离，将距离标示出来，才能够有成效地对之进行探索，同时也对我们自己进行探索。由此既不会对作品进行误读，也不会使作品变得枯燥无味，不会导致普遍的相对主义，反而是通过大量的研究，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很好的结果，发现古代作者能够想到的，以及他们未能想到的东西，并且，通过这种在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往复运动，根据他们的思想，多亏了他们，看看我们能够发现何种与他们不一样的东西，看看我们对他们、对我们自己会有什么想法。女哲学家芭芭拉·卡森主编的一本书题目是《我们的希腊人和他们的现代人》，她实际上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代人和“他们的”希腊人。
文化遗产和身份之路是另外一条错误的道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不能仅仅作为文化的根源和西方文明的谱系。虽然这种保守派的方法并不是一种新的方法，但是多文化主义却给它带来了一种具有现实感的生命力。有些人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那为什么一定要绕个大圈子，非要通过一种已经死去很长时间的文明，一种造成古老的欧洲经历了那么多变故的文明，来看待自己的文明呢？或者还有一种对称的、相反的立场：站在塞缪尔·亨廷顿最近阐述的文化冲突的前景之下，有必要重申西方的文明，以防止多文化主义的危险。
与退守于对身份的探求的回应相比，更有前途的是比较学派提出的回应，尤其是如果能从“与”古人和现代人相比，“与”古代和现代的帝国主义相比，过渡到在古人和现代人“之间”，在古代和现代的帝国主义“之间”进行比较，那就更有前途。《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波利尼西亚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the Polynesian War）就是这样的作品，马歇尔·萨林斯在他的作品《修昔底德颂歌》（其中一章《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应归功于古人》［We owe a lot to the old man!］）中也试图这样做。我还想到杰弗里·劳埃德以希腊为基地，在希腊和中国之间进行的抱负远大的冒险体验，以及弗朗索瓦·于连从古典哲学出发，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古典研究和人类学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并非始于昨日）。虽然他们采用的考据方式是比较的方式，但是比较的形式并不都是一样的。当发展变化占主导，或者以结构主义的前景作为关注的对象时，我们所采用的比较类型是不一样的，因为所根据的情况不同，时间是，或者不是，或者会成为一种恰当的因素。古典研究和其他的学科一样，也是一个比较学的学科，所以也受治于设想比较和从事比较的种种方式，并且应当提出和实验不同的比较方式：马塞尔·德蒂安不停地进行试探，并要求人们与他一起实验。
最后还有如何向我们的后人传承知识的责任问题。应当说知识在发展，而传承是为了防止发生不可救药的中断、断裂。在这一点上，如果明确地站在作为专业的学科一边，考虑所要求的学习内容，我们也会超出学科的范围。我们所遇到的仍然是其双重的特点，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这种“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现状发生，我们不能不面对的是，古人在很长时间里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上，成了与现代计划的制定不可分的一系列姿态的对象，直到被抛弃、被忘记、被其他的东西所代替。这里所涉及的有档案材料、出版物、博物馆和图书馆，但是还不仅仅是这些。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继承者遗忘掉其他可能的资源，如果他们有可能重复某种姿态的话，虽然是重复，但那也仍然充分地是他们的姿态。我们还要努力使这种姿态成为可能，从物质上和思想上成为可能，向我们的继承者指出可能的通向古人的国度之路在哪里，或者更准确地说，通向身后之国的路在哪里。
最后，学科的命运，古典研究和其他学科的命运，有赖于我们能不能说服人们相信，这些学科是我们的社会应当关注的东西——如果现实成了社会唯一日常关注的对象，那就更有必要关注这些学科——并让人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回避现实，但是我们要开始从现实中挣脱出来，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实。我们不是要将自己封闭起来，忘记时代，也不是要把过去的事统统放在博物馆里，以厚古薄今的方式对待古人，怀念古代，而是要建立“疏离”（estrangement）空间，以有创造性的方式产生非现实感（inactualité）。因为，从现实中脱离出来是首要的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提出与时间和人物的其他关系，才能够探索这些关系；时间和人物被赋予了这样的关系（我们这里说的是古人、古典学，但是也包括野蛮人或者现代人），努力使自己摆脱中心，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选择我们要面对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将经验和期待的前景联系起来，以另外的方式编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