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汤因比著作集（套装全7册）含《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历史研究（上、下）》《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习俗与变革：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文明经受考验》。
作者介绍
阿诺尔德·J·汤因比，1889年4月14日生于伦敦，卒于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毕业，曾任该校研究员（1912-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部工作（1915）；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巴黎和会（1919）。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教授（1924）、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25）、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二次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外交部调查部长（1943-1946）。 1921年他计划巨著《历史研究》，1927-1928年着手写作。 1934-1961年出版了12卷，评述世界历史。注重无文字记载的文明和欧洲以外地区文明。提出一种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和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因其他事务(1939-1943年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部研究室主任、1943-1946年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等)而中断巨著的继续写作。 汤因比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历史研究》12卷，先后于1934-1961年出版，以综合观点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新的展望。
部分摘录：
对此的答案是“可被认识的研究领域”的各个社会乃是一个“属”，我们的21个样本则构成了其中的一个特殊的“种”。 汤因比和德国历史哲学家施本格勒一样，非常喜欢将人类社会比喻成生物社会，所以他经常应用生物学的术语。——译者注属于这个种的诸社会一般被称作诸文明，以便使它们与同样是可被认识的研究领域的原始社会区别开来。而这种原始社会事实上是这个属里的另外一个种。因此，我们的21个社会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处于文明状态。
于是在这两个种之间就立即出现了另一种区别，即已经知道的文明为数很小，而已知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却大得多。1915年，西方的三位人类学家着手对各个原始社会进行过一次比较研究，尽管他们仅限于研究那些拥有充分资料的社会，却仍然记录在案了650个左右，其中大多数迄今依旧存在。自从大约30万年前人类诞生之时起， 汤因比写这部著作的时候，人类对自己起源时间的认识还很有限，所以作者在这里把人类形成的时间定在30万年前。到20世纪末叶，古人类学界普遍认识到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在二三百万年前，甚至更早。——译者注到底有多少原始社会曾经出现又灭亡了，其数量是不可能知晓的，但原始社会的数量与文明社会的数量相比，肯定占压倒优势。
但是就它们每个个体的规模而言，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也几乎同样占据着压倒的优势。大多数的原始社会是相对短命的，局限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之上，包括的人口也相对很少。倘若我们对迄今依然存在的五个文明中的任何一个(在其经历过的几个世纪里)的人口做一次普查，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庞然大物中的每一个的人口数量，都要比人类形成以来的所有原始社会人口的总和还要多。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处于文明进程中的已知社会的数量是比较小的。
第二节对文明统一性的误解
反对我们所说的21个文明社会具有可比性的第二种论点与第一种相反，认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种类会有21个明确代表的现象，而仅仅有一个文明，即我们自己的文明社会。
历史研究第一部导论这种文明统一性的观点是现代西方历史学家受其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在近代已经把它的经济体系网络笼罩到了整个世界。这种在西方基础上的经济统一之后紧跟着的是在西方基础上的政治统一，其范围也相差无几。因为尽管西方军队和政府的征服并不像西方的制造商和技术人员的征服那样广泛和彻底，但这一点也是事实，就是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了源自西方的单一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这是令人震惊的事实，但就此认为它们是文明统一性的证据的话也未免浅薄。虽然现在经济和政治地图已经西方化了，但文化地图仍然是我们西方社会在开始进行经济和政治征服之前的老样子。就文化方面而言，对于那些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来说，四个现存的非西方文明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的。但许多人没有这样的目光，它们的观点可以用英语单词“土著”来加以说明，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也有与它对应的词汇。
当我们西方人称呼一些人是“土著”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中暗中剔除了文化的色彩。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在当地大量孳生的野兽，我们只是在那里恰好碰到了他们，如同碰到了当地的部分动植物一样，而没有把他们看成与我们一样具有各种情感的人。只要我们将他们视为“土著”，我们就可以消灭他们，或者更有可能像今天这样驯化他们，并真诚地(大概并非全然错误地)认为，我们正在改良品种，但我们却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他们。
除了由于西方文明在物质领域所取得的世界性成功而产生的错觉之外，对历史统一性的误解——包括这样一种假设，即只有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一条河流，所有其他河流要么是它的支流，要么就是消失在沙漠中的内陆河——还可以追溯到三个来源：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的错觉，进步是直线运动的错觉。
自我中心的错觉是很自然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西方人并不是它的唯一牺牲品。犹太人也患有这种错觉，认为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之一，而是上帝的唯一“选民”。我们称作“土著”的人，他们称之为“异教徒”，希腊人称之为“蛮族”。 古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希腊人” (Hellas)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异族通称为“蛮族”(barbarous)的他者意识并不是从成文史开始的。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尚未将自己和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希腊文中的蛮族一词直到希波战争才有了“蛮”的意味，到公元前4世纪的大哲亚里士多德眼里，才有希腊民族优越论的全面论述。古希腊、罗马人的民族优越论与近代西方民族和种族的优越论并没有直接的历史联系。汤因比在这里指出各民族都有自我中心论是完全正确的，古代中国人也把域外居民带有贬义地称作蛮夷。——译者注但是这种自我中心论的最好例证也许是中国贤明的皇帝乾隆在1793年让一个英国使臣转交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义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1]
就是在这封写好的信发出之后的那个世纪里，乾隆的国民们的骄傲便蒙受了一系列挫败，这是众所周知的骄傲的后果。
有关“不变的东方”的错觉也是一种明显流行的、只要经过认真研究便知毫无根据的错觉。对它的起因探究引不起人们多少兴趣，其意义也不大。大概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方”在这里是指从埃及到中国的地区，曾经有一个时期远远地走在西方的前头，现在又似乎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因此当我们前行的时候，它必定是在那里停滞不动的。我们特别应该记住，一般西方人所熟悉的有关古代“东方”史的篇章仅仅是《旧约全书》包含的内容。当现代西方游客怀着惊喜交加的心情，看到今天在阿拉伯沙漠的外约旦边界地带的人们的生活相当于“创世记”卷中描述的家族首领们的生活时，这种东方不变的特征便似乎得到了证明。但是，这些游客遇到的并不是“不变的东方”，而是不变的阿拉伯大草原。在草原上，自然环境是人类的恶劣监工，人们适应的能力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它把一种僵化不变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所有敢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无分老幼。以这样的证据作为“不变的东方”的证明是幼稚的。例如，在西方世界的阿尔卑斯山谷，在现代旅游者未曾涉足的地方，当地居民的生活就像是在亚伯拉罕时代生活的他们的前人一样。由此得出一个“不变的西方”的结论，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进步为直线运动的错觉是把人类多样的思想过分简单化的一个例证。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分期”当中，把各个时期处理成首尾相接的简单系列，如同竹干一节跟着一节一样；或者就像现代清扫烟筒工手中的那个可以捅到烟道里的、一节节延长的特殊刷把。在我们的现代历史家继承下来的刷把手上，起初只有“古代”和“现代”两个节点， 英文形容词modern已被我国学界约定俗成为“近代的”，但这并不符合该词原义，因为modern本义是现代的、新的、时髦的意思，时间上属于最近甚至现在。因此译为“近代”易生误解，特别是无法衔接postmodern这个词。为此，这里译成“现代”，说明这里的“现代”包含着中文表述中的“近代”。——译者注大体上接近于《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时间，以及约略相当于按公元前纪年和公元纪年的时间。这种对历史时代的两分法乃是希腊社会内部无产者的看法的遗迹，它通过把旧的希腊教规教法同基督教会的教规教法绝对地对立起来，来表达他们对希腊少数统治者的疏离感，因而导致自我中心的错觉(他们与我们相比知识有限，因此有这种想法可以原谅)，将我们21个社会中的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2]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历史学家发现在他们那个可以伸缩的刷把手上再增加一节更加方便，他们称这一节为“中世纪”，因为他们把它加在了另外两节之间。但是，这种“古代”和“现代”的分法体现的是希腊历史与西方历史之间的区别，而“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法则仅仅代表西方历史的两个章节的转换。因此“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公式便是错误的，应该是“希腊＋西方(中世纪＋现代)”。然而，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行，因为如果我们把西方历史上的一个章节抬高成一个单独的“时期”，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其他章节予以同等待遇呢？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理由认为1475年左右比1075年左右作为一个分期节点更为重要，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我们大约在1875年前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所以我们可以做下列分期：
西方历史第一期(“黑暗时代”)，675—1075年
西方历史第二期(“中世纪”)，1075—1475年
西方历史第三期(“现代”)，1475—1875年
西方历史第四期(“后现代”)，1875— ? 年
但我们已经走错了路，因为把希腊历史与西方历史等同于历史本身——“古代和现代”乃是褊狭和武断的做法。这就好像一位地理学家写了一本名为《世界地理》的书，书内却说的全是地中海区域和欧洲的事。
还有一种与流行的传统错觉相吻合的、相当不同的有关历史统一性的观念，一直讨论到现在，本书的论点与之相异。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不是市场的偶像，而是现代人类学理论推导的产物，我们所指的是传播理论，由G·厄利奥特·史密斯(G.Elliot Smith) G· E·史密斯(1871—1937)，英国解剖学家和埃及学家，新南威尔士的格拉夫敦生人，在解剖学与生物组织学领域颇有建树，一度兼顾古埃及文明研究，在古埃及文化、尤其是木乃伊问题研究方面论述很多。1907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译者注在其《古代埃及人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以及W·H·佩里(W. H. Perry) 生平不详。——译者注在其《太阳的孩子们：早期文明史研究》一书中提出。这些作者相信的“文明统一性”具有特殊的含义，即不是指仅仅由西方文明一家于昨天或明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传播，而是指几千年前由埃及文明——它正好已被我们归类于极少数没有任何后代的、业已死亡的文明之一——完成的传播。他们认为埃及社会是没有外力帮助、独立创建起来的文明的唯一例证，所有其他文明都出自埃及，包括美洲诸文明。他们假设埃及文明的影响必定是通过夏威夷群岛和复活节岛传播到美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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