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年的护理生涯造就了这部细腻深刻、动人有力的话题之作。作者克里斯蒂·沃森以娴熟的笔法记录下感人的护理经历，带领我们深入医疗体系中常被轻慢的医护世界，唤醒我们对医护人员给予更多的尊重与理解。
我们跟随作者，来到儿科重症病房，看护士给从火灾中生还的小女孩洗头；来到急诊室， 和护士们一起应付醉鬼和毒虫。我们会遇见病痛缠身的年长病患，那是社会亟欲忽视的隐形人口。我们也将认识每天开出无数处方药的药剂师，以及太平间里必须目睹家属接受亲人死亡的护理人员。而沃森在父亲罹患癌症后更是意识到：护士所能给予的，并不仅仅是照顾我们的身体，更是守护我们的灵魂。
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终有一天需要医护人员给予我们支持，看护我们的尊严。然而，从来没有人记录并致敬在第一线守护我们健康的护士。在这个充斥着恐惧、仇恨和分裂的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人类共有的价值，以及社会迫切需要的悲悯之心。
作者介绍
克里斯蒂·沃森
Christie Watson
当过20年护士，曾任职于英国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在精神科、儿科等深切治疗室度过大部分职业时间。
第一部小说《远方小小的太阳鸟》就获得科斯塔奖长篇首作奖，第二部小说《女人当国王的地方》也获得广泛的国际赞誉。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护士的故事》是她的最新作品，也是英国年度话题之作，唤起了更多的人对护理人员的尊重与理解。不仅迅速登上《星期天泰晤士报》销售榜单第一名、还成为《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新共和》等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
由于她在护理与人文领域的贡献，曾获得2018年《嘉人》未来成就奖。她的母校东安格利亚大学也因此特别颁赠她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部分摘录：
事实证明，我做护士这一行，是受很多经历综合影响的结果。十五岁时，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看到我家的客厅里挤了一大堆人，他们都身患唐氏综合征或其他残疾。其中一个穿着霓虹粉色上衣的女人，胖得出奇，她挤靠在我爸爸身边说：“我爱你。”爸爸使劲把眼镜往脸上推了推，一脸惊恐。一个站在他们身边的男人笑得很大声，还有个女人在一旁来回摇晃，发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声音。我满脑袋疑问。但就在我开口提问之前，妈妈出现了。她端着我哥哥的星球大战托盘，托盘上面放着一罐橘子汁和一些杯子，还有一包卡仕达奶油饼干。
那时候，妈妈正在接受社工培训。她被安排在一个专门接收严重学习障碍人士的集体社区，这些人中的一些甚至还有攻击行为。我怀疑她就要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了。这给我那保守派老爸惹上了麻烦，他的脸越来越红，正努力摆脱那个胖女人，但后者不依不饶，一直重复着“我爱你”，像是个坏掉的玩具。
“哦，娜塔莎，”我妈妈说，“放过他吧，我可怜的丈夫都快喘不上气了。”
“呃……这都是怎么回事？”我问。
妈妈向爸爸伸出援手。“哦，我们本来打算一起喝点冷饮，但现在看来，要准备一起吃个晚饭了。”
我实实在在感觉到自己的眉毛已经抬到额头上，只好向我认识的所有神明祈祷，希望他们保佑不会有同学突然上门来找我。我可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
那天的晚饭很不赖，让我的想法和偏见有所改观；到最后，我开始为自己的由优越感和偏见导致的理解力低下感到羞愧。而且，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妈妈就是在那天教会了我护理工作中的势力均衡：“为什么我应该了解他们的一切，整天待在人家家里，而他们却对我一无所知？这似乎并不公平。”
我老爸从娜塔莎身下挣脱出来，去给大家烤羊羔肉。他那晚也过得很愉快。不过他们要离开时，娜塔莎不肯上小巴车。她磨蹭了很长时间，直到约好下次还来我家吃饭，她才肯跟爸爸分开。“真抱歉，我爱上了你的丈夫。”离开时，她对妈妈说。
“没关系，”妈妈回答说，“我完全理解。”
我和爸爸挥手跟他们告别，然后在路上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盯着空旷又安静的路口，一言不发。
一年之后，我就追随了妈妈的足迹；在接受护理训练之前，我就开始与身患不同程度学习障碍或身体残疾的人打交道。我发现这份工作挑战性很高，但成就感也十足。
安东尼并没有学习障碍，但他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我在他的厨房里花了很长时间，帮他做饭，帮他吃饭，听他讲故事，讲他如何在试图买三十台电动车之后病情得到确诊。受脑瘫的影响，他讲话并不清楚，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去听，但每次我让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他并不会感到受挫。还有一位住户，总要用带小孔的板子阅读，先单独看每一个字母，然后再拼出单词。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虽然技术的发展伴有很多负面因素，但我经常想到，像她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身患严重残障的人，他们的生活一定已经因为技术进步而大大改善。
安东尼经常发生身体抽搐，全天都要有人照料。药物可以稳定住他的情绪，但他的精神状况还是很脆弱。即便面对这么多困难，我们在一起还是止不住地开怀大笑。安东尼的姐姐经常来探望他，但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身体或精神疾患的人，她却似乎永远愁云不展。“她总是抱怨个没完。”安东尼有一回在她探望之后评论道。
“幸福的本质很复杂。”我说。安东尼咧着嘴笑起来，跟我说我真是个怪人。
我们的这段友谊很奇怪。他是个五十八岁的男人，而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护理者，我的任务之一是帮他上厕所：要么把他从轮椅上抬到马桶上，在他完事后给他擦干净，要么协助他尿到瓶子里。还有其他住户需要类似的个人护理：给一个大小便失禁、年纪更大的男人更换卫生护垫，或帮他把安全套式的护套连在尿袋上。我现在没法想象自己当时是如何在让双方都不感到尴尬的状态下完成这些私密任务的。安东尼身体残疾，精神上也不太稳定，有些时候相当难对付。但我从没遇到过其他受我护理的人，可以让我笑到从鼻子里喷出茶来。我是说，有谁需要他妈的三十台电动车？
在英国，有四种不同的护理培训：成人护理、儿童护理、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学习障碍护理。但这些分支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就像你没办法把身体和心灵分开一样，我不觉得这种早期专业主义会对护士或患者有什么帮助。比如你完全可能会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既有精神健康问题，又有学习障碍，还不小心遭遇车祸，落下了残疾。
我认真考虑了学习障碍护理培训课程，想起了娜塔莎，想起我妈妈是多么喜欢她那份照顾学习障碍者的工作；她在帮助别人独立生活时是怎样满怀成就感，以及这种残障是如何不单单与社会建设相关，还关涉其他方方面面。但我最终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护理培训。部分是因为想到安东尼，同时我也想尽可能少跟血液接触。鉴于之前因为看到自己的血液被抽走而晕倒的经历，我现在还心有余悸。每次看到血——甚至包括在电视上——我都感觉后脑勺似乎正离我而去，随后整个房间都旋转起来。即便是读书，血腥的场景或关于可怖谋杀的描述也会让我读不下去。突然患上一种恐惧症还挺荒唐的，但我已经陷得很深；而同时，内心的骄傲又让我没法承认做护士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
听上去，照料心灵似乎比照料肉体更容易。于是，当我发现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Johann Christian Reil）在一八〇八年定义的专业名词“精神病学”，以及它的意思是“对灵魂的治疗”（他跟我意见一致，即公民化的进程会催生更多疯癫）之后，我便下定决心投身此道。在十八、十九世纪，在精神健康场所工作的护士通常被称为“看守”——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疗的可怕历史，以及护士在当时作为控制者和约束者的角色。
经历数周的培训，还有每周跟医学生一起参加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考试，再加上充斥着学术语言而让所有人都昏昏欲睡的关于“护理的本质”的漫长讲座之后，我终于迎来自己在病房的第一天。我已经学过自杀与自残的风险模型，以及痴呆症护理的流程；还学了早期干预、伤害减轻、分类体系、精神药理学、护理计划、边界、病征、区分、倡导、势力不均衡、法律法规、伦理以及政策批文等知识。我也读了很多精神健康护理历史，这段历史有一种病态的迷人。但和同龄人坐在教室里，终究和在病房中担任护士相去甚远。
我太紧张了，早上五点就醒过来；我的胃缩成了一团。精神健康护士没有统一的制服，导师说我们只需要穿“便服”：简单、休闲即可，不要穿牛仔裤。“你的便服有点太随便了。”看过我的衣柜之后，一位导师对我说。我有一张身份卡，光办它就花了一上午：沿着医院蜿蜒的地下室走廊一直走，经过散发出氯气味、足以让你热泪盈眶的水疗池（失禁的患者并不少见）；穿过医院中庭，经过设备室，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会直视你，他们管理着几面高墙一般的库存，整个弹药库大小的房间就像是一个杂物抽屉的内部空间。我经过医院综合实验室，那里有双层大门和门禁，工作人员面色苍白、神情紧张。“我吸干酵母花了六个月时间，”在把大学专业从生物医学化学工程转到商业研究之后，朋友对我说，“实验室工作需要的是特殊人才——非常特殊的那种。”我继续向前走，经过排队去牙科楼层的人群。这是一列肿着脸、弯着腰、哭着央求牙科大夫给他们解除痛苦的人。最后，我找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通体文身的大块头保安。他给我打印好身份卡，把它放在一个卡片夹里。当我看到上面的照片——很可怕（不知怎的，我的两边脸颊鼓了起来，活像一只花栗鼠）——我问他可不可以重新做一张。他没说话，只是低下脑袋，死死地盯着我，直到我倒退着走出房间，差点撞翻一把椅子。“对不起对不起。”我慌忙为自己不知怎么就触发了他那种表情而连声道歉。
我把那张糟糕的照片夹到衬衫上，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一口气。我感到自己在发抖，心脏真的要跑到嗓子眼去了。我都知道些什么？我看着自己太随便的便服。我的T恤皱巴巴的，裤子有些长，裤脚还磨破了。为了省钱，我的头发还是自己剪的。我问镜子：“镜子啊镜子，谁是今天最美丽的人？”
停车场后面的建筑看起来很像护士宿舍，但窗户上有许多脏兮兮的白色板条，板条纵横交错。那就是精神病区：跟医院的其他部分完全隔开。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在英国，贝特莱姆（贝特莱姆皇家医院，过去常被叫作“疯人院”）是欧洲最古老的精神病医院，已持续运营六百多年。目前，国家精神病治疗中心仍然坐落于这所医院当中。一些医院会在主院区设置精神科病房或门诊，而像贝特莱姆这样的一些医院，则是专门的精神病医院。但无论怎样布局，在外观和气氛上，精神科病房和其他病房都有很大不同。
我按了门口的蜂鸣器。我又按了一次，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个女人放我进去，把我带到电梯里。她并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看我身份卡上那张可怕的照片。急诊病房的门也是锁着的，我于是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每层楼都是一个二级分区，精神科分很多类：入院办、女性、男性、混合性别、器质性精神病、老年精神病、青少年专区、饮食失调组、药物及酒精戒断组、精神失常、刑事精神病鉴定、精神医学、母婴区、电休克疗法专区。
这里还有一类病房，是专门给那些患有躯体疾病，例如无法行走、失禁之类因情绪障碍产生身体症状的患者使用的。“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普遍，”南伦敦及莫兹利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基金会信托基金的一位护士表示，“病房里挤满了卧床几个月、无法自主行走或上厕所的患者；或是失明的，伴有持续疼痛、麻木和癫痫的患者。而检查往往显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情绪的力量是巨大的。”杰出的神经学专家及相关问题的专家苏珊娜·奥沙利文，同样对这一问题的发生频率感到震惊：“每周，我都会告诉某些患者，他们的身体障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但这样的诊断经常会遭到他们愤怒的拒斥。”你没法将身体和心灵分而治之。我们都是灵魂，寓居于肉身之中。
终于找到并走进员工室时，我已经迟到了。我没想到自己等开门等了足足二十分钟。主管护士并没有抬头看我，他正在写一本大开本的黑色日志。“你错过了交接。”他说。他胡子拉碴，还穿着条牛仔裤。这一身便服真的随便过头了。
“我很抱歉，这是我第一天上班。”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找苏，”他说，“她是你的导师。”
我站在原地，没法动弹。胃还没消停，神经系统此时也开始蠢蠢欲动。员工室里有一个文件柜，文件柜上面放着一盆枯死的吊兰。我盯着吊兰卷曲的、早已发软的棕色叶尖。主管护士靠着的桌子上满是咖啡杯底留下的印记和半褪色的咖啡渍；桌上还有个摩托头盔，上面贴着贴纸，有个小小的凹痕。房间里弥漫着金枪鱼和香烟的气味，极度燥热，巨大的散热器发出工业式轰鸣：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声。
他再次抬起头，露出微笑，然后又迅速收敛笑容。在跟我对视的同时，他的手仍在纸上继续写。“苏，”他说，“去找苏。她是你的导师，没事的。”
“我才十七岁，”我想说，“而且我在培训头一周就晕倒了。”但我并没有说出口，而是深吸一口气，去了主病房。我经过护士休息室，那是一个小小的方形区域，由餐柜和桌子隔开，像是家里的开放厨房。休息室最后面放了个上锁的柜子，大概是药品柜。此外，还有一个咖啡室，人们围坐一圈，再旁边是吸烟区。谢天谢地，那之后的精神科大多在态度、治疗和基本设施上都有了十万八千里的进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进步，而且进步得还远远不够。
但这时是一九九四年，吸烟区坐满了人。穿过让这里有种深夜爵士俱乐部氛围的重重烟雾之后，我看到十几个人，有男有女。病房在我前面伸展开去，两边都是床。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苏，而且我连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分不清。
我站在那儿，看着在病房里转来转去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毫无头绪。“苏？”我询问每个女人——护士或患者——有谁认识她吗？我穿过病房，匆匆瞥见两边墙上那些褪色的画：达利、伦勃朗、凡·高。没有罩玻璃罩的画凄惨地挂在墙上，边角已经卷起，就像用了多年的啤酒杯杯垫。我走过没有多少书的阅览室，里面坐着两个女人，她们直视着前方。“苏？”我问了一声，没有回应。这里有一台开得很大声的电视，放着白天的电视节目，没有人在看。对我来说，这个地方令人既困惑又不快。我完全想象得出当有人因精神不适而被迫住在这里时，会有怎样的感觉。
一个小个子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她穿着牛仔裤和衬衫，笑得很灿烂。“你在找苏？那你一定是新来的学生吧？”
我点点头，松了口气。“克里斯蒂。”我说着，伸出自己湿漉漉的手。
“好的，我先找地方给你安顿下来，让你好好读读注意事项。”她压低声音，“在见患者之前，一定要把那些东西一读再读。”
她的语气让我全身的神经都往脖子上蹿，头重脚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