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笼罩在20世纪亚洲历史上的黑暗阴影，它也是二战时期中国战场上最广为人知的篇章之一。相较之下，发生在这场恶名昭彰的屠杀之前的那长达一个月的战争在英语世界却从未被人完整地讲述。何铭生的《南京1937：血战危城》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用震撼人心的文字描述了赢得淞沪会战之后的日本军队如何以破竹之势向南京推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证明了其野蛮程度。
不同于以阵地战为主要特色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则是装甲车和空中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快节奏的运动战。这是两年后希特勒入侵波兰的“闪电战”的预先上演。面对这场现代化的机械化战争，南京守军的抵抗虽是英勇无畏的，但最终还是在日军的凶猛攻势下归于失败。和淞沪会战一样，南京保卫战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许多国家的士兵和平民也同样见证或参与其中。德国顾问、美国记者和英国外交官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一支新的力量也出现在其中，斯大林派出的苏联飞行员在挑战日本人的制空权。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中国人——无数甚至都未留下姓名的士兵和平民。这本书就是献给他们的，他们应该得到历史的重视。
在驻东亚资深记者何铭生的笔下，南京保卫战的史诗故事和南京大屠杀的黑暗篇章被生动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因《上海1937》一书而获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最重要的史实纪录者的身份，因这部开创性的叙事史著作而得到巩固。
作者介绍
何铭生（Peter Harmsen），丹麦人，曾在台湾大学学习历史，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东亚任驻外记者，为法新社、彭博新闻社、经济学人智库服务过，1998～2009年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2013年出版的著作《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畅销图书。
部分摘录：
中国人修筑的碉堡有着浑圆的顶部，前面并列着机枪射击孔，在玉井胜德眼里，这种碉堡活像巨大的章鱼。这是一个致命的怪物，宽有三十几英尺，里面很可能躲藏着一些中国士兵，配备了捷克制造的ZB26式机枪。这位30岁的下士接受的命令是率领他的分队去攻占该碉堡，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碉堡周围不易靠近，日军第18师团不得不在布满防御工事的乡间开辟出一条道路。所有中国军队的工事都设置得很巧妙，相互之间有交通壕连接，令日军无藏身之处。这些碉堡只能一个一个地拔除。[1]
自11月4日玉井的师团与第10军其他部队一起在杭州湾登陆以来，刚过一个多星期，这些日军部队就在野外开始了单调的、看似无休无止的行军，只是偶尔也会遭遇到短暂且激烈的小规模战斗。他们两天前占领了枫泾镇，随后继续西进，准备绕过太湖的南边[2]，但行军队伍在嘉善城前方看似宁静的农田中突然停止了步伐，因为那里每个平缓的山丘都可能是被加以巧妙伪装的机枪阵地——往往情况也确实如此。
当玉井接到攻占碉堡的命令时，他和战友们在仓促间挖掘的战壕里已经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了，只要他们胆敢把头抬得过高，就会招致中国守军的枪林弹雨。日军带来了山炮，这种火炮只需少数人就可拆卸并搬运，但威力不大，不足以穿透那些中国防御工事的厚重土墙。日本飞机出现过一次，但中国的碉堡与乡间起伏的田野融合成一片，不易被飞机从空中发现。打碉堡就只能由步兵来干。
玉井明白执行这项任务最终无异于一种通常的自杀使命，但与此同时，他和战友们都有着一种难以言明且不合常理的感觉，似乎他们都能够刀枪不入。在去中国之前，他原以为，当他碰到这样的情况时会胆战心惊，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此时此刻，当他身临其境，成为各种现代战争致命武器的活靶子时，他反而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平静，仿佛置身事外，像从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观察自己。
在正午刺眼的阳光下，玉井和四五个士兵穿行在田野间，尽量低着头，依靠尚未收割的稻秆和任何可提供保护的低洼地来掩护自己。中国军人发射的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其中一颗子弹擦伤了玉井的右耳，留下一阵强烈的灼痛感。当玉井挨近碉堡时，他纵身一跃，跳过了最后一段距离，士兵们紧随其后。他们都设法避开了碉堡里面中国机枪手射向他们的密集火力。
玉井让士兵贴在碉堡入口的两侧，然后他爬上碉堡的顶部，一小组士兵紧随其后。他注意到从碉堡内部突出的三个通风孔，于是掏出了一颗手榴弹。他匍匐着，拽出保险销，撞击手榴弹的引信火帽，然后扔进了一个通风孔里。7秒钟后，他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卧倒在他身旁的士兵们也急忙把成束的手榴弹扔了进去。
他们听到了碉堡里面的呼喊声和尖叫声，就从碉堡一侧滑了下来，聚集在入口周围。玉井用刺刀手柄敲了敲门，反复高喊着他唯一会说的中国字：“来！来！”（“出来！出来！”）。片刻的紧张过后，门从里面打开了，守军一个接一个从里面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手上举着步枪和手枪表示投降。玉井看着他们感到很是震惊——他们如此年轻，长相又如此像日本人。
手榴弹爆炸使得他们中有些人伤得很严重。其中一个被严重灼伤，另一个的脸皮被撕裂，像一条条的带子挂在脸上。第三个士兵的下巴被炸飞了一半。突然间，一个士兵从里面黑暗处冲了出来，跳越着穿过聚集在门口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像头羚羊一样往周边的田野里冲去。一阵步枪齐射瞬间就结束了他那发疯似的逃命企图，他很快便栽倒在地上。
在所有的中国士兵鱼贯走出碉堡之后，玉井与一小群士兵进入了碉堡。由于眼睛还没能适应黑暗，他们只得摸索着前进。这时，从较远的角落里传来哭泣声，玉井辨认出有两个人影。他把他们拉到入口的光亮处，发现其中一个士兵只是位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他像个孩子般地哭着，一边用手指着喉咙，表示害怕被杀。尽管缺乏相同的语言，这个孩子还是设法让他们明白，他是不愿意打仗的，他希望能回家到父母身边去。
玉井把这最后两个俘虏推到门外，让他们加入已经被捆绑起来的其他俘虏中去。突然，有几个日军士兵提起了最近几天阵亡的战友，便立刻激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他们开始拳打脚踢这些无助的俘虏。其中一个士兵，愤怒至极，失去理智，立刻用刺刀刺向一名中国士兵。其他人也蜂拥而上，几秒钟内八名俘虏就都倒在地上，痛苦地颤动着，终因多处刀伤而身亡。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谁也没反应过来，其间，玉井被他的连长叫了过去。他们被召入一间农舍去汇报情况。当玉井回到扣押俘虏的地方时，俘虏们都已经被杀害了，尸体被推到一条沟里，其中过半的积水已经被鲜血染成一片令人作呕的猩红。漂浮在水中的是中国俘虏们垂死挣扎时从口袋里掉出来的个人物品，有他们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照片，表情呆板，眼中无神。
其中一个俘虏，比其他人岁数大些，已经被刺伤，但还未断气。他凝视着玉井，仿佛在哀求杀死他，将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玉井举枪仔细地瞄准，子弹射中他的胸部，干净利落，几秒钟内他就咽气了。玉井看到另一名士兵俯卧在地面上，轻微地颤动着，便朝他的背部也开了一枪，他慢慢地滑进了沟里。从那些死者的面孔中，他也看到了刚才想要回家的那个小男孩的脸。
* * *
也是在11月12日，南京城阴雨连绵。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写信的美国教师明妮·魏特琳正在举行一次茶话会。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战争的阴影也始终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在场的客人中有南方卫理公会医院苏州分院的埃德蒙·L.莱斯医生，苏州比南京更靠近前线。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为避开正在推进的日军，这所医院即将搬迁到中国的首都去。“只要日本人手里还有武器”，她忧心忡忡地写道，她心爱的南京就将会变成一片“焦土”。[3]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知南京市民，提醒他们因上海已经沦陷所将面临的困难前景。社论强调大家要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并继续提醒其读者所肩负的重大责任：“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办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4]
1937年末的南京是个被打上了战争印记的城市，但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从7月开始的同日本的冲突并未带来多大变化。电影院一直开放，城里的购物商场也一如既往地熙熙攘攘，市区主要交通要道中山路还是车辆如潮。警察训练有素，到处秩序井然。电话一直能正常使用，只有在遭到空袭电源被掐断时才会中断工作。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一直保持着应有的顺畅。一大批人聚集在电报局外面，心情迫切地要给亲人发送消息。驻上海的美国广播电台每小时都会播出最新消息。[5]
实际上，外部的平静是相当表面的，即使是在早期阶段。一位外国目击者写道：“毫无疑问，市民们都非常恐慌，但并没有表露出来。”官员们已经在为不测事件做各项准备工作，战争不会总是停留在安全线外。在地质研究所里，除了那栋大楼之外，一切物品设备都被送到避暑胜地庐山牯岭去了。[6]目光敏锐的记者们还注意到，南京市区政府办公室配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那些老资格的都已经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有人悄悄地议论说，他们甚至已经逃离了这座城市。[7]
1937年秋天，当地的收成好于往年平均水平，食品并不匮乏。到11月时，由于战争破坏了流通渠道，物价涨了起来。在商业区，四分之三的商店已先后用木板封上了，那些还开门营业的商店也只提供有限的产品，且价格比年初高得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旅馆已暂时关门了，电影和其他形式的娱乐也都已经歇业了。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的描述，那些茶馆店里漂亮的戏子们发现自己的技能派上了新用场——为蜂拥而来的士兵们表演。[8]只有一个行业比和平时期更加兴旺：打短工，或者叫得难听些，就是苦力。一时间，对能够有力气挖防空洞或往码头搬运行李的男人的需求量大增，而且开价也比战前提高了两倍以上。[9]
11月中旬时，尽管前线还仍然在大约200英里开外，但无休止的空袭和对正在逼近的敌人的恐惧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与外界接触的逐渐减少，更是加重了大家的焦虑。与上海的铁路联系也在11月中旬被切断了。虽然通往中国其他城市的火车还在继续运营，但运行时间全无规律，同时也只保留了一条唯一的飞机航线，将南京同其西南方向近300英里外的大城市武汉连接起来。[10]全城只剩下五家国家控制的报纸还在发行，但内容要比战前少得多，杂志仅限于两到三个几乎完全与抗战相关的专题。[11]收音机是备受珍爱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外籍人士当中，尽管香港和马尼拉电台播送的有关中国战争的消息少得令人沮丧。[12]
随着对战争的日益关注，一种新近产生的共同使命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广告。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强烈的爱国热情突然间爆发了出来，几乎每栋大楼上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13]居民们被征召去修建各种防御工事，有些人还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以便能在保卫城市的战斗中出力。极少数不合作的人因被看作“卖国贼”而受到严厉的惩处，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愿参加的。[14]“日本人真应该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使中国人团结得日益紧密，”魏特琳评论道，“他们身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勇气、信心和决心。”[15]
人们在爱国热情高涨的同时也没有放松警惕。城里到处都有军人和警察站岗，检查身份，不断搜寻间谍和汉奸。政府当局严禁在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讨论军事问题。“城里对所谓的叛国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个替日本人刺探情报的中国间谍在给他主子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城里居民的反日情绪十分强烈。”[16]
可以说，当真实情况被披露之后，人民群众的士气比社会精英还要高。11月中旬，沮丧与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中国领导集团。驻南京的意大利大使朱利亚诺·科拉（Giuliano Cora）叙述了与前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相遇。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意大利外交官首次感受到了宋子文的低落情绪。[17]
政治领袖们纷纷离开南京前往中国内陆的安全之地，从中反映出政府部门中的士气急剧下降。11月16日晚，负责全面作战指导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在铁道部大楼举行了一次会议。蒋介石主持了会议讨论，然后将发言权交给了时年69岁、一脸大胡子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名义上是国家主席，实际上有名无实，他在发言中一开始就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在南京参加会议。由于没有其他方式来躲避日本飞行员的窥视，当天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海军“永绥”号军舰将护送他离开南京沿长江西上。
“主席，”蒋介石说道，“你应该走，没别的办法。”他说着看似宽宏大量的话，但自己的行为举止呈现的却是另一面。他的脸色变成深红，发出了一连串的叹息声，似乎陷入痛苦之中，显露出被最亲密的助手抛弃的真实情感。紧张的沉默笼罩着整张会议桌，只是当蒋介石的秘书张群指出“不是每个人都要离开时”，气氛才稍微得到一点缓解。几个小时后，挤满了官员及其眷属和财物的“永绥”号炮舰朝长江上游驶去。林森还下了一道特别命令，此次行动必须高度保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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