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举办的“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系列学术讲座基础上，并汇集了其他学者在河南大学讲座报告，同时并收入了本校部分学者的讲稿，最终成集。全书分为三个专题，“帝制体系之方向认知”，主要从官制、经济与社会三个方向讨论帝制下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社会架构之运行机制”，讨论帝制“国家”是如何运行的，涉及舆论控制、财政维持、基层权力运作等问题;“日常生活之官民等，讨论在专制国家之下的“人群”，虽然传统史学当中他们面目模糊，但却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
作者介绍
耿元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入选河南大学杰出人才特区第三层次人才，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18ZDA171)”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唐宋史，中国经济史。出版《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帝制时代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两部专著，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部分摘录：
舆论时代：从民主“众议”到专制性舆论主调 恩格斯说：“我们不再怀疑，世界历史进入了舆论时代。”但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步入了“舆论时代”，“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中国先贤认识到顺从民意是为政之道的重要准则。孔子发现舆论具有检验政治举措、政治功过的效果，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孟子则提出舆论代表民心向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管子更强调君主要“与民为一体”，为政之道在于与民同心，王朝至治在于顺乎民意。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舆论观，使人在认识到舆论的政治功能之时，也产生了操控舆论的愿望。历代统治者都把驾驭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权术来对待，并逐步总结出一套严密的应对系统。
远古时期，舆论主体为氏族成员，舆论客体则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舆论形态表现为简单的民意。民意的传播方式既表现为庶民之间的意见交流，也表现为庶民与“首领”的政治互动，“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当时，天子处理公共事务或指定政令，时常征求庶民意见，如舜禹治天下，“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惟帝时举，敷纳以言”。尧舜制定政令，也总是考察民情，尊重民意，听取民意，出现了“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的舆论局面。不仅如此，为避免政令之失，尧舜鼓励民众击鼓进言，评论时势，“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由此，简单的民意有时表现为具有一定组织性的“众议”，使得原始的议事制度表现出高度的权威性，其所塑造的民主舆论观念空前高涨，并对社会管理产生了决定性意义。如尧服从“众议”，派遣鲧治理洪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远古社会舆论民主的一般情况。正是由于舆论在远古社会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即使没有国家机器，社会成员也能和睦共处、安居乐业。恩格斯说：“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同时，在落后的远古时代，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时常影响着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当原始先民无法抽象地表达意见时，就会以神话传说等象征性思维评价社会事务。当人们通过生动的故事称颂战胜自然、征服敌人的英雄人物时，舆论便以神话传说的形态表达出来。
至奴隶社会，古代先民逐渐摆脱巫术、神话、传说的束缚，自觉寻求趋近理性的舆论途径以表达意愿、抒发情怀。如《诗经》中的“美刺”作品，既是舆论对社会乱象的强烈谴责，又是舆论对承平世界的由衷赞誉，“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具有自由民主性质的社会力量——“国人”和专门从事舆论传播的职业人——“舆人”，他们代表某个社会阶层的集体利益，从事舆论活动，发表政治主张，鼓吹思想说教，出现了盛于一时的“国人之议”、“国人之谤”和“舆人之诵”。周厉王肆意止谤导致的政变是国人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也是国人言论威力的重要体现。至春秋战国，国人地位日益凸显，凡国家大事，国人莫不参与，如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执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战国时，“舆人”的含义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国人庶民，也包括新兴士人。在此情况下，各路诸侯养士成风，君王、贵族、士人集聚一起，评骘时事，纵论学说，舆论气氛空前浓郁。天下士人周游列国，上说下教，传播意见，涌现出了孔子、孟子等一大批舆论活动家，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舆论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孔子褒贬春秋，孟子骂尽诸侯，老子昌言道德，墨子批评乱世，齐国稷下学宫游说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故此，各路诸侯礼贤下士，吸纳言论，征求民心，力行改革，秦、吴、魏等国的改革变法，皆是广采民意的结果。正是在舆论的推动下，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孕育出伟大的历史变革。当然，当权者也时常压制舆论，迫害“异端”，“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至帝制时代，随着一统王朝的建立，舆论活动呈现出新的历史形态。此时，贵族舆论、官僚舆论和地主舆论此起彼伏，错综交杂，冲突不绝，加上广大士人和农民起义的舆论推助，舆论高潮贯穿始终。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士人、地主和市民的思想日趋独立，城镇成为人们交换消息、公议时政的天然场域，显贵巨富、儒士说客云集于此，议论朝政，谈天论道，形成中国早期社会的公众舆论。
始皇建秦，统一思想，以法治国，但纵然如此，舆论批评仍然不绝，“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士大夫结党聚议，交游集会，使民间舆论偶有骚动。至汉代，以官僚、士人、市民、学生等为代表的“清流”势力，品评时政，裁量人物，掀起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当时，一大批讲气节、守道义的文人学士趋之若鹜，互相推崇，形成一股与宦官集团纷争对抗的舆论势力。同时，士大夫之间各树朋党，相互排异，明争暗斗，非议如潮，不断挑起舆论风波。其间，清议虽然屡次引发党锢之祸，招致残忍摧抑，并一度转向清谈，但作为一种代表集体“正义”的舆论形态，赓续不绝的清议运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舆论生成的思想动力，扩大了舆论活动的传播范围，增强了舆论影响的能量。
较之原始、奴隶社会，帝制时代的舆论对象更加广泛，内容更趋丰富，与此相联系，官方对待社会舆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总体上，汉魏注重利用社会舆论，隋唐注重操控社会舆论，宋明以降则主要表现为压制社会舆论。可见，中国古代从“盛唐雄风”到晚清“病夫之国”的历史转变，恰恰与官方逐渐压制社会舆论直至万马齐喑的沉寂状态相一致。这也表明舆论环境的宽松与否直接关系王朝的盛衰存亡。
二 舆论形态：既是“喉舌”，也是“镜子” 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舆论的存在形态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这在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形式等方面皆有体现。首先，舆论主体是能够自主发表意见的人——广大民众和知识精英。其中，广大民众的舆论表达简单而直接，舆论诉求务实而真切；知识精英的舆论表达含蓄而深邃，舆论诉求宏远而致用。而且，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广大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诉求交融相生，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洪流，掀起空前的舆论高潮，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次，舆论客体是社会现象、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等。这些社会现象往往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和“刺激性”，这些社会事务往往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现实性”，这些社会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和“反常性”。只要民众对现实社会表现出的集体意见、社会态度、价值取向形成某种趋向，现实社会本身就会成为舆论客体。再次，舆论自身是信念、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切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最后，舆论强度是判断舆论功能和影响的主要指标。按照表达方式，舆论分为两种：一是可以直接体验和观察的行为舆论和言语舆论；一是没有行为和言语体现的内在态度，这种舆论表达方式表面含蓄收敛，实则潜藏种种危机。如若舆论主体未对客体产生任何影响，这种舆论的强度就较弱，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一般议论；相反，如若各种舆论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舆论客体，并使舆论客体朝着主流舆论的方向发展，这种舆论的强度就较高。
在中国传统社会，舆论的存在形态大体有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官民舆论的交流融合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在专制时代，统治者时常把不同于官方意识的言论视为谣言、危言和妖言，并采取高压政策加以管制；而统治者的意志却不受束缚，言出法随，一呼百应，民众稍应诺不及，便会祸降人身。缘此，倘若社会制度陷于衰微的泥潭，国家权力又不能及时缓解，民众意见就会直指官方意见而产生舆论冲突，并提出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发出天理民心的昭示，引发空前高涨的舆论热潮。在此情况下，官府便应适应舆论多样化、社会化的特点，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认同不同思想，听取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