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通过对美国制度的建立进行探源与复盘，提出了美国是“公司型国家”的观点，认为美国国家的独立与创制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其制度理念也并非其所宣称的所谓“普世价值”。通过进一步分析，作者还揭示了根植于美国宪法的制度弊端，不仅受商业利益考虑影响，更受制于权责不清、真正权威的缺乏。
作者介绍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历史学学士、硕士，国际政治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德国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富布赖特学者。主要研究国际关系、欧洲政治、美国政治、中国政治。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文章，译著《不列颠人：传说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部分摘录：
地理是历史之母。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而言，地理因素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如果说，欧洲的政治主要是历史的副产品，那么，美国的政治就主要是地理的副产品。”64托克维尔曾说，美国的宪法制度如果原样搬到欧洲，可能根本无法维继。默西·沃伦（Mercy Warren）在宪法通过10年之后写道：“美国可能仍然长期保有着大量自由成分，可能比文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能发现的都要多。这可能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它的高超政策或者持平中道。”65
与亚欧大陆的多数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地理环境。美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长期困扰中国的山川之隔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都不存在。在美国的东西海岸之间飞行，舷窗之下看到的是延绵不断的美土良田。如果从中国东部飞往西北或西南，看到的土地情况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宜居土地不到全程的三分之一。丰富的土地资源对美国文明和制度的发展之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任何没有经历过资源危机的制度，都不算是经受过历史检验的制度。弗朗西斯·纽兰兹（Francis Newlands）在国会为1902年《联邦垦务法》辩护时说：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说过，我们永远无法检验我们的制度，除非我们用尽公共领土，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加入土地所有权的竞争当中。66
早在上古时期，亚欧大陆的主要文明就已经遭遇土地肥力枯竭和各种生存资源稀缺的痛苦。各民族早期普遍存在的“游耕制”生产方式，67中国古代的“三圃制”等休耕制度，都与土地枯竭有关。对有限资源的存量竞争是人类历史中苦难和暴行的主要根源。美国人是在几乎无限的土地供给和资源条件下展开新的经济生活的，1890年联邦政府才宣布公地分配完毕。此时，中国的古老文明已经来到清朝末年，年轻的美国才刚刚进入资源有限的时代，单从这方面讲，两者的制度生存环境存在着大约3 000年的时间错位。
国家安全 地不仅仅是资源，也决定着文明生存的环境是否安全。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就介绍了北美大陆的地理情况。西部是广大的印第安人地区，那里日后成为美国西进扩张的主要空间，成为造就美国性格的关键地区。北边是加拿大，不仅不是威胁，反而是英帝国被扣押在美国手里的人质。南边是墨西哥，不仅未构成威胁，而且为美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领土。
美国周边没有同等量级的敌对国家，这使其得以避免欧洲大陆国家面临的安全梦魇。欧洲有一类特殊国家，即离岛或半离岛型国家，它们通常比大陆型国家享有更好的安全环境，但是比起美国来也自叹不如。美国有两洋拱卫，这也是一般离岛国家求之不得的优越条件：威尼斯与意大利大陆地区只是一水之隔，仍难以高枕无忧；荷兰能够逃脱地缘政治威胁，也不是完全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它的独立地位半靠纵横的河道和低洼的湿地，半靠周边大国间的相互制约；英国的英吉利海峡，最宽处220公里，最窄处的多佛尔海峡宽度只有33公里，即使在古罗马时代，对渡海入侵者都不算是难以跨越的天堑。
美国与欧洲列强隔大西洋遥遥相望，华盛顿总统曾说大西洋是美国安全的屏障，美国没有必要拥有过分庞大的军事建制，否则不利于个人自由。68在帆船时代，跨越大西洋需要4—6周；19世纪30年代中期，远洋蒸汽船的出现让这个旅程缩短到2周，19世纪80年代缩短到10天。69所以汉密尔顿也说，宽阔的海洋把美国和欧洲分开，为美国提供了安全保护。他也警告美国人不要有过于安全的感觉，但他担心的无非是英国和西班牙在北美的殖民地，以及印第安人部落。70这些威胁随着美国建国很快被消除了。在“9·11”事件之前，美国本土极少受到攻击。除了1812年英美战争和内战期间英国的军事干预威胁外，美国遇到的军事威胁都来自北美大陆，对美国不形成致命困扰。因而，可以想象，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这一点在美国的制度演进、文化发展和产业模式上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是地缘安全不是绝对的，首先它具有延展性，其次它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首先，从延展性来看，美国本土虽然安全无虞，但是作为美国命脉的海上贸易路线始终存在安全挑战。美国在法国革命之后因英法等国的禁运措施与上述国家发生冲突，杰斐逊总统未经国会同意，冒着违宪风险派海军打击北非海盗；美国为应对德国潜艇战术而逐渐介入“一战”，在“二战”前同时维持两洋舰队，并且占领关岛、夏威夷等地将其作为舰队的装煤基地，这些都是为了保障海上贸易路线的安全。
由于美国享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只要船队能够自由航行，它就有把握赢得与欧洲国家的贸易竞争的胜利。因而在二百余年的对外关系史中，美国虽然有时开门，有时关门，有时搞贸易保护，有时大降关税，但是它始终钟情于“自由航行”的信条。只有中国的崛起真正威胁到美国的贸易优势，使其失去在和平自由贸易中的优势。所以2016年美国在中国南海制造事端时，虽然习惯性地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当年那个年轻的美国对自由航行的底气。
其次，从时代变化来看，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遭受攻击的噩梦开始困扰美国，美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社会文化、产业结构和债务性质都有向欧洲大陆国家趋同的倾向。
随着战争技术的进步，美国领土也会受到外敌的威胁（如珍珠港），超然于安全困境的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同时霸权利益要求美国在世界重要地区保持军事存在，这使得美国原来的民兵体制和以海军为主的军事力量结构无法满足新的要求。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它改变了美国建国后一百多年的武装性质、军力结构和安全观念。在此之前，美国没有“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概念，只有“国防”（national defense）观念。“国家安全”概念的出现反映出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型挑战，中央情报局这个国家安全机构就是该法案的产物。
“二战”后，美国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和义务兵役，同时美国还产生了巨大的军工产业集团。军事开支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艾森豪威尔总统下台前曾感慨美国已经被军工联合体所操控。里根和两位布什总统任内是美国债务急剧上升的时期：里根的军备支出使美国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布什父子的战争使美国财政事实上宣告破产，美国今天仍未挣脱战争泥潭。美国人用奥巴马的十年任期和特朗普的三年任期才勉强从阿富汗的泥潭中脱身。
“9·11”事件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发展为“国土安全”观。国会通过了《国土安全法》，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土安全局。这个修辞的改变意味着美国已经完全进入欧洲国际关系曾经面临的“丛林状态”。美国本土受到的安全威胁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一趋势的后果还远远没有充分显露出来。
起跑线 在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安全的战略环境下，英国殖民者来到美国历史的起跑线上。这条几乎在所有重大方面都有着“例外”优势的起跑线，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美国发展的“开挂”旅程。
当然，我们不能说早期移民完全不用面对安全问题，事实上如果完全没有外部安全威胁，也就没有必要建立国家。就像细胞进化出细胞膜或细胞壁是为了限制外部环境对内部的影响，国家的诞生一定是为了抵御外部的不利影响。安全威胁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形态。
新开辟的殖民地面临饥荒、印第安土著居民的袭击、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威胁以及不同殖民地之间的冲突，这些都威胁着殖民地的安全。《五月花号公约》本身也是在生存威胁之下产生的，当时“五月花号”未能如预期到达目的地，船上的35名清教徒担心其他乘客威胁其安危，于是提出建立一项公约以保障共同的生存和安全。但是移民们一旦稳住脚跟，安全威胁的阴影就逐渐消退。他们以近乎“降维打击”的优势摧毁了印第安人的武力反抗。除了与法国、西班牙殖民者发生前哨冲突外，殖民地大体上不用担心任何人威胁其生存，直到18世纪中叶发生“法国—印第安战争”。
北美殖民者经历的所谓法国—印第安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国际战争的组成部分，它在欧洲被称作“七年战争”。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发生于英国、普鲁士集团和以奥地利、法国和俄国为首的军事同盟集团之间的一系列战争。战事在欧洲、美洲、西非、印度和菲律宾等广大地区展开，可以说是近代第一场世界性战争，预示了未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在北美大陆上，法国联合印第安人与英国人作战。1763年2月10日，作为主要交战方的英法两国签订《巴黎和约》，标志着七年战争正式结束。法国向英国割让了几乎整个法属加拿大，并且法国从印度撤离，英国还从西班牙的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
七年战争的结果，是巩固了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殖民势力范围，驱逐了法国殖民者。但也带来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为了避免与法国发生进一步冲突，英国禁止殖民者向西部拓殖，同时英国欠下的战争债造成了财政困难，需要征税偿债。在征税问题上，宗主国和殖民地矛盾激化，这直接导致了北美独立。
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实际都是七年战争的后续发展。法国支持美国革命，同样带来了财政破产危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要召集三级会议征税，引爆了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来之不易的中央集权成果。
美国独立战争让北美殖民地第一次面临严肃的生存威胁，但英国毕竟是远渡大洋前来作战，没有能力维持长期大规模陆地军事行动，同时殖民地还有法国的国际支持。所以这场安全危机一方面将殖民地最终锻造成合众国，而另一方面由于安全威胁的性质和强度较弱，此时的合众国只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邦联。
虽然没有了紧迫的安全威胁，美国还是从邦联走上立宪道路，只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部《宪法》都不是一部意欲并且能够抵御紧迫外部威胁的制度安排。那么美国人为何要立宪，为何要建立联邦国家？这就涉及美国的国家理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