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为作者集十多年研究成果精心创作而成，旨在揭露1936年至1945年间西班牙人民在其激烈的内战中的恐怖遭遇。书中所描述的恐怖事件发生在战场的后方，作者称其为“西班牙大屠杀”。它们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现在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第一幅全面的图景：对大约20万名受害者的大规模法外谋杀、草率的简易审判、酷刑、对妇女和儿童的系统性虐待、大规模监禁，以及恐怖的流亡。那些应为恐怖事件负责之人被点名，受害者得到确认。这是欧洲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其所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深深刻在西班牙的大地上。
作者介绍
保罗·普雷斯顿，英国历史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名誉退休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他专注研究20世纪西班牙史，特别是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曾获大英帝国勋章、伊莎贝拉女王勋章、塞缪尔·约翰逊奖等。其于2006年出版的《西班牙内战》被《泰晤士报》称为“最全面的著作”。他也是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国王的传记作者。
部分摘录：
右翼团体对第二共和国及其工人阶级支持者的敌意，在非洲殖民军军官团和国民卫队身上得到了最为激烈的展现。他们从众多政客和报纸杂志所兜售的针对左翼的恶毒攻击中获得了鼓励，并认为与左翼为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特别是，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在散播一种恶劣的言论，他们极力主张“根除左派分子是爱国使命”。他们还宣扬“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的陈词滥调，暗示作为其宿敌的左翼分子和自由派人士属于劣等种族。于1933年初出台的禁止宗教团体参与学校运营的法律草案，就是一个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1月30日，在马德里纪念剧院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作为萨拉曼卡省国会代表之一的卡洛斯派土地所有者何塞·马里亚·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公开谴责该法案，并称之为共济会摧毁天主教会的一个撒旦式阴谋。1该法案于5月18日获得通过。6月4日，拉马米耶的同事，萨拉曼卡省的国会代表坎迪多·卡萨努埃瓦对此作出回应，他告知“国民教育妇女协会”的成员：“你们有责任每日向孩子心中缓慢注入对这一针对宗教团体的法令及其始作俑者的仇恨。如果你们有谁不照做，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2第二天，希尔·罗夫莱斯宣称“将这一针对宗教团体的法令引入西班牙的共济会制度，就像那些异端党派和赤色组织一样，都是外来势力的杰作”。3
1932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反犹主义作品之一——《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简称《纪要》）的广泛传播，使邪恶的犹太人阴谋正在摧毁基督教世界这一观念在西班牙境内获得了某种当下的意味。这部源自19世纪60年代德法两国小说文学的作品于1903年在俄国出版，它由众多荒诞不经的虚构素材拼凑而成，其主要观点是：有一个名为“锡安长老会”的犹太人秘密政府，它正在谋划摧毁基督教并建立犹太教对世界的统治。4《纪要》的第一个西班牙文译本于1930年在莱比锡出版。另一个西班牙文译本则于1932年在巴塞罗那由一个耶稣会名下的出版社付梓，该出版社接下来又在其下的一份杂志上连载此作品。《纪要》进一步得到关注与认可，则得益于加泰罗尼亚神父胡安·图斯克茨·泰拉茨（1901—1998）所著的一本畅销读物——《西班牙革命之起源》（Orígene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简称《起源》）。图斯克茨于1901年3月31日出生于巴塞罗那一个富有的金融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银行家的后代，一位坚定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也是富豪弗兰塞斯克·坎博的朋友之一。他的母亲是极为富有的米拉家族中的一员，该家族也是高迪①的赞助者。他先是在一个耶稣会办的学校里接受了中学教育，接着又在鲁汶大学和塔拉戈纳的宗座大学继续学业，并在宗座大学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于1926年被授予圣职，并很快被视为加泰罗尼亚哲学界一颗璀璨的希望之星。因为虔诚和知识渊博的名声，他成为加泰罗尼亚首府之神学院中的一位教师。在那里，他受托撰写一本作品，讨论富有争议的唯灵论学者海伦娜·勃拉瓦茨基的神智学运动。在这本书取得成功之后，他开始逐渐着迷于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团。5
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他本人身上残留着一点犹太血统，到第二共和国建立时，图斯克茨对秘密社团的研究已经演变成一种激烈的反犹主义，以及一种更为激烈的对共济会的仇恨。作为对其家族背景进一步的拒斥，他转而激烈反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并诬告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是共济会员，然而这却使他声名狼藉。6在与神父华金·吉乌·博纳斯特雷共事期间，他建立了一个被他自己称为“我的那些忠实勇敢的情报员”的网络。尽管图斯克茨表现出一副虔诚的模样，然而实际上他不仅从事特务活动，而且有时还干入室盗窃的勾当。共济会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主要据点位于达文约街的一个药房旁边。因为图斯克茨的阿姨就住在药房后面，所以他和吉乌神父可以在她的房间里监视共济会分子的活动。有一次，他们冲进共济会的另一处集会所放火，然后趁乱偷走了一系列的文件。图斯克茨定期为卡洛斯主义者的报纸《加泰罗尼亚邮报》（El Correo Catalán）撰写的那些激烈反共济会的文章，以及其取得极大成功的著作《西班牙革命之起源》，都以这些所谓的“研究调查”为基础。《起源》这本书之所以闻名，不仅仅是因为它普及了“共和国是犹太人–共济会阴谋之成果”这一观念，同时也是由于，它列出了作者心中“犹太人–共济会同盟”中最凶恶的成员的名单。图斯克茨后来声称，为了报复他写下这本书，共济会曾两次企图暗杀他。然而，根据他的记述，似乎共济会分子并未进行过认真的尝试。在第一次暗杀中，他仅仅是跳上一辆出租车就逃过了一劫。关于第二次暗杀，令人好奇的是，他宣称自己是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报纸《劳工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方面提供的一位护卫者所救。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自身激进的反教权主义之主张，这一所谓的善举更加令人难以置信。7
图斯克茨将《锡安长老会纪要》作为“文献”证据来支持其基本理论，即“犹太人正致力于毁灭基督教文明”。而他们的工具，正是那些利用革命、经济危机、渎神与淫秽之宣传以及无限制的自由主义等境况和手段做脏活的共济会员和社会主义者。他宣称第二共和国是共济会之子，并公开指控道貌岸然的天主教徒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具有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双重身份。8此处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只有消灭犹太人、共济会员和社会主义者，即消灭政治领域内的整个左派阵营，西班牙国家和天主教会才能被拯救。《起源》一书热销，同时还引发了一场纷繁的争论，而这又让作者的理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图斯克茨在《加泰罗尼亚邮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他颇为畅销的15卷本丛书《异端教派种种》（Las Sectas），也在大肆传播共和国是“犹太–共济会”掌控下的独裁政权这一观点。
《异端教派种种》的第二卷中包含了《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全译本，以及图斯克茨对马西亚的再次诋毁。在以“他们在西班牙的实际运用”为题的章节中，作者声称，在共和国的宗教迫害中，以及在通过对大庄园产业实施再分配而展开的农业改革运动中，犹太人对西班牙国家的进攻是清晰可见的。9 1933年晚期，因各种著作而声名大噪的图斯克茨应“国际反共济会协会”之邀，前去参观刚建成不久的达豪集中营。他评论道，“他们为我们展示了我们应该在西班牙做些什么”。达豪集中营的建立是为了安置纳粹希望将之隔离的各种群体，其中包括各类政治犯（共济会员、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分子、反对纳粹政权的天主教徒和君主制支持者），以及那些被贴上“反社会”与“变态”标签的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和流浪者）。尽管图斯克茨当时对此赞许有加，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却声称，当时的所见所闻让他震惊不已。无疑，此次访问丝毫未曾阻止其反犹和反共济会出版物的发行，也没有削弱内中言论的激烈程度。10
图斯克茨将对整个西班牙右翼，尤其是佛朗哥将军产生巨大的影响，后者深深痴迷于这种反共济会与反犹主义的言论。他制作了一份关于共济会的通讯刊物，并在军队高层中分发。后来，佛朗哥的连襟兼最强有力的盟友拉蒙·塞拉诺·苏涅尔对图斯克茨为“创造一种促成全国性起义之大环境”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许。11然而，图斯克茨所做的努力不仅仅限于发展那些将暴力合法化的理念。通过与加泰罗尼亚卡洛斯派分子之间的联系，他卷入了武装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之中。他和他的好伙伴华金·吉乌参加了由“西班牙军事同盟”（该组织在巴塞罗那有着强大的势力）召集的数次密谋会议。1936年5月底，他与加泰罗尼亚百万富翁弗兰塞斯克·坎博的私人秘书接洽，并请求对方为即将到来的军事政变提供经济支持。尽管，作为图斯克茨父亲的朋友，坎博曾写信称赞他在撰写和出版《起源》一书中所取得的成功，但是他并没有为政变提供资助。12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图斯克茨和华金·吉乌就已经开始专注于编纂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名单。他们甚至将“国家公敌”的搜索范围扩大到裸体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唯灵论者和世界语爱好者等群体中去。当图斯克茨终于在内战期间的布尔戈斯成为佛朗哥的合作者时，他的那些包含所谓的共济会员信息的文件，将成为一个得到充分组织的镇压体系的重要部分。13
极右翼君主主义者理论期刊《西班牙行动》的创始人金塔纳尔侯爵同样认可《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内容。在一次以他的名义于丽兹酒店举办的公众活动中，金塔纳尔声称，君主制崩溃的灾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世界范围的犹太–共济会之惊天阴谋，将民主的病毒注入了集权君主制的体内，它先是将其转化为开明君主制，然后再将其彻底击败”。14同属“西班牙行动”压力集团的胡利安·科尔特斯·卡瓦尼利亚斯也援引《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内容，将其作为“以色列的恶魔子孙”——犹太人——以共济会为媒介，控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乌合之众的证据。新成立的共和派–社会党政府中聚集了共济会员、社会主义者和被认为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士，这成为马克思和罗斯柴尔德之联盟已在西班牙建立桥头堡的铁证。15埃利塞达女侯爵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审阅了《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某个法文译本——仿佛其中所载为经验性的真理，她曾含蓄地向玛加丽塔·内尔肯表示，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是犹太人一手策划的。16
为《西班牙行动》杂志撰稿的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包括世俗神学家马西亚尔·索拉纳和神父阿尼塞托·德·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后者是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一位高级教士。他们两人和神父巴勃罗·莱昂·穆尔谢戈为暴力颠覆共和国提供了神学上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认为反抗暴政是天主教徒的职责。索拉纳利用圣阿奎那②的哲学思想证明，“暴君”就是任何暴虐或不公正的政府。既然权力最终归于上帝，那么这样一部反教权主义的宪法就已经清晰展现出了共和国的暴虐本质。17 1932年，时任科米利亚斯耶稣会大学校长的卡斯特罗·阿尔瓦兰神父撰写了一本以“反叛之权利”为主题的著作。尽管该书直到1934年才得以出版，但是部分内容当时就已经选登在《西班牙行动》杂志上，它为索拉纳煽动叛乱的言论火上浇油，并且专门针对《辩论报》不愿触犯法律的谨慎态度展开攻击。通过撰文和布道，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将成为军事叛乱最重要的神学辩护者。后来，他在1938年出版的《圣战》（Guerra santa）一书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总结。18阿尔瓦兰、索拉纳和其他人极力主张暴力反抗共和国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一场针对暴政、无政府状态和莫斯科煽动的无神论思潮的神圣起义。1932年，吉普斯夸省的国会代表，同时也是维多利亚主教座堂之教士的安东尼奥·德·皮尔达因·萨皮安神父在国会中宣称，天主教的教义允许暴力反抗不义的法律。类似观点构成了1933年由神父何塞·西雷拉·普拉特出版的一部争议性著作的核心内容。19
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和西雷拉的著作，让塞维利亚红衣主教欧斯塔基奥·伊隆达因·埃斯特万和塔拉戈纳红衣主教比达尔·巴拉克尔等较为温和的教会人士感到惊骇不已。比达尔对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将天主教教义表现为具有党派性质的理念时所流露出的狂妄自大深感不安，因为这与梵蒂冈要求与共和国和平共处的政策背道而驰。他向担任教廷国务卿的红衣主教帕切利提出抗议，后者下令去除书上的“印行许可”③字样（基督教会表示认同其内容的印鉴），并设法将已发售的图书悉数收回。然而该书内容已在卡洛斯派分子的报纸上进行连载，新任命的全西班牙首席主教，托莱多大主教伊西德罗·戈马对“西班牙行动”的成员表示支持。20戈马在托莱多的前任，流亡罗马的红衣主教佩德罗·塞古拉·萨恩斯，被卡洛斯派分子的《未来世纪报》描绘成天主教会针对共和国不妥协之立场的典范。后来人们发现，在卡洛斯派的民兵组织（“义勇军”）为准备反共和国的暴动而进行军事训练期间，他曾经积极给该派领导人加油鼓劲。21
佛朗哥将军是《西班牙行动》杂志的订阅者，同时他对存在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之“肮脏结合”这一点也深信不疑。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持类似观点的高级军官中间，还包括1936年军事政变的总导演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莫拉将军颇有些学究气，然而他的真实背景却是一个严肃实干的非洲殖民老兵。他于1887年在古巴出生，是一名国民卫队上尉的儿子，打小就受到其父严苛的管束；历次非洲殖民战争让他在土著正规军（Regulares Indígenas，在当地招募并由西班牙军官率领的雇佣军部队）中一步步晋升至高位。他的摩洛哥回忆录中充斥着有关破碎头骨和腐烂肚肠的描述，这表明多年的非洲经历已经让他变得如野兽般冷酷无情。22在1930年2月独裁政权垮台之际，莫拉被任命为国家保安总长。他很快就开始接手警务工作。就像在摩洛哥粉碎部落民起义那样，他致力于镇压西班牙本土的工潮和学潮，直到君主制于14个月之后崩溃。23为实施镇压计划，他创建了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堪称一流的反暴乱小分队以及一个复杂的谍报系统。这一所谓的“赤色分子调查部”利用秘密警察渗透进入反对派组织的内部，并在其中扮演煽风点火的内奸角色。当莫拉将军在1936年为准备军事叛乱进行部署时，这一网络基本上仍可正常使用。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