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40年6月，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戴高乐孤身一人来到英国，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和他一起抵抗法西斯的入侵。戴高乐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却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令敌人都愿意追随他。 戴高乐强大的气魄，令昔日的政敌成为忠实的追随者 大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在政治观念上与戴高乐格格不入，但当他头一次与戴高乐交流时，却被其言谈举止之中所展现出的英雄气魄彻底征服。他断绝了与其他政党的联系，转而全力支持戴高乐，并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始终坚定不移地追随他。
戴高乐强大的信念，令抵抗成员“起死回生” 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阿涅斯·洪伯特觉得自己像死了一样，对国家不抱任何希望，可当听到戴高乐在广播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法国没有失败”“她不是在孤军奋战”时，她突然感到自己仿佛活了过来，情不自禁地想要追随这个她甚至都没听说过的人。
戴高乐强大的斗志，令美国总统不禁将他奉为偶像和大师 为了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戴高乐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地拆美国的台，遭到来自美国、西欧盟国和国内亲美势力的压力。但戴高乐宁可一人硬碰硬，也坚决不改变抗美政策。正是这种强大的斗志，令艾森豪威尔畏惧他，令肯尼迪崇拜他，尼克松在他面前表现得如一名听从大师点拨的小学生。
戴高乐近乎癫狂的爱国热情，永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和感染力十足的演说能力，令丘吉尔都不由感慨他“明明一无所有，却像是身后有200个师的斯大林”。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个人魅力，戴高乐才能领导法国人民赶走法西斯，建立第五共和国，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完成复兴法国的伟业，成为法兰西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翻开本书，看戴高乐如何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实现拯救和复兴法国的伟业！
作者介绍
朱利安·杰克逊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历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皇家历史学会的院士。他是研究戴高乐和20世纪法国历史的重要研究学者，曾在2004年凭借《法国的衰落》获得了世界顶尖的历史图书奖项——沃尔夫森历史奖。 为了全面细致地展示戴高乐和他所处的那段历史，杰克逊使用了2004年公开的戴高乐档案，以及关于戴高乐的新近研究成果，并深入研究了戴高乐的私人生活，将戴高乐的人格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本书荣获2018年度美国图书馆巴黎图书奖，被《纽约书评》评为戴高乐传记中的“丰碑”。
部分摘录：
在戴高乐本人出场之前，他是一个声音。1940年6月18日的晚上，他通过一段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简短广播进入历史。六周之前，德国军队发动了对法国的袭击。法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沦陷，6月17日，法国政府的首脑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在法国广播中宣布他会请求与德国停战。戴高乐在次日的演讲里表达了对贝当的投降主义的反对：
那些身居军界要职多年的将领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以我们的军队吃了败仗为由，同敌人接触，意在谋取停战。
毫无疑问，我们确实吃了败仗，陷入敌人陆、空军的机械化部队的围困之中。
我们之所以受挫，不仅是因德军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飞机、坦克和战略。正是德军的坦克、飞机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不知所措，置他们于今天的境地。
但是难道已一锤定音，胜利无望，败局已定了吗？不，绝非如此!
请相信我，因为我对自己说的话胸有成竹。我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没有失败。我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有朝一日逆转乾坤，取得胜利。
因为法兰西并不孤立，她不是在孤军作战!她绝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后盾。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继续在战斗着的不列颠帝国结盟。同英国一样，她可以得到美国雄厚工业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场战争不仅限于在我们这块不幸的土地上，战争的胜败也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所有的过失、延误和磨难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世界上仍有种种锦囊妙计，能够最终置我们的敌人于死地。我们今天虽然受挫于机械化部队，将来，我们却可用更高级的机械化部队制胜。世界的命运正系于此。
我，戴高乐将军，此刻在伦敦向法国的官兵发出请求，不管你们已踏上或是在将来踏上英国的国土，不管是否持有武器，都同我联系。我请求具有制造武器技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不管你们已踏上或是在将来踏上英国的国土，都同我联系。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法兰西的抗战烽火都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绝不可能被扑灭。
明天，我还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 [30]
很少有人听到了戴高乐的广播讲话。如今我们也无法听到，因为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段录音并不重要，所以没有保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戴高乐发表了更多次的讲话，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的讲话。后来他们的头脑也模糊了，不确定是否真的听到了戴高乐在6月18日的第一次广播讲话，虽然他们以为自己听到了。一个在1940年还是孩子的戴高乐主义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6月18日。晚上，在一个被花园环绕的度假小屋间的廊道里，我认为自己听到了6月18日的讲话。别墅的窗户是打开的，一个收音机正在转播一段似乎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演讲。” [31]
作家莱昂·沃斯(Léon Werth)知道他当时没有听到广播。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他生活在法国偏僻的乡间。他的日记记录了他对戴高乐日益高涨的兴趣，但是他并不知道戴高乐在第一次广播讲话中究竟说了什么，直到四年后诺曼底登陆那天，他才从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听到这篇演讲(不是由戴高乐演讲)。如果要问沃斯为什么没有听到戴高乐的第一次演讲，那是因为在那一天，德国人正在进攻法国，当时的他和几百万其他法国人一样，正在向南方逃跑：“我接近卢瓦尔河了，在沿途只能听到一些传言。从一个插在汽车蓄电池上工作的破收音机里，我还能听到一些不连贯的错误信息。因此，在6月18日那天，我并没有听到戴高乐的广播讲话。” [32] 40年后，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却给出了一个矛盾的回忆：
作为一个14岁的小男孩，我记得在奥弗涅的房屋里，我们听到了戴高乐将军的声音。6月18日的下午，我的叔叔来找我们：“过来!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他们正在播放戴高乐将军的一个公告。”我们围着收音机坐成了半圆形……我们预感到事情要发生变化了。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遮盖法国形象的黑色幕布正是在那一天被扯开了。 [33]
吉斯卡尔并不是戴高乐主义者，但这段“回忆”恰好写于他迫切需要戴派政治家支持的时候，因而肯定有一些东西被加了进去。
很少有同时代的人在日记中提到“6·18”讲话。一个记下来的人是巴黎警察局局长罗歇·朗热隆(Roger Langeron)，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大日子。一个声音从伦敦传来。”但是他所摘录的戴高乐的名言“法国输掉了一场战役，但是她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并非来自6月18日的演讲，即使它传达了演讲的核心内容。这句话以宣言的形式出现在7月由“自由法国”(Free French)在伦敦制作的海报中。很可能是朗热隆在战争结束之后出版的日记中作了修改，使之看上去似乎是他听到了这段广播。 [34] 艺术史家和后来的抵抗者阿涅斯·洪伯特(Agnès Humbert)是为数不多真正提到“6·18”讲话的日记作者，和莱昂·沃斯一样，当时她也置身于正在逃离巴黎的难民中。6月18日，她到达巴黎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她急切地寻找新闻，并且比沃斯更加幸运，听到了一段广播：“巧的是，当时我调到伦敦的频道时，刚好听到了一段法语广播。他们在播出一位法国将军的一段演讲。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的语速很快，语气不容置疑，不太适合广播。他号召法国人聚集在他身边，继续战斗。我感到自己重新拥有了生命。一种我曾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感觉再次被激起：希望。” [35] 对她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即使别人告诉了她这位“法国将军”的名字，她觉得也无关紧要。几个月以后，当洪伯特成为法国第一批抵抗运动团体当中的成员时，她发现自己正在成为戴高乐的支持者，虽然她还是不知道戴高乐究竟是谁：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这就是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年过四十，却像学生一样被激情燃烧，追随着一个我们一点儿都不了解的领袖，我们甚至谁都没看到过他的照片。在人类的整个进程中，有任何跟这类似的情况吗？成千上万的人被盲目的信仰点燃热情，跟随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或许这种奇怪的匿名就是有价值的：一种不知名的神秘! [36]
对于绝大多数法国人而言，戴高乐的确是不知名的。他来自哪里？他的信仰是什么？他长什么样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1942年10月，当莱昂·沃斯定时收听戴高乐的广播讲话时，还曾经尝试着将他描绘出来：“我试图从戴高乐的声音中找到他。这个声音第一次打动我时有些苍白。如果我恨他，我或许会说我只听到了这个声音的一个方面。” [37] 当戴高乐在1944年法国解放后返回法国时，人们有时会拥上前去欢迎一个在他身旁的军衔更高的将军。他们错误地以为戴高乐一定是一位五星上将。 [38]
当“戴高乐”这个神秘的名字开始在整个法国的被占领区更广泛地流传时，它经常被视作一个化名。声称自己就是法国救星的这位将军以法国的古代名字“高卢”来为自己命名，这个名字好得让人无法相信。 [39] 这个看法来自小说家罗曼·加里(Romain Gary)的异想天开的自传。加里的原名是罗曼·卡丘(Roman Kacew)。1928年，当加里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从维尔纽斯来到了法国。由于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法国”作家，他决定采用一个听起来更像法国人的名字，因而有不同的化名被印在他大量的作品里，但似乎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戴高乐”这个名字。“1940年，我首次从收音机上听到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我的第一反应是气愤，因为我从未想到过创造这么一个杰出的名字……生活充满了错过的机会。” [40] 加里原谅了这样打击自己的戴高乐，并前往伦敦，成为自由法国的一名飞行员。在占领时期的前几个月，戴高乐的名字经常被不同的方式拼错：“德高乐”(Degaule)、“杜高乐”(Dugaul)，或者就是简单的“高卢”(Gaul)。 [41] 即使是成功到能够认识所有法国精英人士的巴黎律师莫里斯·加尔松(Maurice Garçon)，也对戴高乐的身份一无所知。在1940年6月29日的日记中，他记下自己听了“德·高卢(de Gaule)[我没有见过他的名字的拼写，就是这样拼写的吧？]的一场演讲” [42] 。
家庭出身
“戴高乐”这个名字，以及掩藏在它背后的神秘色彩，使这个来自伦敦的不见其人的声音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个名字完全可靠，尽管从词源上来说与高卢没有任何关系。它可能源于一个古弗莱芒语的词汇，意思是“墙”(de walle)。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当于英语中的定冠词“the”的“德”(de)在根源上并不是出自贵族的谱系。
“戴高乐”(de Gaulle，经常被拼写成de Gaule)一词曾出现于13世纪的诺曼底。一位名为让·戴高乐的人曾于1415年在阿金库尔抵抗英国人，而夏尔·戴高乐的家族将他视作祖先。 [43] 事实上，直到1604年勃艮第的某个名为弗朗索瓦·戴高乐的人被封为贵族，才能够找到其直接的家族谱系。18世纪，这个家族从勃艮第迁往巴黎，在那里作为国家律师和行政官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的君主服务。这给予了他们底层穿袍贵族(nobles de robe)的地位，这种贵族是通过官职而非出身获得的。戴高乐的曾祖父在大革命中被逮捕，由于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才免于被送上断头台。他保住了自己的脑袋，但是这个家族失去了它的地位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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