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阿森纳超级忠粉日记体自传
★ 海布里球场数十载风云纤毫毕现
★ 一本真正展现英国足球文化的超级回忆录
★ 荣获英国威廉•希尔体育图书奖；1997年被搬上银幕
《极度狂热》是霍恩比化身阿森纳超级忠粉，奉献的一部别样的日记体自传。作者以惊人的记忆力再现了阿森纳队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历的风风雨雨，与此同时也将一个普通英国男人的成长经历 融入了海布里球场的光辉岁月；在展现举世闻名的英国足球文化乃至英国足球暴力的同时，探讨了足球狂热这种 群体行为如何弥补个体灵魂缺失的一角，在慰藉心灵、造就生活面貌的同时，营造并传承一代社会风尚。
本书仿若别开生面的球迷自传与阿森纳非官方年鉴手册的结合体，情感绵长，诙谐幽默，因直抵人心、共鸣强烈，曾荣获英国威廉•希尔体育图书奖；1997年被搬上银幕，2005年又被美国翻拍成棒球版同名电影。
作者介绍
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 1957— ），英国作家、剧作家。1992年，霍恩比以一部记录足球的非虚构作品《极度狂热》声名鹊起，被评为当年英国图书奖年度最佳体育类图书。此后尼克•霍恩比的每部小说几乎都在畅销榜和专家书评两方面双获丰收，其中就包括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失恋排行榜》、《非常男孩》，以及戏谑另一位英伦才子作家阿兰•德波顿的名作《拥抱逝水年华》的小说《如何是好》。他的作品大多都被改编成电影，广受好评。2005年《自杀俱乐部》甫一出版即登上英语文学各大排行榜前十名，2014年翻拍为同名电影。
部分摘录：
毕业的日子 阿森纳v伊普斯维奇
1972年10月14日
到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不再那么矮小了——事实上，许多和我同龄的男孩都比我矮小。很大意义上这真是一个安慰，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持续纠缠了我好几个星期：如果我还想保持一点自尊的话，我就再不能拖延从学生区转移到北看台的时间——那个在球门后方有顶棚的看台，是阿森纳最忠诚的支持者站的地方。
我小心翼翼地谋划着我的初次登场。那个赛季的大多数场次，我都将大半时间花费在观望我右方那片嘈杂喧闹的人群、而不是看向前方的球场；我试图精确地算出我应该站在哪里，而哪些人我需要避开。和伊普斯维奇的比赛看起来是我的理想机会：伊普斯维奇的球迷们没有足够力量去攻占北看台，而且观众也不会超过三万人，仅仅是满场容量的一半。我准备好离开学生区了。
现在很难清楚地回想起是什么让我如此忧心。毕竟，当我去德比或维拉看球时，我经常站在客队看台上，那就是北看台的翻版，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一般麻烦总是出现在客场比赛或者阿森纳球场的另一端），也不必对跟我站在一起的人们感到畏惧。我猜想自己是害怕被揭露，就像那一年早些时候在雷丁一样。假如身边的人发现我并非来自伊斯林顿？假如我被发现是一个郊区闯入者，一个上着重点中学、正在准备拉丁文水平测试的学生？最终我还是决定必须冒险。如果，看起来是有这种可能的，我引发整个看台用《轰炸水坝进行曲》(1)的调子震耳欲聋地高唱“霍恩比是个人渣”或者“我们都痛恨书呆子，痛恨书呆子，痛恨书呆子”，那就由他去吧；至少我已经试过了。
我在两点钟刚过就到了看台上。它似乎比我在平常的位置上看它时更加巨大：陡峭的灰色阶梯向外扩张，中间散布着一堆同一模样的金属防挤栏杆。我选定的位置，在正中央，从上往下都是一半的地方——既象征着某种狂热（大多数足球场上的声音从主队看台的中心开始发出并扩散开去；另一面和座位区只在高度兴奋时才加入进来），也有一定程度的谨慎（“中后场”不是一个胆小的新人该站的地方）。
“成人礼”通常出现在文艺小说中，或者自以为是的主流好莱坞电影里，而不是真实生活，特别是郊区生活中。所有假定会改变我的事情——第一次接吻，失去处子身，第一次打架，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嗑药——该发生时就发生了；无关个人意愿，当然也没有痛苦的决定过程（同龄人的压力、坏脾气以及在性方面相对早熟的适龄少女们替我做了这些决定），其结果是，我还没有完全成熟，就超越了这些成长的经验。穿过北看台的十字转门，是我直到二十多岁能记得的唯一一次有意识地迎难而上的事情（的确，这里不是解决那些应该早已解决的所有难题的地方，但对此我不在乎）：因为我想那么做；不过同时，惭愧地说，我还真有一点点害怕。虽然我唯一的成人礼，就是站到水泥板上与另一端遥遥对峙；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一件并不完全情愿的事，而且结果一切顺利这个事实……对我非常重要。
在球赛开始前一小时，从我站立的地方一眼望去，场面极其壮观。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被遮蔽，甚至是另一端的球门都很清楚，我原以为它看起来会很小。然而，在3点钟时，我所能看到就只是一窄条的球场，一条狭窄的草皮从近端的点球点延伸到另一端的底线。角球区的旗帜完全消失，在我下方的球门只有在至关紧要的时刻跳起来才能看到。每当我们这端有几乎失球的状况，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我被一口气挤下七八个阶梯，回头看时，原本放在脚边、装着赛程手册和《每日快报》的袋子似乎离我已有数英里之遥，就像在波涛翻涌的海面上眺望海滩上的毛巾一样。我确实看见了比赛中的那个进球，乔治·格拉汉姆在二十五码外远射得手，只是因为那是在钟楼看台一端的进球。
当然，我热爱那里。我热爱那些五花八门的噪音：球员出场时正式的、礼仪般的欢呼（轮流呼喊每个球员的名字，从最喜欢的开始，直到他挥手回应）；当球场上出现某个令人兴奋的场面时自然形成的无定形的怒吼；一个进球或者一段持续进攻之后鼓舞士气的歌唱。（在这里，在年轻人中间，甚至最随和的人在形势开始变糟时也会脱口抱怨。）在最初的惊恐过后，我就爱上了这种律动——这种把我抛向球场然后又重新吸回来的方式。而且我爱那种隐匿于众生的感觉：毕竟，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引人注目。在接下来的十七年里我一直呆在那儿。
现在已经没有（站立的）北看台了。在希尔斯堡惨案之后发布的《泰勒报告》建议，足球场馆应该改成全座席，而所有足球俱乐部全都决定服从这个建议。1973年3月，我曾置身于六万三千名观众当中，观看阿森纳对阵切尔西的足总杯重赛；现在，不管是在海布里，还是在温布利之外的任何一个英国球场，那种密度的观众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即使在1988年，希尔斯堡惨案之前的那一年，阿森纳还能在同一周内两次达到五万五千名观众，其中的第二次，小森林杯半决赛对阵埃弗顿，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老式看台的最后一场比赛，它是记忆里的那种足球经历的总代表：探照灯，瓢泼大雨，以及比赛中巨大的、持续不断的怒吼。所以，是的，那当然令人伤感；足球观众也许依然可以创造出新的令人震撼的球场环境，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再造出昔日的那种氛围，因为那需要庞大的数目和环境，在那种环境中数目本身就足以聚合成一个巨大的活跃的整体。
然而，更令人伤感的是阿森纳选择重建球场的方式。观看对伊普斯维奇的比赛花费了我二十五便士；而阿森纳债券计划显示，从1993年开始，进入北看台的季票至少要花费一千一百英镑，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那对我来说听上去仍然有些过分。债券计划或许可以使俱乐部保持合理的财务状况，但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海布里举行的球赛将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了。
大俱乐部似乎已经对他们的球迷基础感到厌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能够指责他们？年轻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下层男子带给他们一堆复杂的，有时甚至很头痛的问题；俱乐部主席和董事们或许会辩解说，是他们自己把机会搞砸了，而那些中产阶级家庭——新的目标观众——不仅举止得体，而且愿意为此付出更多。
这种论点忽视了中心问题，即关于责任、公平，以及足球俱乐部是否应当在本地社区承担某种义务的问题。但即使没有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在推理上也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因为在宽阔的足球站台上享受到的快乐，有一部分是间接且依赖于其他因素的，因为除非你是站在北看台，或KOP看台，或斯特雷德福德看台(2)，否则你就要依靠其他观众提供某种气氛；而气氛恰恰是足球体验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俱乐部而言，这庞大的看台观众和他们的球员一样重要，不仅仅因为他们会发出声音来支持球队，不仅仅因为他们为俱乐部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尽管这些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素），而是因为没有了他们，根本没有人会想来现场。
阿森纳、曼联以及其他俱乐部看来似乎以为，人们花钱是来看保罗·默森和瑞恩·吉格斯的，没错，他们是这样。但其中许多人——那些花二十英镑买一个座位的人，那些坐在主管包厢里的家伙——花钱也是为了去看那些看保罗·默森的人（或者去听人们对保罗的大声咆哮）。如果球场里全都是主管，谁会花钱去买主管包厢的位子？俱乐部卖那些包厢是因为他们明白球场气氛是免费的，所以北看台产生的收益和场上任何一个球员一样多。而现在谁会去制造声浪？如果必须自己制造声浪，那些城郊中产阶级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还会来球场吗？他们会不会感觉被骗了？因为本来俱乐部卖给他们的票是用来看一场表演秀的，但为了让他们去看球赛，却把其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给移走了。
关于俱乐部决定究竟想要哪种观众，还有一个问题：俱乐部必须保证自己非常棒，而且没有任何滑坡的年头，因为这些新观众对失败不会谅解。这些不是那种会在3月份来看你和温布尔登的比赛，而你当时在甲级联赛排名十一，并已在所有杯赛中出局的人。他们有何必要？他们有许多其他事情可以做。所以，阿森纳……不要再有十七年的连续败北，就像1953年到1970年之间那样，好吗？不要再在降级边缘徘徊，就像75/76赛季那样，或者十年中大半数年头都诡异地无法进入任何一场决赛，就像我们在1981年到1987年那样。我们这些傻到家的赌徒能容忍这些，我们当中至少有两万人，无论你们多糟糕，都会亲临现场（有时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糟）；但是这些新人……我就说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