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暴力示威者冲击，无数个冲动的美国人越过警戒线，翻越国会大厦围墙，打碎窗户，与警察混战……美媒称，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权力移交过程中第一次“在华盛顿权力走廊内演变成一场实体对抗”，“暴力、混乱和破坏，动摇了美国民主的核心”，美国“政治体系可能已经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这与美国知名记者保罗·罗伯茨在《冲动的美国》中谈及因奥巴马医改法案而激化的两党矛盾时的预言一致：“这种荒谬的两党分歧会在不久的将来以某些其他形式再次重演。”
罗伯茨从美国的医疗、战争、消费、经济等一系列广泛的领域，阐明了美国社会是如何变得沉迷于超出预期的回报，并为之不择手段的。公司高管们只求厚利而全然不考虑社会影响；从政人士不惜牺牲公众利益来获取迅速回报；消费者沉浸在个人化的世界中，使得集体行动几乎不可能……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危机、医疗体系崩溃、环境恶化、政治瘫痪以及深刻且不断增长的全社会的不满情绪。
罗伯茨不仅思考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为美国如何脱离现在的困境大胆谏言。在讨论美国社会问题的各种著作中，这本书是公允且尖锐的批评声音之一。
作者介绍
保罗·罗伯茨，美国知名记者，文章散见于《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新共和》《滚石》等知名报刊。著有《石油的终结》《食物的终结》，曾入围美国国家杂志奖、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恩斯坦海伦图书奖
部分摘录：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在北西雅图地区的一家苹果专卖店中，我正与五六个中年客户一起参加新iPhone（苹果手机）功能的学习讨论班。曾经，星期五的傍晚是酒吧时间，属于半价酒精饮料和调情，但是如今购买个人技术用品已经成为最时髦的娱乐项目。本次学习讨论班的教练名叫奇普，是一个20多岁的瘦弱小伙子，由于店里的人太多，他必须使用扩音器才能让大家听清他的话。奇普戴着时髦的眼镜，脸上的表情安静又绝望，仿佛在老年旅游巴士上工作的年轻导游一般了无生气。现在，奇普正在教我们使用苹果公司最新的iPhone辅助技术Siri（苹果产品的一项智能语音控制功能），根据苹果公司的宣传，Siri无所不能，从文字输入到寻找可入住的酒店，再到搜索最好的美式烤肉店，没有什么事是Siri不能帮你做到的。Siri通过所谓的“调整型智能”为我们提供这种前沿的服务。根据奇普的解释，所谓调整型智能就是，你对Siri说的话越多，Siri的反应和理解能力就会越强，Siri能帮你做的事情也就越多。苹果公司将Siri定义为一款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力App（应用程序），也就是说这种软件能够帮助我们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更多的任务，因此被视作人机关系方面的一项重要进步。但是，奇普同时也警告我们说，这种强大的能力有时也会令我们感到不安。“老实讲，对着一个机器说话，让机器回答你，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这确实有些奇怪。”当奇普这么说的时候，他脸上带着一种排练好的同情的神色，仿佛试图让我们相信他自己也曾在与Siri对话的时候感到过尴尬和羞涩。奇普建议我们首先在家中进行充分的练习，然后再开始在公共场合使用Siri。“但是相信我，经过几天的练习，你们就能够泰然自若地公开使用Siri了。”
虽然奇普对Siri的功能进行了庄严的演讲，但是当Siri在2011年首次推出的时候，却受到了一些并不友好的批评。除了一些十分具体的抱怨（比如Siri听不懂布朗克斯口音）以外，还有很多评论对Siri“生产力促进者”的角色表示嘲笑。确实，在苹果的Siri广告中，Siri的使用方法（“Siri，给我来杯拿铁咖啡”，“Siri，快播放我跑步用的音乐”）看起来并不能提高生产力，而只是为无聊的雅皮士们提供一些随手可得的数字娱乐而已。苹果一向善于制造一些技术乌托邦式的媚俗洗脑广告（苹果平板电脑被形容为“一扇魔力的窗口，让你与你所爱的东西之间保持零距离”），来辅助公司以激进闻名的新产品推出战略（一旦该产品的利润空间下降，苹果公司就立刻推出新的产品），因此我们不难看出，Siri只是苹果向客户提供的一根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胡萝卜而已。
几天之后，我让Siri帮我设置一个5分钟的计时器，而Siri立即照做，虽然我对苹果公司的产品抱有不太友好的想法，但在那一刻我仍然感到惊喜与激动。我让Siri通知我的儿子，因为越野训练我必须迟一点去接他，Siri立刻给我儿子发了一条短信，短信中的文字与我的口述一字不差。我要Siri帮我查找昨晚西雅图水手队的比赛分数，我让Siri告诉我明天的天气，我让Siri大声读出我收到的短信，这些任务她都一一照做，分毫不差。虽然一开始有些尴尬，但随着Siri渐渐熟悉我说话的规律，她对任务的完成也变得越来越顺畅。我无法否认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的快乐，当我开始下载其他生产力型的App（包括网上银行集成App，记录我慢跑时卡路里消耗的App，让我俯瞰这个城市甚至可以偷窥邻居后院的App）时，我的内心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激动与快感。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工具号称可以提高生产力，实际上我非常确定因为玩手机我的工作效率下降了，但是，这些App确实让我感觉很棒，这种激动和快感是深层次的、发自内心的。我相信当我们的祖先能够轻松快速地找到食物、住宿、性伴侣的时候，他们脑中也曾释放过同样的化学物质。我意识到，苹果公司真正的产品是这种生物化学性的刺激。很多人批评苹果公司的产品徒有其表而实质空虚。但实际上，苹果公司和其他个人技术公司（比如谷歌、微软、脸书等）所售卖的产品确实是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就是让人们通过最少的努力，快速获得最高水平的瞬时快感的能力。
显然，这并不是亚当·斯密式的生产力。对经济学家而言，生产力意味着效用的最大化、成本的削减和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比如用更有效率的方法产出一桶谷物，使得单位粮食产出所消耗的劳动力时间更短）。那种经典意义下的生产力帮助我们的祖先免于饥饿和贫穷，免于物质的匮乏。但是，要评判苹果公司的压倒性成功（目前苹果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美孚石油公司，虽然后者的产品对人类来说更加必不可少），以及个人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消费者每年在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上花费250亿美元），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新的、更个人化的生产力，从某种更深的层次上来说与其他的生产力一样重要。我们不仅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为这些技术埋单，而且我们像原始社会的猎手和采集者一样，高度关注这方面的动向，期盼着这种生产力的每一点新进步。只要新的产品上架，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第一时间将它们买回来，这种狂热和我们的祖先对新武器和新工具的狂热如出一辙。这种随时随地对更高效率和更高生产力的狂热追求，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核心，也是本书的出发点。
靠我们对生产力的狂热追求来赚钱的公司早已有之，今天的大型技术公司根本谈不上是这方面的先驱。早在100多年前，欧洲和美国尚处于混乱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人们周期性地面临着经济的崩溃和物资的短缺，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完整的行业，来帮助我们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产出。人类社会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力专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教会经理人如何让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效率优化者》一书的作者爱德华·普林顿，告诉读者如何把低效率的活动从生活中清除出去，这些低效率的活动包括午后茶会、有礼貌的谈话、使用4套餐叉的餐桌礼仪。但是更强大的生产力专家，是工业主义的实业家们，他们建起了超高效率的工厂，大规模生产世界上的第一批生产力产品：灯油、罐头汤、连发步枪、打字机、洗衣机以及其他让我们能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的工具。在这些实业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亨利·福特，在他的努力下，大规模的汽车生产成为可能，这一创新对个人产出起到了前所未见的促进效果，甚至完全改变了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个人的定义。
亨利·福特是为提高个人生产力而生的。他出生在底特律郊外的一个农场，对于农民来说，只要任何新的工具和方法能让他们用一小时的人工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这些工具和方法就能充分激发他们的狂热和激情。对生产力的这种农民式的追求流淌在亨利·福特的血液中，他将这种追求作为他所开办公司的核心原则。当他的竞争对手还在为镀金时代的子孙们手工制作豪华轿车的时候，亨利·福特已经创造出了福特T型车，他的目标是以足够低的成本为大多数人生产汽车。为了做到这一点，亨利·福特不仅生产出了简单耐用的汽车，还创造了一个新的生产系统，这个新系统的核心是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这个高效率的系统使得亨利·福特能够大批量生产汽车，从而取得规模化效应带来的效率提高。随着福特汽车公司每月的汽车产量越来越高，每辆汽车所分摊的固定成本越来越低。换句话说，生产一辆汽车变得更便宜了，这使得亨利·福特能够逐渐降低汽车的单位售价，从而吸引更多的购买者；而销售量的上升进一步提高了汽车的产量，导致汽车售价进一步降低，如此循环。1923年，亨利·福特已经把福特T型车的售价从每辆85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1 000美元），降到了每辆29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4 000美元）。这个价格相当于一位普通工人年工资的1/3，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只相当于马车价格的一半，而马车是当时标准的个人交通工具。
换句话说，中等收入的市民也买得起汽车，也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力升级。当时的马车每小时约能行进8英里（需要随时暂停让马匹休息、进食、饮水），而福特T型车可以轻松达到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并且可以连续行驶200英里不用加油，这就让个人的交通能力提高了5倍。当然，在拥挤的都市中，汽车可能无法充分发挥速度上的优势。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住在美国的农村地区，这里遥远的距离造成了经济和社会上的深度隔离，因此汽车所带来的个人权力的提升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现在，一个农民家庭往返最近的城镇只需一小时，而以前这需要花费整整一天。现在，医生可以及时赶到农村居民的家中挽救患者的生命。销售员可以在5倍于从前的地域范围内推销。年轻的夫妇们（我们的曾祖父母）可以逃离压抑、刻板、受左邻右舍监视的乡村生活。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随着福特的技术突破，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汽车就变得如此便宜和普及，“小镇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轻松驱车20多英里去路边的旅馆跳舞，而无须忍受邻居监视的目光”。从前只有精英阶层才能享受的自由，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而正是随着这种自由的普及，产生了“自我”这一概念。
福特的新生产技术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个人汽车的领域。20世纪20年代，福特发明的新商业模型几乎重塑了美国的整个经济模式。随着其他生产厂家学习福特的方法，市场上出现了无数种普通人能买得起的新工具，从家用电器到半成品食品，再到电话和收音机，每一种产品的上市都标志着个人权力的进一步提升。虽然并不是每种商品的影响力都和汽车一样大，但是在那个普通人必须依靠某种巨大的非个人力量施舍的仁慈才能生活下来（尤其是商业精英可以为了追求个人利润，而随时无情地碾压普通人）的时代，个人权力的小小提升就能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为了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需求，新的企业家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更多的工厂被建立起来，人们发明了更高效的生产线和生产工序，这些新的工厂发放给工人的工资又催生出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进一步催生出更多的工厂、更高的工资、更多赋予个人权力的商品。
随着整个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经济参与者的自我的认知也在快速改变。美国曾经是一个生产者的国度，我们每天重复着缓慢的农耕和手工制造的工序，我们在有限产出的范围内生活。如今，美国变成了一个消费者的国度。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劳动挣得工资，然后用工资直接购买需要的成品，这些成品通常比家庭制造的产品更便宜，质量也更好。一个世纪以后，哀悼过去的生产者经济成了一种时髦。现在，在我们的想象中，过去的生产者经济是那样真实、简单和纯粹。然而在生产者经济消亡时，却很少有人表现出悲哀和惋惜。像亨利·福特这样的新消费者经济创造者大多生于19世纪，他们知道那个时代其实充满了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期的物资短缺，以及镀金时代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对他们来说，新的消费者经济不仅意味着生活标准的大幅提高，而且是确保这种进步不断持续的动力。消费者经济仿佛一台神奇的永动机，每年都让普通的个人获得更多的权力。
然而，这场个人权力的革命只成功了一半。人们发现，亨利·福特发明的这种循环战略（通过降低价格提高销量，然后再通过销量的增加进一步压低价格）事实上有点像一台不准人们停步的跑步机。商家要想保持利润，就必须不断售出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力。然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到达某一点之后，消费者就无法再消费更多的产品了。虽然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大部分劳动者仍保持着一种19世纪的俭朴生活态度，他们买回一件工具，就会一直使用，直到它坏掉（在工具坏掉以后，他们还会试图修好它并继续使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家庭都已经拥有了一辆汽车，然而由于亨利·福特生产的汽车非常耐用，很少有家庭需要再次购入汽车。于是汽车的销量增速减缓了，亨利·福特的利润也降低了，福特汽车公司不得不开始削减产量，这导致了规模效率加成的损失，并且威胁到了整个商业模型的成功。面临这个难题的不仅是亨利·福特一个人，大部分生产厂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为了达到福特式的规模和市场份额，这些厂家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工厂、生产线、分销网络以及产品展示商店。然而，只有巨大的销量才能帮助厂家收回这些成本，但这些过量的产品已经超过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于是福特和其他实业家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大幅削减产量，让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血本无归，要么设法劝说人们购买和使用更多的个人权力。
最终，商家选择了后一条路：说服消费者购买更多的产品。这方面的先驱是另一位汽车生产者——福特在商业和哲学上的最大竞争对手，通用汽车的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福特是农民的儿子，他不喜欢过多华丽的展示和包装，而斯隆则生于富裕家庭，受过最好的教育，习惯了高品质的生活。在汽车制造方面，福特采取的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关注的是每个零件的功能，是汽车的技术性能。而斯隆认识到，大规模生产消费者商品的关键已不再是技术，而是心理学：如何劝说消费者，让他们更开心地掏出口袋中的工资。
斯隆的心理学战略包括两个阶段。首先，通用汽车公司推出了一项崭新的服务：通过内部银行提供便宜的消费者信贷。当时，大家对消费者信贷的接受度还很低，大部分人觉得向金融机构借钱与吸食鸦片没有什么区别。福特认为，借钱是不道德的，因此在销售汽车时只接受现金付款。斯隆的举动大胆而充满智慧。提供消费者信贷服务不仅让斯隆的客户有能力更快地买车（而不需要经过储蓄的过程），还让他的消费者有欲望购买更多的汽车，而卖出更多的汽车正是斯隆的目标。传统的制造商只向消费者提供很少的选择，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只生产一种基础的车型，并且只提供一种颜色——黑绿色。而通用汽车公司却为顾客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从经济实用的雪佛兰到顶级豪华的凯迪拉克。通用汽车的全线产品经过精心的设计，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购买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汽车品牌，然后还可以通过升级到更好的车型来体会地位提升为自己带来的巨大快乐。事实上，通用汽车不仅向顾客提供了交通工具，还为顾客提供了一种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渠道，当时的美国人开始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在意，因此斯隆的这种发明实在是一个天才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