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超级武器与假想敌》
科幻小说和影视从诞生之初，就与美军产生了解不开的关系，从新式武器装备的构想、研发、命名，到军队利用科幻漫画英雄来征兵、鼓舞士气，再到军方投资科幻作品来展示自身形象，科幻小说和影视一直与美军相互作用。本书梳理了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科幻小说、漫画、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与美军发展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的历史。特别是对于众多知名科幻作家的立场及其与美军关系的介绍，勾勒出一条被人忽视的科幻小说发展线索。
《战争游戏》
本书通过叙述那些大力推进美国陆军使用电子游戏的支持者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电子游戏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从简单的战斗情况模拟到复杂的战场还原。在如今的美国军事体系中，电子游戏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书中细致介绍了美国军方是如何运用电子游戏技术来训练士兵、治疗退伍军人，以及引导新兵入伍的。同时，本书还涉及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军队与大众教育的联系，新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全新体验，战争本质的再思考等诸多方面内容。
《军事-娱乐复合体》
美国的军事工业与娱乐产业之间的关系复杂难辨。在本书中，作者将努力厘清军事–娱乐复合体的复杂脉络，以探究真实战争与互动式战争游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原因。本书以一些知名的军事类电子游戏如《美国陆军》《使命召唤》《荣誉勋章》等为案例，通过案例分析，重点探讨了战争类电子游戏和影视作品在军事–娱乐复合体崛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战争类商业游戏、电视节目、电影在推动美国公众思想朝军事化方面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的数字陆军》
这是一本关于互动娱乐和军事力量之间联系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作者罗伯逊•艾伦通过田野调查，近距离观察了一系列与美国陆军官方视频游戏《美国陆军》相关的视频游戏开发商、军事战略家、美国陆军营销机构。书中展现了美国陆军对可完成高技术任务的“有才华”的士兵的需求；游戏的虚拟战斗中对美国敌人的投射；军事招募最佳实践的紧张关系；以及游戏玩家、游戏开发者和士兵在某些情况下的文化重叠。作者以《美国陆军》为例，揭示了游戏技术参与美国社会军事化的方法。在社会军事化的过程中，每个人，甚至非游戏玩家，都被构建成可供部署的虚拟士兵。这也反映了美军对未来战争、敌人与士兵的荒唐想象。
《复合体》
这本书探讨了美国的军事-工业-娱乐复合体无处不在又潜藏于大众视线外的结构系统，这种系统对人们生活的渗透程度和影响力令人震撼。从苹果公司 iPod 播放器到星巴克，再到奥克利眼镜，史学家尼克•图尔斯考察了五角大楼与支撑美国人基础生活的公司和产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调查了军事入侵平民世界的显著范围：比如五角大楼和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合作推出宣传军队的影片，军方为招募新兵针对儿童和年轻人设计的视频游戏和“My space”的交友策略等。作者列举了很多事例和数据，同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观点，本书将刷新我们对美国军事体系的认知。
作者介绍
《超级武器与假想敌》
史蒂芬•戴德曼，1959年生于澳大利亚，杂志编辑，暗黑奇幻和科幻类小说作家，布拉姆斯托克奖(Bram Stoker Awards )委员会委员。1977年进入出版界，1997年出版小说《断箭艺术》（The Art of Arrow Cutting），受到国际关注。先后出版有5部著作和100余篇科幻和暗黑奇幻小说，多部作品获得过澳大利亚科幻小说成就奖等各类科幻小说奖项。
《战争游戏》
科里•米德（Corey Mead），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方向是政治、读写史、教育。现在，他在巴鲁克大学担任英语助理教授一职，给本科生教授写作课程。他目前的研究项目调查了军方的士兵训练方式与美国大众教育之间的种种联系。在他看来，军方已经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公众喜闻乐见的电子游戏作为士兵的训练工具。
《军事-娱乐复合体》
提姆•莱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电影、数字媒体和科学技术研究系教授。
卢克•卡德韦尔，美国杜克大学“文学与媒体艺术、媒体科学”项目博士。
《美国的数字陆军》
罗伯逊•艾伦（Robertson Allen），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独立学者、人类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游戏、战争、暴力、饮食文化。曾在华盛顿大学教授战争与娱乐、互动媒体、文化与暴力相关课程。现为哈特曼食品咨询公司高级顾问，利用民族志与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为大中型食品企业提供战略意见。
《复合体》
尼克•图尔斯，1975年生，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史学家、作家。200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医学博士学位。他是 Tomdispatch.com 网站的副主编兼研究主任，也是国家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曾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著名报刊杂志撰稿，同时是专业媒体《拦截者》的撰稿人。
部分摘录：
科幻小说是一种难以定义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的创作者、评论者、爱好者和出版商似乎乐于对什么是科幻小说、什么是在其模糊的范畴之外——在幻想、恐怖或科幻惊悚领域——持不同意见。诺曼·斯平拉界定“科幻小说是任何以科幻小说形式出版的东西”4 ，而约翰·W.坎贝尔认为“科幻小说是科幻小说编辑才会买的东西”，这似乎排除了诸如电影、漫画、电视等流行的艺术形式，以及在“科幻小说”这个术语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许多东西。更有用的是《韦氏词典》的定义，即“主要表现实际的或想象的科学对社会或个人产生影响的小说，或者以科学因素作为基本导向成分的小说”；约翰·W.坎贝尔认为是“从已知事物中进行预测推断的诚实努力”；罗伯特·海因莱茵认为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现实推测，是建立在对真实世界、过去和现在有足够认知的基础上的”5 。这些定义同样排除了许多被接受为科幻小说的作品，但是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些科幻小说中的共同元素：通过各种形式的推断来预测可能的未来，以及运用科学技术来塑造未来世界。
“未来”当然是相对的，许多科幻小说中设置的年代，在我们看来已经是过去时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是比较有名的例子（奥威尔的“荧光屏”现在完全实现了，但是克拉克的载人登陆土星和哈尔9000还没有实现）。雷·布拉德伯利甚至认为《雨中曲》是“唯一一部科幻音乐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的情节关注“声音的发明以及它破碎的后果”6 ，如果在“声音发明”之前，把它给乔治· 萧伯纳看，那么萧伯纳可能早就推断出这种新技术的效果了。7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过去被不合时宜的技术发展所改变的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例如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斯普拉格·德·坎普的《唯恐黑暗降临》、哈利·托特达夫的《南方的枪》，或是艾伦·摩尔的《守望者》，都可算作科幻小说。《星球大战Ⅳ：新希望》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很久以前一个十分遥远的星系”，以研制新的超级武器为前提，死星想要成为“宇宙中的终极力量”，正在通过它的存在和隐含的威胁改变社会。因此我认为它也算是科幻作品（大量借鉴了其他几种类型）。
我将把“预测（应用）科学对社会或个体的可能影响的小说”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识别特征，而不是一个独家定义，同时承认有一些故事（以各种形式）虽然缺乏这一元素，但仍然被视为科幻小说。除此之外，我只能求助于达蒙·奈特对科幻小说的定义：“科幻小说是那些我指出来并说‘那是科幻小说’的东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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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甘农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幻小说已经“直接影响了军事战略的规划和发展”9 。H.布鲁斯·富兰克林认为科幻小说在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深刻地影响了越战是如何准备和实施的：那是技术奇迹和超级英雄的幻想”10 。他认为早在1881年出版的“未来战争小说”11 就“煽动公众渴望建立一支和平时期的大型舰队”12 。对于一种主要以娱乐为目的的小说类型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它符合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学既是政治斗争的原因，又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帝国主义者的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建立霸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这样的斗争达到稳定的领域——帝国主义者和原住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政治统一，在‘共同语言’本身的矛盾统一中得到表达和再现。”13
在本书中，我旨在展现70多年来科幻小说——尤其是美国科幻小说——中被引入或传播的思想，它不仅影响了战略家和武器系统的研发者，例如提出了“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和“未来战士”的设想，还影响了空军地勤人员，他们用喜欢的漫画英雄来装饰飞机；还有预备役人员，他们采用了科幻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或者将科幻小说中人物的徽章改为自己所用。国防部官员在招兵海报和广告中利用科幻小说的比喻，并向科幻娱乐节目的制作人提供资助，他们希望这些娱乐节目改善美国的形象，进一步实现美国军方的目标。它也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被美国士兵和平民拿来质疑美国军队的性质、行动、成本，有时候甚至是必要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伊格尔顿所说的“共同语言”的一部分，或者用阿尔迪斯的话说，成为英语世界“‘文化壁纸’的一部分”14 。科幻小说作家发明的术语，例如“安塞波”（ansible）、“反重力”“赛博空间” “死亡射线”“机器人”“ET外星人”“绝地武士” “克林贡” （Klingon）、“曲速引擎”，现在都能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查到。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生存手册》15 中提到了“戴立克”（Dalek），澳大利亚国防部队将其知识生产力框架命名为“塔迪斯”（TARDIS），它取自《神秘博士》中“内部更大”的宇宙飞船/时间机器（相当令人担忧的是，英国军事通信卫星网络被称为“天网”，而这个名字比《终结者》中的“天网系统”早出现了15年）。《星球大战》中的人物习惯于兜售一切东西，从胶带到汽车保险再到宗教。西澳大学基督教联盟会议的海报，就把《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和达斯·维达比作善与恶的代表。这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这些人物比耶稣和魔鬼更容易被学生们一眼认出来。2003年另一张装饰大学校园的海报将乔治·布什描绘成40岁的孔少校，但仍能一眼认出那是奇爱博士，他挥舞着牛仔帽，骑着炸弹飞向（可能是）伊拉克。
21世纪，引用科幻小说在美国越来越流行。仅在2004年6月，《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在描述白宫工作人员时，就提到了《原子怪兽》《复制娇妻》《天外魔花》、达蒙·奈特的故事以及《阴阳魔界》之《为人类服务》这一集。16 抗议美国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特的美国人在他受邀演讲的会场外演奏《帝国进行曲》（达斯·维达的主题）。17 《纽约时报》的一名作家将副总统切尼比作“满嘴脏话的达斯·维达”18 和“奇爱副总统”19 。乔治·W.布什总统在一篇谴责干细胞研究的讲话中引用了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20 ，而阿尔·戈尔和报纸的社论作者则形容布什政府是“奥威尔式的”21 ，并使用了《一九八四》中的术语——“忘怀洞”（memory hole）22 、“大洋洲”23 “思想警察”24 。切尼承认（或者可能是吹嘘），人们认为他是“政府的达斯·维达”25 ，国会议员大卫·吴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形容布什的战时内阁成员自称“瓦肯人”（the Vulcans，以康多莉扎·赖斯家乡的瓦肯雕像命名，而不是《星际迷航》中的星球），是白宫里的“克林贡人”。26 最近，《纽约时报》记者斯科特·安德森写道：“大多数现代战场都没有可辨别的界限或行为规则；这与任何传统的战争电影都没有相似之处，它们更像是《疯狂的麦克斯》。”同一期的另一篇评论里还提到了《奇爱博士》。27
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将大量新词引入英语的小说都是如此。但是科幻小说更专注于“（应用）科学对社会或个体的可能影响”，或者像富兰克林所说的“技术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军的共识。
长期以来，和其他部门相比，美军越来越依赖于研发和保持至少与现在和未来潜在的敌人对等的、最好是领先的技术。富兰克林的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发明的“美洲龟”潜艇，它随着美国对外战争中越来越长的补给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28 应美军要求而研发的技术，经常实现甚至超越早期科幻小说的创造物。在很多情况下，军方借用了科幻小说作家给这些装备起的名字，因此，某些神秘的或具有品牌辨识度的比喻已经是“‘文化壁纸’的一部分”。
正如杰克逊和纳克森所说：“观众能接受什么样的描述，限制了公共政策官员所追寻的内容。”29 科幻小说通常使读者更易于接受那种描绘美军已经拥有的或者声称拥有或是正在寻求的某类技术的故事。例如，格拉汉姆引用那些相信“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存在的美国人的话，因为“我们在电影中见过它”30 。（这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幻小说作者意图的一部分，我将在后面几章进行讨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军从总司令到试图完成指标的招兵官员，都必须比其他国家的同行更努力地向支持它的纳税人推销自己……那些寻求获得认可的叙事方式常常利用科幻小说中早已存在的比喻，使价格不菲的武器项目看上去更熟悉，因此也更容易被接受，或是将他们的敌人描述成漫画中的坏蛋，装备着偷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些武器是“好人”不愿使用的。无论这些比喻是否能被证明启发了这些策略，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作用无疑都能促进其发展。
同样地，花费美军大笔预算的工业企业也利用公关活动将他们的产品卖给政府和军方，推销给必须决定钱是否被妥善使用的美国选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在军用汽车和武器市场上向其他友好国家的政府出售他们的产品。为了推销他们的某些产品，他们只能求助于科幻小说的术语来形容诸如泰瑟枪（Taser，它是“托马斯·A.斯威夫特的电动枪”的首字母缩写，以科幻小说《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电动枪》）似的物品，还有“猛禽”战斗机、相位枪（PHASR，人员阻止和刺激反应）、绝地武士（JEDI，联合远征数字信息系统）和HULC（人类负重机械外骨骼）。
范·克莱福德在《技术和战争》一书中，对在武器或护具上使用名字和徽章给出了双重解释：命名一种武器、一套护具或其他装备最初是为了“赋予设备由它的名字所暗示出来的理想品质”，即便是在这个“不再有人相信圣人和魔法”的时代，这一做法也“明显有利于提升部队的士气”。31 范·克莱福德还举了个例子：罗马士兵将其敌人的名字刻在他们的箭上和抛石机弹丸上32 ；类似的文字也由美国现役军人和其他人写在现代导弹和炸弹上33 ，最著名的例子是电影《奇爱博士》中的弹头。
其他军事装备（尤其是军用车辆）也许由制造商、最高指挥官或是其他实际使用者来命名，其中一些名字最初是由科幻作家编撰的（例如吉普或“X翼”），而另一些则是在科幻小说中偶然地或后来被用作标题或化名，来表达相同的力量、任务或威胁（例如美国企业号航母、雷神托尔、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义务警员、角斗士、星火）。
范·克莱福德还认为,有着可怕名声的武器“在战场上具有一定的心理作用……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说，战争是通过恐吓敌人来取胜的。敌人能被吓跑就不需要杀死”34 。即使吓不走敌人，那些看上去比实际更具威慑性的武器，也有可能阻止敌人进攻——这是一种军事战略家和科幻小说迷都熟悉的技巧。例如，乔·霍尔德曼在《1968》中描述了越战时期美军试图将M16步枪昵称为“黑死病”。35 同样，在《星球大战》中，总督塔金曾向官员们保证：“恐惧将会使本地系统保持有序，就是对这座作战太空站的恐惧。”36 同样，这取决于“观众会接受的叙事类型”，正如奇爱博士所说，“世界末日机器是可怕的。这很好理解。它是完全可信的、令人信服的”37 。理想情况下，有着足够可怕名声的武器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使用，也不必像广告里说的那样发挥作用，如果它扮演了一个（在巴塞人的信仰中）也许根本不需要存在的神话角色的话：看看“星球大战”计划在美苏谈判中的心理/政治影响，或是看看萨达姆·侯赛因早就销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心理/政治影响。对于美军来说，拥有一种可以创造和延续这些神话的流行类型（体裁）是很有用的。
除了可以打击敌人的士气，这些根源于科幻作品的“技术奇迹和超级英雄”38 也可以用来提升美军的士气。正如我要描述的，美军通过从科幻小说中借用对权力幻想和军事生活迷人的描写，推动其招兵工作。身穿独特的、具有防护作用服装的方下巴男人，手持一把还未研制出的武器，这一形象已经用作美军招兵和科幻电影海报，以及超级英雄漫画、科幻小说杂志和游戏的封面。
此外，尽管将军们有时候被指责“为上一场战争做准备”，但许多科幻小说的故事情节试图用新式武器来预测未来战争——有时候对抗残酷的假想敌人，例如外星人或机器人（当然，他们可能是地球上敌人的隐性代表），有时候是对抗被视为真正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就像在二战前或冷战时期的许多投机性的假想小说那样。这些假想同样也可能被军方用来规划战术或策略，或者用来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