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四大名著”的《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它是如何由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原型，滚雪球般地成长为一个讲述以一百零八好汉为代表的江湖故事？本书以《水浒传》小说文本为基础，以各种史料为佐证，条分缕析地追溯了水浒故事的发生、发展和《水浒传》小说的写定过程，尤其是揭示了钟相、杨幺洞庭湖起义和《水浒传》的隐秘联系，令人耳目一新。 书后所附《疑〈水浒传〉与摩尼教信仰有关》一文，则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往往和民间宗教存在复杂联系这一基本事实。
作者介绍
侯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教学、科研工作。著有《水浒源流新证》《中华文学五千年》《世界文学五千年》《元曲诵读》《食货金瓶梅:从吃饭穿衣看晚明人性》《水浒、西游探源》等。
部分摘录：
宋江起义，史料零散 有位作家朋友回顾他年轻时写作小说的经历：找个安静的处所，预备下面包、榨菜、方便面，然后闭门谢客，奋笔疾书……只需两三个月，一部几十万字的大作就问世了！眼下他已出版了十几部小说。——习惯了这种写作速度的现代人，很难想象一部《水浒传》的创作过程竟长达三四百年！[1]
《水浒传》的主人公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他领导的起义活动，发生在北宋末的宣和年间（1119～1125）。而《水浒传》的问世，则在元末明初（1368年前后），甚至迟至明嘉靖（1522～1566）前后。谁也说不清在这三四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水浒》故事的成熟是缓慢匀速增长，还是发生过几次瞬间的飞跃，也同样难以悬揣。
关于宋江起义的史实，我们所知有限。北宋末年，一支不受官府钤辖的民间武装活跃于今河北、山东、苏北一带。队伍的首领是宋江，可能还有个头目叫史斌[2]。这支队伍人数不多，集结初期大约只有三十六人。然而战斗力很强，战术十分灵活，冲州撞府、“转略十郡”[3]，一时间“州县大震，吏多逃匿”[4]，官军数万，居然束手无策。
义军最终被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知州张叔夜所败，不久被编入官军，参加了镇压方腊的战役。宋江等人的最后结局，史无明文，不容臆断。只知道史斌降而复叛，终为官军将领吴玠所擒杀。
从浩如烟海的史籍杂著中，还能找到有关这次起义的零星材料。例如义军曾在海州沭阳境内遭到县尉王师心的狙击，又曾与沂州知州蒋圆对峙，后因粮尽而北走“龟蒙”。
有个赋闲官僚侯蒙向朝廷建议：宋江以三十六人对付数万官军，“其材必过人”，不如招降他去对付方腊。侯蒙由此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起知东平府”，但未赴任就死掉了[5]，招安的事也便没了下文。
宋江最终投降官府，似乎由于军事失利，迫于无奈，并非主动谋求招安。史载宋江等一路“剽掠”，在海州附近劫巨舰十余艘，准备装载所掳财货入海。知州张叔夜侦知敌情，招募千人设伏海边，并遣轻兵大张旗帜，诱敌深入。待宋江等进入伏击圈，一时伏兵四起，巨舰被焚。义军骤遭重创，兵无斗志，又兼“副贼”被擒，归路已断，只好投降[6]。——不过在较早的史料《皇宋十朝纲要》中，宋江投降的经过要模糊得多，只说“宋江……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则宋江之降似乎又与招抚不无关系。
宋江等接受招安，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宋江一行到东京陛见皇帝，还大张旗鼓举行了“入城式”。有个叫作李若水的官吏目睹这一场面，把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写进《捕盗偶成》诗中，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7]这场面，倒与《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描写有几分相像。
史载宋江投降后，确曾被编入官军，隶属于江浙宣抚制置使童贯，参加了镇压方腊的军事行动。宋江还同刘光世、杨可世（或谓辛兴宗）等攻入清溪洞（或谓上苑洞），擒获“伪将相”。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埴《皇宋十朝纲要》等对此都有记述。[8]
迄今为止，人们对历史上这位好汉宋江的认识，仅此而已；相对于长达八十万言的说部巨著《水浒传》，这点素材实在少得不成比例。奇怪的是，就连这一点弥足珍贵的素材，也未被小说全部利用。例如沭阳县尉王师心、沂州知州蒋圆以及主张招安义军的侯蒙，在小说中便都未露面。张叔夜虽在书中露面，然而他的身份仅仅是襄助招安的地方官吏。至于他大败宋江的史实，在小说中也全无影子。
一些素材被小说家摈弃，另一些素材则经小说家的“魔术”之手，变得面目全非。史载宋江有弟兄三十六人，《水浒》中却出现了一百零八个头领，率领着千军万马。
历史上的宋江“转掠十郡”，行踪遍及河北、山东、淮河流域；小说中的义军却株守山东，很少他适。
历史上的宋江把游击战术运用到游刃有余的地步；小说中的义军却采取据寨守险的战略，把梁山泊水浒寨修筑得固若金汤。
无论是队伍的规模、领导层的构成，还是起义波及的范围、斗争采取的方略，小说描写与历史叙述都截然不同；甚至连起义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在某个《水浒》版本中，宋江起义的时间被延宕到赵宋政权南渡之后。
传播学的启示：兔子变大象 传播学有个有趣的试验，一个口令从参试者的排头传至队尾，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形；变形程度还将随着参试队伍的加长而增大。当宋江起义这一“口令”在民间文学的广袤田野上流播几个世纪，作为传播者的说话艺人又怀着添枝加叶、敷演夸饰的创作心态，“口令”最终会发生何等不可思议的变形，是可想而知的。
喜欢夸张变形的画师将一只兔子放大千万倍，又在不断加工中，替它添加长鼻、巨齿……画布上最终呈现的，很可能是一头大象。人们只是出于惯性，仍称它为兔子罢了。
同样，历史上的宋江义军，仅仅是一只兔子；《水浒传》所展示的，却已是一头庞然巨象。小说内容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发生了积量为质的巨大变化，只是“宋江起义”这一抽象符号未被替换。习焉不察的读者大多仍认为《水浒》的创作基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殊不知这种认识，正如将大象称作兔子一样，与事实相差万里。
我们提醒读者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站在旧式小说的审美立场，对《水浒传》脱离史传、自由遐想式的创作提出批评。相反，恰恰是要郑重申明：《水浒传》以其创作实践，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新的理念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实例和经验。
《水浒传》的重大贡献 《水浒传》的文学史意义非止一端。它是一部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却以反官府为主题的小说巨制；此外，它还是第一部以白话语言为载体的长篇章回小说。
在此之前，宋元话本也曾使用白话创作，但因篇幅短小，难成大器。《三国志演义》虽属长篇，却是用浅近文言写成，不是纯粹的白话文学。唯有《水浒传》，不但是最早使用白话演说的长篇巨制，而且起手便将白话运用得如此纯熟酣畅，以致后来的大多数白话作品都难以逾越这座语言艺术的高峰。
然而，《水浒传》在扭转长篇小说创作观念方面的贡献，人们却鲜有提及。——我们知道，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跟“说话”艺术密不可分。所谓“说话”，大致等同于今天的“说评书”。“说话”又有“讲史”（历史题材）、“小说”（市井故事）、“说经”（佛教题材）等不同分工，并因家数不同而各有所长。[9]
如“讲史”依托于史书，是素材上的“资源大户”，篇幅宏大，为小说的长篇体制搭建了最初的框架；但因受史实的限制和羁绊，演说时束手束脚，难以自由发挥。而“小说”多半取材于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方便说话人“任意捏合”（虚构），因以其生动精炼，在书场中备受欢迎，风头压过了“讲史”。
《水浒传》依托于宋江起义的历史题材，继承了讲史的长篇体量，却又打破长篇作品对史传的依附与迷恋，摈弃了以“真”为“美”的审美标准，大胆借鉴“任意捏合”的“小说”手法，真正从“虚构”这一意义上，实现了长篇小说从史传附庸到文学独创的转变，其开辟之功，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从这一点来看，《水浒传》对小说长篇体制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三国演义》，值得在文学史上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