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史学要籍丛刊》（全十三册）收录《史记》《三国志》《左传》《国语》《战国策》《史通》《文史通义》七种史部重要著作。丛刊所选之书，均为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代表作品，可视为了解华夏历史的“必读教材”。
★左丘明撰写的《春秋左氏传》亦名《左传》，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增多27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亦有很高的成就。本书是《左传》的注释本，由西晋的杜预集解。
★《国语》，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本书是《国语》的注释本，由三国吴的韦昭注。
★《战国策》简称《国策》，相传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等不同名称。西汉刘向进行了整理，按战国时期秦、齐、楚、赵等十二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三十三篇，并定今名。这部书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各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文字生动流畅，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本书是《战国策》的注释本，由南宋姚宏、鲍彪等注。
★《史记》作为“前四史”之一，可谓古代史学经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叙事上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终于汉武帝。全书编排以类相从，以人物为中心，“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后世著史提供了良好范例。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撰，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叙述三国时期的历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南朝宋裴松之为之注，引魏晋时人著述两百多种，丰富了陈寿《三国志》文本本身。
★《史通》，共20卷，分内、外篇，各10卷。内篇39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13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49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章学诚所撰《文史通义》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书中主张借古通今，所论涉及史学、文学、校雠学等多个领域，颇多创获，其中“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史德”等著名论断，影响尤为深远。《文史通义》与 刘知幾的《史通》一起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作者介绍
★左丘明，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 。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 ，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司马迁，字子长，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少时游历名山大川，考察文物古迹，后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其代表作《史记》开我国纪传体通史之先河，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曾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等职。曾撰《三国志》《古国志》《益都耆旧传》。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章学诚（1738－1801），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部分摘录：
易教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 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于伏羲，《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征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通于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于历学者皆可推寻，岂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托《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易教中 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虽始于《周官》，而《连山》、《归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连山》、《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易之初见于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象之历，作推步解，非历书之名。 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于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于成周；历始黄帝而递变于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说，虽创于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于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于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
夫子语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于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取于《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微，历存于官守而《易》流于师传，故儒者敢于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于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观此益知《太玄》、《元包》、《潜虚》之属，乃是万无可作之理，其故总缘不知为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藉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于好逑，樛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五行之征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入梦赉，象之通于《书》也。古官之纪云鸟，《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于《礼》也。歌协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将帅，象之通于《乐》也。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于《春秋》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详《诗教》篇。 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于佛氏之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于中国，言语不通，没于中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于圣人之言；其异于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于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于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妇之愚，偶见形于形凭于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所指拟，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辞通于《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于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于《春秋》。盖圣人于天人之际，以谓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于文辞，圣人有戒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