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们平均回答一个问题的时间与眨眼的时间大致相同，均为 200 毫秒左右。
无论哪种语言，回答“否”比“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
正是这些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规律，将我们带向人类独特语言能力的核心。
长期以来，从哲学到心理学、人类学再到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致力于揭开塑造语言可能性的人类思想的特性。他们专注于理解语言是如何工作的，比如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孩童是如何学习语言的、语言在脑海里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很少能说出日常交谈中的来龙去脉。但其实，交谈才是语言的生存所在，是语言最常使用的媒介。孩子们是通过交谈学习母语的，语言是通过交谈来世代传承的。
为什么有些人说话总是被其他人打断？
交谈中的沉默与停顿代表着什么？
为什么对方问出的问题你一定要做出回应？
交谈是没有脚本可以遵循的，我们不能提前确定交谈的内容和时长，也不能确定人们说话的顺序。有时，交谈中会出现明显的停顿和沉默，有时又会出现几个人同时说话的重叠。这些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它们的背后隐藏了哪些关于交谈的规则？不同语言之间的交谈习惯又有哪些不同？“呃”“嗯”等看似微不足道的词语在交谈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这本《交谈的要素》中，语言学家N.J.恩菲尔德将会为你一一揭晓交谈背后的奥秘。
作者介绍
[澳] N.J.恩菲尔德(N.J.Enfield)
悉尼大学语言学教授，悉尼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高阶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语言与认知研究小组研究员。
部分摘录：
人类独特语言能力的核心 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些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规律，将我们带向定义人类独特语言能力的核心。与多数语言研究的主流内容（如词汇的含义和语法的规则）相比，这种观点可能令人感到惊讶。对于探讨回答问题的时机或是“mm-hmm”和“Huh？”等看似毫无意义的词，我想借用达尔文观察蚯蚓习性的观点：“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趣味。”
达尔文还是有所保留的。他知道对地球来说，对蚯蚓的观察非常重要，蚯蚓是土壤的基础耕耘者。虽然他曾直接提出：“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有许多其他生物像这些低等组织生物一样，在地球历史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把“低等组织”对应到语言学研究方面，在这本书中就是：我们在交流时所遵循的规律、处理错解和误解时的表达方式，以及“uh”“mm-hmm”“Huh？”等词语的作用。
长期以来，从哲学到心理学、人类学再到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致力于揭开塑造语言可能性的人类思想的特性。他们专注于理解语言是如何工作的，比如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孩童是如何学习语言的、语言在脑海里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很少能说出日常交谈中的来龙去脉。这说不通，因为交谈是语言的生存所在，是语言最常使用的媒介。孩子们就是通过交谈学习母语的，所以也可以说语言是通过交谈来世代传承的。虽然书面语言是许多研究者的第一个参考点，但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有大量的语言根本没有书面形式，毕竟无论是从案头书写到对外抄写再到最后的规范化统一书写，都是从被我们称为交谈的自发性对话中衍生出来的。
这就意味着目前语言学科所强调的脱离语境的单词、短语和句子是有问题的。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一些被主流语言学科所忽视或搁置的东西。我认为，交谈的内在运作方式在语言科学中应有一席之地。
无法在书籍中找到的语言内容 新奇的一点是，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发现，其研究来源并非是语言学中用来理解语言文字的研究线。在悠久的历史中，语言学为语言特征的研究（但并不是全部）提供了许多广泛和可靠的信息。许多我们在书面语言和独白中能看出的规律，比如句子的结构，语言学家都有许多东西要说。但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其他类型的信息，尤其是那些仅在互动情景下才能看到的语言特征，在语言学书籍里是找不到可靠资料的。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在对老挝语的研究中，我经常到书架上拿出由艾伦·D.科尔（Allen D. Kerr）编辑，出版于1972年的权威双卷《老挝-英语词典》（Lao-English Dictionary）。这本经典的词典有超过1 200页的老挝语详细条目，包含一些不常见的词，像“exhalation”“necessities”“collapse”和“custard apple”。但“Huh？”这个词并没有对应的条目，尽管它是老挝语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在老挝语的交流中每6分钟就会出现一次。这并不是作者的错，因为大多数语言词典和语法书籍都不会记录这些所谓不完整的口语语言。(2)
我只用几秒钟就可以在科尔的词典里看完一个词的解释，但科尔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花费了12年的时间编辑这本词典。为了让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在对老挝语有疑惑时减少几秒的工作时间，科尔投入了数十年的时间。
如果现在碰巧我在科尔的词典里找不到我想要的，比如我想知道老挝人怎么说“Huh？”，那么我就不得不去寻找一位会说老挝语的人。如果我恰好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或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这好像还可行，我可以走进一家老挝餐厅问厨师或服务员。否则，我就不得不一路到老挝去找寻问题的答案。
在语言学方面，我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发表的长期实际调研的结果，这与研究其他生物现象的情况相似，例如，达尔文对蚯蚓习性的潜心研究。达尔文不仅收集整理了关于蚯蚓习性的观察资料和报告，他还亲自挑选蚯蚓进行系统实验，以便发现一些通过单纯观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想知道蚯蚓是否有听觉，于是他对蚯蚓做了实验：蚯蚓丝毫没有注意到附近不断响起的金属哨声，也没有注意到大管发出的最低沉和最响亮的音调。随着实验继续进行，达尔文发现蚯蚓对振动有着较高的敏感性：“把两只对钢琴声音无动于衷的蚯蚓放在乐器上，击中低音C调时，蚯蚓会立即退回到洞穴里。一段时间后，敲击高音G调时，蚯蚓会再次退回。”
达尔文的实验体现了行为科学中标准的受控假设检验。对自然环境中蚯蚓所进行的深入和长期的观察是设计这些实验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达尔文的书里拥有大量他和其他人在自然栖息地的观察报告。对于每个物种、每种行为的研究，都首先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密切观察和描述，对人类语言行为的研究也要如此。
在语言研究的某些领域中，令研究人员感到幸运的是，前人已经为解答后人可能遇到的问题、想要知道的答案撰写了论文，完成了一些需要花费时间的工作。当我们需要这些答案的时候，走进图书馆就可以了。但是任何希望直接在图书馆里找到与人类交谈有关的可靠数据的人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交谈中，许多描述性语言缺乏诸如轮换、对话修复和时机等信息，而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语言学核心的附属问题。看似毫无规律、有来有往的交谈被认为只表现出了语言的缺陷和干扰性，并没有内在结构或价值。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1965年曾经说道：“语言理论学认为，理想的语言听者和传播者首先是在完全相同的语言社群里，且完全熟悉这一语言，不受诸如记忆力的局限性、分心、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以及在应用语言的实际过程中产生错误（不定的或特定的）等与语法条件无关的影响。”这段话有效地“排除”了几十年来对语言学中诸如“对话修复”等主题的研究，结果就导致最出色的语言学家也极少分析如何在自然环境下使用语言。
第二个问题是，当语言学家提供关于交谈特征的信息时，实际上这些信息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语言研究者往往没有把研究建立在对自由交谈第一手记录内容的系统观察上。交谈的数据已经很难收集到，而且就算收集到了交谈的数据，也很难对其进行研究。另外，人们往往对实际发生的语言缺乏直觉判断。在接受过所谓语言的正统教育价值观的灌输后，人们对什么是“好的词汇”和“不好的词汇”已经有了刻板印象。一位语言老师可能会说“Huh？”是不常用的或不应该使用的，而应该用“Pardon”（抱歉，你说什么）、“Excuse me”（不好意思……）来表达。但是这些英语中约定俗成的说法并不一定会应用在实际交谈中。当得到非正式交谈的第一手信息时，我们在几分钟内会考虑其中的一些词应不应该这么说。
这导致的结果是，如果你想研究非正式交谈语言方面的内容，依赖词典和语法书是无法获得你需要的数据的。要想了解人们是如何真正交谈的，研究人员需要在自然状态下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直接获取语言。因为日常生活中社交互动的声音与影像是能够被录制下来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本书中讨论的发现和见解。通过录音，我们可以减慢交谈速度，反复查看，并捕捉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自然状态下语言定义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mm-hmm”和“Huh？”没有被广泛研究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多数语言学家并没有详细记录和研究这些词。这些词极少出现在书面语言或者其他相对正式的语言记录里。这些词就像俚语一样，没有被学者甚至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认真对待，甚至没有被当作真正的语言。
驱动交谈的会话机 人类个体学习和处理语言的能力在动物世界里是无可比拟的，但交谈中的团队协作才揭示出了人类真正的语言天赋。即使是最简单的交谈内容，也是参与交谈的所有人协作和精准把控时间的成果。正如我们将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当两个人交谈时，会被一个叫“会话机”（conversation machine）的事物驱动，各自成为单个结构中的一个部分。(3)
这个会话机由一系列强大的社交和理解能力构成，从而在如交谈时间较长、内容无法控制等情况出现时约束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将仔细分析人们如何进行交谈以及会话机是如何运作的。
多数研究过交谈的学者都是从语言学以外的角度入手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语言学家提出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为什么只有人类有语言，而动物没有呢？会话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本书的研究表明，人类会话机的概念定义了语言的通用核心，它跨越了世界范围内各种语言的结构。
人们经常说世界各地的社交互动风格差异极大，因此在交谈中想看到语言的通用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仍要告诉大家，至少在基本的交谈方式上，人们夸大了交谈中根本的文化差异。我们将看到，从主观上来说，交谈风格的文化差异非常显著，但在客观上，这种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乔姆斯基认为，如果来自火星的科学家研究人类交谈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球人只会说一种语言。”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我的理由和乔姆斯基的完全不同。他认为，尽管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语言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来组织自己语言的语法结构，火星科学家还是能够发现其中潜在的共性。但显然，这些令人困惑的语言种类更能引起火星科学家的注意：不同地方的语言听起来（就手语而言是看起来）差别很大。全世界有超过6 000种不同的口音。深入抽象的语法结构不是火星科学家能发现的单一的“地球语言”。但是，火星科学家会很容易发现，从合恩角到西伯利亚，从塔斯马尼亚到火地岛，语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火星科学家能够在任何地方看到相同形式的交谈特点：一个快速轮换的交谈系统。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每次说话时，在对交谈时间的敏感、精确的反应上都有1秒提示窗口，用来区分交谈时反应过快、反应及时或者反应延迟的细微差别。此外，人类交谈时还会过分依赖“mm-hmm”“um”“Huh？”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词汇。然而火星科学家几乎可以在所有人类的交谈中发现这些特征，但在其他物种间的沟通中并没有发现。
值得高兴的是，作为地球人，我们不需要假设在自然状态下火星科学家在观察语言时会看到什么。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实际生活中研究会话机。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很多交谈的良好时机、一些在交谈持续进行过程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非正式词汇的含义和功能。而且，与那些停留在表面的研究者相比，我们对于是什么让交谈具有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入，深入到人们对社会互动的共同认知中。
如果没有人类物种的高度协作和以道德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语言不会发展至今。为了保证会话机的运行，人类应用了高层次的人际认知：我们可以从他人言语的准确含义中推测他们的意图（动物无法使用这种方式），我们监督他人在互动中的个人和道德承诺，在必要时确保他们履行承诺，我们通常选择最有效的回应方式与他人合作。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相互帮助来保持交谈顺畅进行。这就表明，交谈不仅需要大量的关注和努力，还需要人类特有的社会认知技能。
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必须存在于大脑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的认知在于个人。但是大量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研究表明，认知从根本上说是被动分配的。我们大部分的思考和推理并不仅仅通过大脑。使用大脑时，我们通常要将它们与外部系统联系起来。外部系统可能是如铅笔、橡皮或者智能手机等能够激活我们记忆和推理能力的物理客观实物。在交谈中，与我们相关的外部系统就是他人的肢体语言和思想。
语言所需的认知尤其需要与他人的想法、感受和意思相协调，其定位是指社会属性单位（其中的单位“我们”就是正在交谈的双方）正在共同做或至少尝试做的事情。语言的认知本质是交谈性的，这一点对于理解语言核心的会话机的思想至关重要。交谈时，不是我们开启了会话机，而是会话机驱动着我们。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了解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日常交谈中获得重大的成果，并探讨会话机到底是什么以及它的功能。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开始：交谈是有规则的，这种规则需要一种独特的、基于道德的社会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