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历代文学文体、流派、理论、思潮层出不穷，异彩纷呈，以断代文体或专题为内容的文学史，有利于深入讨论和详尽描述，对推动学术发展、学科成熟，功莫大焉。为此，特选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时期、某一文体之兴衰历史的代表著作，精心编辑，汇为丛刊，集中呈现给读者。
具体书目如下：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全3卷 明代文学思潮史 唐前志怪小说史 汉代文学思想史 唐代小说史 清诗流派史 明清传奇史 清诗史：上下 清词史 明词史（增订版） 明代小说史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
作者介绍
郭英德（1954-），福建晋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过《明清文人传奇研究》、《明清传奇综录》、《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明清戏曲和小说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李剑国，山西灵丘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典文学，代表性著作有《唐前志怪小说史》《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传奇集》等。
严迪昌（1936年—2003）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学术著作有《文学风格漫说》、《清词史》、《清诗史》、《阳羡词派研究》、《严迪昌自选论文集》等。
郭延礼，笔名春笋、孔一青。山东汶上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历任山东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及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山东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院分会副主席、山东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翻译文学。主要著述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
程毅中（1930-），江苏苏州人，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先后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过《宋元话本》、《古小说简目》、《宋元小说研究》、《古代小说史料漫话》等学术著作。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地位。
许结，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安徽桐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中国赋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赋学》主编、《辞赋》编委会主任、《中华辞赋》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辞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要论著有《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辞赋发展史》等。
陈大康，男， 1948 年 12 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文学遗产》编委、《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编委、《中国文学研究》编委等。 著有《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明代商贾与世风》《明代小说史》《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等。
部分摘录：
有清一代二百七十年间的诗歌，以其绚烂丰硕的盛貌，焕发着作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所特有的风采。清代诗歌卓具的深广的认识意义和丰富的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
所以，清诗应该有其自成体系的学科建设，它有理由拥有自己的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
然而，尽管近十年来学界对清诗的认识有所推进，但从整体看，该领域的开掘和研究是滞缓的。无论其涉及的广度抑是深度，均与中国诗史的这一不可或缺的组合部分极不相称。
清诗研究所以滞缓的原因很多，例如：这本属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但迄今尚无一部汇辑整合的总集，因而连清人诗究竟有多少，几乎谁也说不出比较准确的数字。至于数以万计的诗人的行年、心迹以至他们具体创作实践的氛围背景，由于陌生伴随缺略俱来，于是讹误和舛乱丛生。面对浩似烟海的研探领域，诚非少数有心人在有限岁月里得能窥见全豹、把握总体的。可是，倘若不去尽可能地对清代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一番梳理和整体审视，仅仅依据前人的选本或诗话来品评描述一代清诗，那末势必又将导致虽似化解了陌生感，却转而陷入种种门户纷争和艺术偏嗜所织就的理障。中介精芜杂错，焉能借以探骊得珠？由此而言，这里既需要队伍，更需要时间和足够的前期准备，以期获得较为完备的整体认识，并不断清理去诸种偏见和偏嗜，从而勾勒或寻绎出清诗演化的史程来。
在缕述阻滞清诗研究的诸多原因，特别是关涉理障成见时，不难发现，长期起着很大阻滞作用的要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1] 的提法。
由于这一观念不断地被推崇和延伸，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某一文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终于导致原本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一部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之著。于是，秦汉以下无文，三唐之后无诗，两宋以还无词云云，被引为权威性定论。因此，即使某些中近古文学史专著，虽也偶及唐宋之后的诗文词，无非只是聊作陪衬，略予点缀而已。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对某种文体在特定时代所呈现的辉煌成就加以褒扬和强调，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史实。问题是如果这种褒崇被强化到割裂历史、支解整体的地步时，则必然会导向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误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架构任何定于“一尊”的格局都是非科学的，其本身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程实际。可是这一观念的影响却是如此深远，清诗的长期遭轻忽，诗史上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的荒疏冷寂，不能不说其致命的原因之一在于此。
事实上，无论就文学的功能性还是文体持续发展的整体性而言，清诗所别具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文学的功能性，集中起来看必然首先归结到其对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力上。这种表现当然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而且，毫无疑问乃是透过作家们各自切实具体的感受而后的艺术折射以出。作家诗人们笔底的任何哀乐悲欢，均导之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体察辨味，他们的心绪情思的涟漪波澜，实即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众生相和人格化了的自然环境在心魂深处激起的回应。因而凡是赞颂、抨击，怡悦、悲怨，哀生、悼逝等等，莫不是他们对现实生活所独擅的是非、美丑的评判形态。
唯其如此，任何文学文体的功能性不仅不会一次性完讫，而且一次性造成阻断前景视野的障蔽性峰岭现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认识和表现对象，也就是由人的群体组构而成的社会生活固然是持续不间断地在运动推进；而推促社会发展的人（包括作家诗人群）本身也同样地在这种运动中不断完善着自己。人的智能、人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力，无疑是处于愈益提高和增强过程中，人的情感体验度更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愈见灵敏和深细、丰富。前者是承续的积累，后者则是演进中的深化。尤须注意的是，基于这样的积累和深化，人对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必然愈趋强烈，意识更明晰。封建的历史行程又严酷地证明，以皇权为标志的庞大的统治网络以及统治者的王霸措施，均未游离于整体社会的运动轨道之外，而是恰恰也在共时演进。封建统治愈趋入后期，其网密法酷，其阴柔和暴虐心性亦远超前代。于是统治与被统治、官与民、朝与野、人与非人之间的扼制与反扼制的冲突，毋容置疑地随着时空的推迁而益显得尖锐激烈。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随人在积累和深化过程中同向递进的，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文学既是人学，那么，处于文化高层面上的文学范畴中，诗堪称文化精神的高远氤氲形态。作为人的心灵波段的文化载体，诗在表现社会尖锐激烈的冲突时，其功能正与时空推进成同步。
当对文学的包括诗的功能略作寻绎及辨认后，就不难发现：诗人所表现的“我”，以及其所表现的自身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空里的社会生活现实，必皆是嬗变中的人和现实。因此，文学表现的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性应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容背弃的论旨和应该恪守的原则，尤其是断代文学文体史学者应有的共识。是的，视文学创作为自家心灵寄托的诗人作家们，他们“这一个”的生活体验、情感触发各有独异之处，有着固有的不可移易性。所以，凡独立的作家均有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而卓特的成就非凡的作家尤非异代同行所能取代之。文学功能之所以不衰，从深层看，其实仰赖于他们的贡献良多。
由此而言，今天人们要认识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历史，要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认识和探讨活动于封建末世的各色人物，特别是认识和探觅知识阶层的核心实体“士”的精神状态、心灵底蕴，除却史乘文献外，还得借助于这近三百年间留存的文学成果。就文学范畴讲，单靠小说或戏曲的研究想把握大文化背景前的一代人事演变，显然是远难企及的。这不仅仅从一般意义上说各类文体的不可替代，重要的还在于“乃心声”的诗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后，已广泛普及地为封建文人所掌握。承续明代，清代诗人在思想、学术、审美诸方面综合智能的全方位高涨既是空前的，那么这种高深度的文化教养体现于诗创作时，不单是强化了反映生活、表现情思的直接简捷性，强化了与现实社会倏忽多变的相适应力，而且在抒情功能的充分发挥上也愈显得轻灵敏捷和细微深入。因而清代诗歌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灵跃视野，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提供着宏富的认识参照系。
所以，虚悬一个“唐诗”或“宋诗”的标杆来绳衡清诗，乃是削足适履之举。至于以之来贬抑一代清诗的价值，更属对事物“因”、“变”规律的悖背。今天的文学史家没有理由步随前人再去踩“宗唐祧宋”之类的泥淖。
只要不存偏见，清诗在表现特定时代的功能性上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应是不难考见的。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串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当然，从历史际遇来看，这末世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也每多前朝前代所未曾经遇的。举清代史事之要，大略有：明清易代之际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及交相杂糅；战火频仍，民众固是水深火热，士子们亦或彷徨失依或进退维谷，顺治一朝为稳固爱新觉罗皇族政权而迭兴“通海”、“科场”、“奏销”三大案狱，于是一种前所少有的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愤激、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缠绕紧裹着南北各层面的知识之士，从而更变着相对稳定于明代中叶以来的文化族群结构。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从而生发出别一种华夏文化的氛围，考据之学应运而盛兴。紧接着嘉、道之际的衰颓之势而来的，则是以鸦片战争开其端的真正的外敌入侮；继之又是远较前此的白莲教等起义猛烈的太平天国燃遍山河的烽火。这些事件从不同层面严酷震撼着全社会，憬悟或惊醒了大批封建文人中的有识之士，预兆并肇启了华夏民族历史的新的兴变更替。
清代历史的演化有其特定的走向，而清代的诗歌在表现这历史行迹时所发挥的功能是卓特的，相副其使命的。即使某些层面上形若隔代，考其实绝不能作简单类比。
例如满族统治集团挥八旗铁骑入关，君临中华，依传统观念视之，此乃又一次以“夷”治夏，颇似金、元之灭两宋。然而，相似原非重复，清王朝入主关内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恩威兼加、宽猛相济的手段，以及调动和利用满汉集团矛盾，并于以满制汉的同时又广泛运用以汉制汉策略，显然远较元蒙统治者及“后金”的先祖高明。而历经明代发展并变易了的儒教理学之熏陶，加之明朝中叶开始振兴的城市经济生活的教养，明清易代之际几辈文化人士的心态和素养也迥异于南宋之末的士人。至若自明末趋于极盛的兼政治与学术为一体的结社活动所产生的深广紧密的社会群体网络，其影响力也非短时期内能击散，于是在清初各个文化层面上所展现的复杂景象，更为前代史实中罕见。所以，甲申（1644）、乙酉（1645）之际和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胜国”遗老和抗清志士们所抒露的情怀，已非南宋末年忠贞之士所能比拟。以诗人言，顾炎武、阎尔梅、钱秉镫、屈大均等的诗以纪史、诗以述怀的艺术造诣固非南宋遗民诗人们所能企及；吴嘉纪、方文、邢昉以及冷士嵋等一大批“布衣诗人”的心歌，也远胜宋末江湖诗群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说“遗民”诗群多少还可寻绎出某些类比之点的话，那么鸦片战争的外夷入侮，亡国之危迫在眉睫时触发的心声堪称史无前例。面临“亡天下”之势，顾炎武当年所昌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论，作为整体性民族精神，从此普遍激发于诗人们的歌吟中。一团灼热的赤诚心气凝结在诗的王国，谱成了中华诗史上最称瑰丽之一章，精诚延绵，直至于现当代。至于太平天国战争威力之宏肆，烽烟迅猛四披，更不是黄巢以至李自成揭竿之举可并论。天国烽火自粤西燃起后，经两湖沿江东下，打击主要在东南，这对封建末世王朝基石的撼动，对封建秩序的破坏是致命的。其对文化领域荡涤也空前酷烈，它既惊恐、悸怖着各层面的文化人，又在这氛围中激活起他们对自身生存的思考。这种心态深层变化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文化史、“士”的心迹演变史、思想史的极为重要的稽考命题。此一时期的诗人大多际遇不幸之甚，他们辗转在剧烈震荡的生死波谷间吟唱不绝，是又一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史诗心音，从而为上述稽考提供着丰富的史实。
不仅如此，于号称“承平”之世而偏多悲凉之歌，又是清诗所拥有的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或隐晦，或畅朗，或激越，或冷峻，吟哦着与“盛世”极不谐调的心曲，这在康熙一朝以至自诩为“十全王朝”的乾隆六十年中代不乏人。此中既有被庙堂势力抛弃而转以“匹夫”自任的赵执信一类诗人，又有以黄景仁为典型代表的寒士诗群，更有隶属“八旗”世胄的马长海、李锴之属。这是一批夜笛横吹的歌手，程度不等又风格各异地组构成为清代特有的在“野”的诗文化群，从而与朝阙庙堂诗群适形成离立之势。关于清代诗史上严重弥漫着贵族化的御用气、缙绅气之雾霾以及以“一尊”制约诗坛的背景史实，下文将专节予以介绍。这里只是指出，草野诗文化群的不绝如缕地呈现，正是特定时代的情绪激射现象，是时代陶铸了一批诗史英才和文化精华。其所具有的认识意义，事实上已不止于诗的范围，对考察诸如曹雪芹这样的文化巨子的出现，正有着重要的助证和参照价值。须知历史上的戏剧或小说家并非专司其事者，无论名于世还是淹没于史的作手，莫不备擅于诗文，且精工非同凡常。把原本多才兼能的文化巨擘分割成一个个枯燥贫乏的似乎只会编剧本或讲故事的人，实在唐突了古之才人，也不可能说清楚何以会有如此高妙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