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485年，伯爵亨利·都铎夺取王位，建立都铎王朝。 这个统治了英格兰王国118年的王朝，共经历了五代君主，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作为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君主，亨利八世本人和这个王朝一样充满传奇色彩。他的个性、信念、充满矛盾的行为，乃至他的六段婚姻，无不与都铎王朝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
在《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中，都铎王朝历史学家约翰·马图夏克（John Matusiak）挑战了旧有假设，对亨利八世和他统治时期的都铎王朝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和开创性的研究。他和他的王朝，在书中都有着丰富而立体的呈现。
作者介绍
约翰·马图夏克（John Matusiak）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学家。他是《历史评论》和《今日历史》的常驻撰稿人，还著有《亨利五世》和《沃尔西》等书。
部分摘录：
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看来，这次起义似乎是一件值得怜悯的事：“那场灾难性的内战始于西南各郡的揭竿而起，止于对叛军的惨烈屠杀。”然而年幼的亨利却从中学会了蔑视怜悯。的确，这个男孩和他母亲的漫漫长夜终于结束，但对于突然而暴力的僭越行为的恐惧却仍在持续。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他还从自己父亲那里学会了对这些扬言要回归到无法无天的蛮荒时代，给同时代人造成巨大恐慌的“卑鄙的康沃尔人”的蔑视。实际上，当珀金·沃贝克的暴动在同一年被镇压后，亨利对“宽宏大度即软弱无能”的信念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对于这些敢于以下犯上的“多头怪物”的憎恨也永远不会消退，因为他现在对于自己身执正统的信念达到了顶峰，完全不可动摇。
毕竟，亨利早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及荣誉地位。在还不满12个月的时候，他便被任命为五港总督（Warden of the Cinque Ports），其他荣誉也接踵而至，令他越发尊贵。1494年10月，这个只有3岁的孩子被带到了威斯敏斯特，在持续3天多的仪式中先后被任命为巴斯骑士（Knight of the Bath）和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对于如此漫长的典礼，即便是成年人也会筋疲力尽。然后，在这一年的12月，这位新公爵又被任命为苏格兰边境总督（Warden of the Scottish Marches），次年5月又得到了嘉德骑士勋章。不过这一系列获封晋升背后自有其合理性，并非是暗示他将会获得王位而进行的有意栽培。由于王子尚且年幼，并不具备行为能力，因此国王可以更方便地为其安排副手，真正行使权力。况且这些职位所获得的年金也可以抵消相当一部分为他聘请家庭教师的开支。总之，这位王子的此刻与未来一样，都是光辉灿烂但重重受限的。
但这也并不是说未来的亨利八世在幼年不算显贵人物。作为“约克大人”，他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国王的账目之上，受赏玩骰子的钱，赏给仆人们钱，供养他的傻子宠儿约翰·古斯（John Goose）以及自己的吟游诗人，这些诗人跟他父亲和哥哥并无交集。此外，在1498年，还有传闻说他曾以极高的规格款待了伦敦市长及高级市政官。在清理了城市乞丐，确保沿途的夹道欢迎不会被流民们捣乱之后，伦敦城的大人物们还恰到好处地为亨利献上了一对镀金酒杯。而作为回报，这位王子也恰到好处地回赠了一次致谢演说，宣称他希望日后能够为伦敦市民们“留下伟大而亲切的回忆”。不过可能早在1496年9月，他就已经在温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公众活动，当时的他见证了向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院长授予皇家勋章的两次公众集会。倘若这果真是亨利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那么其中的讽刺意味也同样明显，因为在43年后，正是亨利亲手把这座修道院变为废墟，同时以叛国罪将它的最后一位修道院院长绞死在附近的塔山上。
与此同时，亨利王子频繁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的行为，也理所当然地立刻受到鼓励。毕竟，亲近臣民、展现皇恩浩荡是亨利七世对自己王权的重要确认，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700人在威斯敏斯特聚餐，到重大节庆日时每桌安排60道菜这种场面在他的统治生涯中似乎屡见不鲜。同样地，在漫漫冬夜中安排充满活力的宫廷娱乐活动也是他所看重的事项，在政府宣传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在1494年的主显节上，国王和王后携皇室子弟齐齐出现在威斯敏斯特的“两座大厅”，在这盛大的宴会上从始至终一直陪伴着宾客们。除此之外，宴会结束之后还有一场“城堡中举行的圣乔治式舞会，12位贵族与12位佳丽伪装出席，一起跳舞”。总之，这是一个典型的主题，侧重于强调王权及其拥有者的存在感，同时产生令人兴奋的沙文主义倾向，最终在下一个统治时期付出高昂的代价。
人们也不应该忘记，正是亨利七世把“majesty”（陛下）这个词引入英语当中，以及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有意识地加强了王权的仪式感，同时在其概念中注入了神秘性。列队行进，效忠敬礼时的呼喊，在皇室面前脱帽以及深表崇敬的屈膝礼，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潜在宣传信息的一部分，即这种场面是为了把王权的尊贵推向极致。同时，马夫、伴童、侍者和杂役也都穿上了都铎式的制服，白绿相间，饰有都铎玫瑰。实际上，为了避免有人不清楚英格兰新王朝的强盛与辉煌，国王和王后佩戴的饰链与项链，所有皇家住宅的木制天花板和瓷砖地面，甚至皇家马匹的镀金马具上也都装饰有都铎玫瑰的标志。而在成长过程中，亨利王子也一直被告诫要毫无保留地相信，作为一次政治奇迹的结果，都铎王朝的子嗣与上帝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关系。
然而，“与高贵和成功为伴”的荣耀并没有满足年轻的约克公爵对于获得认可的渴望，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他的这种欲望。而且尽管得以断续品尝到宫廷生活的滋味，但父亲在他成长过程中的缺位却并不能得到弥补。国会官邸仍在威斯敏斯特宫，这里从忏悔者爱德华时代起便成为一个皇家住所，但亨利七世的次子却鲜少有机会在这里出入。从这座宫殿的窗口看去，泰晤士河显得更为宽阔，黯淡地在下方流淌。这座古老的宫殿很潮湿，卫生条件堪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时常被浓雾笼罩。尽管有挂毯抵挡寒风，柴火炉和木炭火盆驱散空气中的寒意，但在威斯敏斯特盛大而隆重的排场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不适之感。在回环曲折的中世纪建筑物当中，国会成员被弹劾，司法得以执行。同样是在这里，国王本人长居于此——远离他小儿子的整个精神世界，令后者只能在埃尔特姆的橡树丛中与世隔绝，独自生长。
大约是在1498年，当亨利7岁时，他终于被迫和安妮·卢克，以及身边自他一出生便开始照顾他的其他人道别，因为在这个时代，所有出身高贵的男孩在长到一定岁数之后，都应当“远离女性的陪伴”。此时的亨利被安排跟随一群学识渊博的导师学习，这些导师将以学术训练的严格标准来要求他，传授他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教育。其中一位导师是图卢兹的修士伯纳德·安德烈，一位盲眼的历史学家和诗人，他将亚瑟王追认成都铎王朝的祖先。另一位是吉尔·杜·古兹（Giles du Guez），此人教会亨利“读法语、说法语都要拖长音”，同时为了消遣，还传授给他炼金术的一点皮毛。这里同样也有尖酸刻薄的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的身影，他是亨利七世册封的桂冠诗人，声称自己教授的内容，从如何拼写“英格兰的荣耀”，到怎样“得体地坐在肉食旁边”。同样也是这个人，建议他的学生“自己挑个妻子，只爱她一个人”。
尽管这样的建议可能全然徒劳，但斯凯尔顿对这个男孩的整体影响却不可谓不明显。斯凯尔顿出生于1460年，在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鲁汶大学授予“桂冠”之前，他就已经凭借出色的诗歌天赋和对当时新近流行的古典拉丁语的精通而声名鹊起。此后他还被伟大的荷兰学者伊拉斯谟誉为“英国文学之光”，并在1496年应玛丽·博福特夫人之邀正式进入宫廷，并为她翻译了吉尔劳姆·德·奎列维尔（Guillaume de Guileville）的《人类生命的朝圣之旅》（Le Pèlerinage de la Vie Humaine）。同一年，他成为亨利王子的首席导师，还在1498年成为圣格雷斯修道院的牧师。但尽管他还没有开始撰写那些让他成为这一时代最著名的诗人的下流讽刺诗，对敌人和醉酒的妇女们进行恶毒、猥琐的谴责，他的才华就已经超出了人们对于宫廷诗歌领域的普遍接受标准。而且尽管此人以“快活的斯凯尔顿”为人们熟知，可以欣然迎合那些令他满意的人，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以自负且愤懑的形象示人，时不时还会发誓自己要“永远和某人为敌”。
由于斯凯尔顿心怀崇高的理想，同时身负出众的才能，将他选为导师注定是个不幸的选择，因为他会教给年轻人的很可能不仅仅是拼写和餐桌礼仪。毫无疑问，他活跃外向的性情根深蒂固，于是在7到11岁之间，亨利始终生活在他智慧的光芒和阴暗的偏见之下。当然，这位王子也有其他同伴与他一同学习，比如他的姐妹玛格丽特和玛丽，同时还有后来到埃尔特姆宫居住的约翰·圣约翰（John St. John），玛格丽特夫人的侄孙。不过尽管国王认为女儿们也应该得到良好教育，但这些年纪各异的孩子不可能学习同样的课程，况且约翰·圣约翰似乎还比亨利小很多，可以想见，这一时期亨利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斯凯尔顿单独相处的。这不仅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还让他在对人和生活的观察决断中始终带有隐约的不安。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亨利的早年教育在学术层面毫无意义。毫无疑问，由于这些教学活动的严格要求，亨利从小便多才多艺。随着王子逐渐成长，他可以说能熟练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对西班牙语也很精通。实际上，他的拉丁语在10岁时就已经十分出色，以至于能够仿照伊拉斯谟的风格进行短文写作。与此同时，他在数学和音乐方面同样展现出非凡的才能，能够演奏鲁特琴、手风琴、竖笛，同时还谱写了不少乐曲，现在已经佚失。建筑与船只设计同样令他着迷。另外有些奇怪的是，尽管还是个孩子，他就已经对调制药物之事颇感兴趣。例如，他设计了一种“旨在无痛苦地治愈溃疡”的膏药，以及一种“去除瘙痒”的软膏。这似乎说明，对于一些“不必要的知识”，他有“充分的洞察力”。实际上，亨利的早年教育很可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再加上父亲后来对他的婚姻计划漠不关心，使得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在1649年提出他当时可能已经被预定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然而，第二顺位国王继承人发誓独身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有关“大主教预定说”唯一的“证据”，仅仅是1502年占星家威廉·帕隆（William Parron）的占星术预言，声称亨利会成为“一位优秀教士”，以及1619年意大利圣母玛利亚会修士保罗·萨皮（Paolo Sarpi）曾随口提及“亨利的父亲一开始便指定他去做大主教，因此这个孩子从小便接受了广泛的教育”。
实际上，在亨利整个童年及青春期，他的智力天赋都得到了人们最高程度的赞许，但这种依照惯例进行的赞美并不一定实事求是，而且其中一些铺天盖地的夸奖至少应当被怀疑可能仅仅是礼节使然。1499年，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一同造访埃尔特姆宫，他曾对这位王子进行过相当客观的描述。“站在（随从们）中间的就是亨利王子，”这位荷兰人写道，“他今年9岁，举手投足间就已沾染了王室派头。”然而在那不久之后，伊拉斯谟就将亨利称为“一位全才”。而随后，1507年，轮到西班牙人普埃夫拉（Puebla）大唱赞歌了。“这世上，”他夸赞道，“怎能有如此杰出的年轻人！”总的来说，亨利算是个聪明且用功的孩子，但伊拉斯谟和其他人主张他是个“早慧且博学的神童”，则需要放到当时学者们普遍希望得到皇室青睐的背景下看待。这些议论类似于西塞罗常常滔滔不绝说的那些最难听的废话。
与此同时，约翰·斯凯尔顿则继续公然藐视那些他希望在自己学生身上建立的道德标准。例如他很快就要求他的学生“不可暴饮暴食”“用心听别人说话”“永远温和、善良、冷静、谦逊”“学会怜悯”以及“维护正义”。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位诗人却很难以身作则。比如他曾和多次冒犯过自己的人之一，克里斯托弗·加尼什爵士，举行过一次“诗歌决斗”，斯凯尔顿突然开始以典型而残酷的方式，用诗歌向对方发起攻击，提议自己的对手应当在泰伯恩刑场引颈就戮。他还沉迷于通奸淫乐之事难以自拔。即便是他最优美的诗句，曾在宫廷上、在亨利面前吟唱的《我亲爱的雏菊花》（My Darling Dear, My Daisy Flower），讲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和她两个情人之间的背叛故事。而且在大多时候，斯凯尔顿还很乐意以浪荡子的形象出现在贵妇人们面前，他的攻击往往非常恶毒，以至于一位“尊贵的淑女”不得不把一颗死去男人的头颅送给这位热衷于攻击她的闺中秘闻的敌人“作为象征”——年轻的亨利很可能对此有所耳闻，因为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诗人在埃尔特姆宫工作期间。
随后，作为一个尚且只能单相思的年轻人，王子将会读到一些关于犯错的少女过于放纵的浪漫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也将对他产生持久的影响。但当他的热情冷却下来，也许比起其他人的声音，斯凯尔顿的教诲将在他的脑海中徘徊更久。而且随着他父亲的执政越发残忍和自私，男孩所能看到的现实矛盾将进一步在这位导师的言行影响下激化。实际上，1499年1月，当沃里克伯爵由于政治原因被谋杀时，斯凯尔顿便评价说这位伯爵并没有犯什么叛国罪，只是“太蠢，分不清大鹅和阉鸡”。这种愤世嫉俗的论调将有助于王子了解这件事情的皇家道德准则。此外，亨利还会在1512年，也就是斯凯尔顿退休9年之后将他召回宫中，任命他为“皇家演说家”，足见这位学生对昔日导师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