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东亚及其周边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经历了列强入侵、民族独立、社会转型、国家发展等历史变迁，与其过去的面貌迥然有别，始终为学界所关注，成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主题。本书为中国和马来西亚学者相关学术讨论的研究结集，所收文章主题多样，既有对中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和马来半岛历史的研究，也有对中马建交以来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东亚及其周边世界国际关系、历史写作理论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出中马两国学者对相关主题的学术耕耘，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现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作者介绍
汪朝光，男，出生于1958年10月，江苏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挪威卑尔根大学、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先后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政治史、专门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中华民国史》（第4、11卷，中华书局，2011）、《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等。
部分摘录：
一战期间，中国处于南北对立的分裂局面，先是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西南诸省以蔡锷、唐继尧为首组织护国军，发起护国运动，成立护国军军政院，与北京政府对峙。1916年袁世凯病亡后，经梁启超斡旋，唐继尧等西南军阀通电全国，宣布撤销护国军军政院，中国暂时恢复形式上的统一。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掌控北京政府实权后，拒绝恢复旧国会。120余位旧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倡议，陆续抵达广州，并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史称“广东军政府”。中国又出现了南北政府并存对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在日本政界，时任政友会总裁的原敬针对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对华政策，并进而提出中国“南北妥协论”。其对华政策和“南北妥协论”作为此后原敬内阁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关于原敬日美协调外交的研究虽对此有所涉及， [2] 但并未展开论述。鉴于此，本文拟以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为参考，对一战期间原敬的对华政策与“南北妥协论”做一分析和考察。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借欧美列强无力兼顾中国之机，积极推行以武力威胁和政治干预为主的对华政策，企图巩固和扩大在华权益，借占领德国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山东半岛之机，强行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以最后通牒形式强迫中国接受除第五项要求之外的多数要求。针对“二十一条”要求，原敬指出这是大隈内阁“因暂时内政上之关系，利用该问题于选举，可知其是如何之滥用权力或滥用爱国”， [3] 强调“对华外交失败至极”， [4] “二十一条”要求“遭到中国拒绝，经多次让步，事件才告一段落”。 [5] 1915年6月，政友会与国民党、纯无所属议员合作，向议会提出关于外交失败的政府弹劾决议案。在阐明提案理由时，原敬指出：“失去最应该亲善的中国之同情，加深列强的猜疑，不外乎使日本未来处于孤立之境地。不用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强国，在列强之间都不能孤立存在，这是外交上自然之理。” [6] 但因议会中执政党占据多数，提案被否决。实际上，原敬并非不赞同大隈内阁在中国扩张权益，只是不同意其做法，认为：“对华外交虽事关获得我国利国权，绝对不能懈怠，但如果不能下定决心和中国讲求亲善之途径，则未来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到。” [7] 比如，对于“二十一条”，原敬就指出，“若致力于亲善之道，与中国结成最亲密之交往，则谈笑之间即可办成”。 [8] 总之，原敬并不反对“二十一条”要求，只是对大隈内阁采取压迫手段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做法表示不满，主张与中国和平谈判，而且在谈判前后，均要事先得到英美诸国的谅解和支持。
从1915年夏开始，在袁世凯授意下，以“筹安会”为首拥立袁世凯为皇帝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由于对袁世凯依靠英美抵制日本不满，大隈内阁对袁世凯称帝实施破坏活动。最初大隈内阁态度不明确，使得袁世凯误以为其并不反对自己称帝。待袁世凯加速称帝活动，日本则联合西方列强发出两次警告，要求袁世凯延期实施帝制，最后甚至采取倒袁政策。针对大隈内阁确立的反袁政策，原敬指出：“对革命党暗中援助，向袁世凯提出众多难题之时，袁之势力会日益衰退，革命党会多少扩张其势力。但未来果真是否能援助革命党使其统一中国，幸而可以暂时予以援助，未来我国是否有援助的实力？另外，如果要排斥袁世凯，是否能够将其排除？在考虑上述问题之时，此事对于中国问题来说实在是具有重大意义，何况实际情况是各国的意志也并非皆有利于我国……总之，解决中国问题的先决条件在于更迭大隈内阁。” [9] 指责大隈内阁在对华政策上“不能一味卖弄小伎俩，如果不能制定稳定方针则甚为危险，要打倒袁世凯，袁世凯不能立即倒台，援助革命党实现中国统一也很困难。不仅如此，革命党得志后也并非能保证其始终能以日本为依靠。另外，他们也并非常常认为自己是日本之朋友”。 [10] 强调暗中援助革命党和明确倒袁均不可取，批评内阁缺乏统一之外交方针。原敬又进一步指出，虽然内阁指使大仓组、久原房之助等组织和个人向革命党贷款，“煽动革命党，又唆使张勋企图使袁陷入末路”， [11] 但袁世凯“下台后将如何发展，则好似没有任何方针，各国与此相反，还有意向援助袁世凯，并不能立即同意日本的做法”。 [12] 总之，原敬“不认为趁着中国的骚动施加任何行动果真能达到目的”。 [13] 进而，他明确指出：“外交眼下卖弄小伎俩，招致列国的猜忌，引起中国的反感，如何之危险难以预测。因此，有必要改变局面，重新建立日中之关系，现在在各地已开始提倡日中友好论，应抛弃此前之积怨，确定此一方针。” [14] 至此，原敬提出“日中亲善论”，即所谓“日中亲善”的对华政策。
综上所述，原敬批评大隈外交一味迎合国内舆论，反对干涉中国内政，认为暗中“倒袁”和援助革命党均不可取，“倒袁”不一定能促使其下台，反而会增加其对日本的反感；援助革命党，以其现有实力，也难以统一中国。而且西方诸国也未明确反对袁世凯。在此之际，如果日本参与中国之内乱，不仅会失去中国政府的信任，加深中国民众的反日感情，而且也会引起列强的猜疑和反感。原敬进而在批评大隈外交的基础上，指出应构建新型的日中关系，提出“日中亲善”的对华政策。
二 1916年10月，大隈内阁辞职，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当时，寺内内阁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是改变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元老松方正义拟定《对华政策意见书》，在意见书中，松方在回顾日本自辛亥革命以来对华政策的基础上，严厉批评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指出其对华政策不仅招致中国的反感，也引起列强的猜疑。他在强调中国作为日本对付西方屏障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所谓“日中亲善”，协力合作，并保持与西方各国协调一致。松方的意见得到元老山县有朋的支持。时为政友会总裁的原敬在11月11日会见山县之际，也表示要改善日中关系，指出“该问题是国家最大之急务，无论如何都必须确立新的方针”。 [15]
寺内也深感有必要改善对华政策。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是以内相后藤新平与藏相胜田主计为中心制定的。在寺内内阁成立之后的11月，后藤新平起草备忘录，阐述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主张利用日本在一战期间迅速积累的流动资金向中国投资，以建立所谓“东亚经济联盟”之基础。胜田主计是寺内在担任朝鲜总督时的心腹，时任朝鲜银行总裁。他在出任藏相后拟定的《对华借款方针》中提出：“对华借款要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利权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做法，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 [16] 即改变过去大隈内阁武力威胁的做法，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手段，诱之以利，攫取在华之权益。西原龟三是寺内对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核心的决策者和实施者，负责对华借款和与段祺瑞联络。他在朝鲜经营商业活动时经人介绍，结识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由于通晓朝鲜殖民事务，他深得寺内的赏识。寺内在正式组阁之前，于1916年6月派西原来华考察中国政治情况。7月，西原第一次访华归国之后向寺内提交《在目前时局下对华经济措施纲要》，指出：“目前的日华关系，毫无经济基础，在此种情况下，不得不先从打地基开始。” [17] 接着，他主张组建以日本各大银行和纺织公司为中心的对华实业投资团，提供2000万日元贷款，用这笔贷款改革中国之币制，实现中日货币之混合流通，并辅以所谓“王道主义”实施之，以便在中国扶植日本之经济势力。 [18] 寺内也有同样考虑，认为：“对华问题，不只在政治上，而且还必须在幕后谋求亲善，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向中国提供贷款，以救济中国的财政，应该通过日本的斡旋，提供贷款一亿日元左右。” [19] 12月30日，本野一郎外相向内阁提出《对华方针意见书》，强调对华方针应该根据中国局势的发展，随机应变，以确立日本在华之优越地位，“首要之第一措施是必须采取手段使得中国不陷于任何人手中，……因此必须把维护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作为帝国对华方针之基础”。 [20] 于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寺内内阁在1917年1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关于对华政策》五条，提出：“帝国要尊重并维护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中国的任何政党或派系，均采取不偏不倚之态度，不干涉中国一切内政之纷争。” [21] 但涉及日本在华之特殊权益时，强调：“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帝国政府将依据既定之方针逐步扩大、增进帝国之特殊利益；在福建省，根据明治三十一年及大正四年两次换文，确保中国所承认的帝国与该地区之特殊关系，并渐次致力于扶植我之势力；至于山东问题，应待和平克复后再谋其最终之解决。当前之问题，是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享有之一切利益归于帝国。” [22] 除上述地区之外，“尽量与列国保持协调，致力于使列国逐步承认帝国在中国之优越地位”。 [23] 15日，寺内将对华政策五条交给原敬和国民党党首犬养毅过目，原敬表示：“虽然我等赞成该方针，但如不将其公布则难以消除中国及列国的误解，得到我国民之谅解。” [24]
寺内虽然强调不介入中国南北对立，但由于其必须以中国的正统政府——北京政府为外交对象，而时任国务总理的皖系领袖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支持段祺瑞，干涉中国内政之情势。1917年2月中国对德参战和7月张勋复辟两个事件，促使寺内内阁明确提出援助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北京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本最初对于中国参战并不积极，但1917年2月，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于4月正式参战。同时，美国也劝说其他中立国及中国参战。寺内内阁获悉此消息之后，认为中国参战对于日本获得在山东权益是有利的，而且也可通过劝说参战增强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于是，2月中旬遂派西原赴北京，以退还庚子赔款约2亿日元、支援参战费3000万日元为条件，劝告中国参战。虽经西原多方活动，但由于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对立，北京政府并未立即参战，而是先于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围绕参战问题，爆发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5月，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但北洋派各督军宣布独立。黎元洪要求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入京后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后拥立宣统帝复辟。在寺内内阁支持下，段祺瑞发动讨逆战役，张勋复辟失败。段于7月14日第三次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冯国璋任代大总统。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
以段祺瑞重新组阁为契机，7月20日，寺内内阁通过内阁决议，指出：“现鉴于各国既已对中国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表示承认并表示同情，因此，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内阁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中日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上策。” [25] 对于南方派，“鉴于今日南方派提倡的民权自由思想，随着世界大势渐趋深入中国人心，即使北洋派能够以实力使其一时受挫，但终究不能将其从根本上剿灭，故帝国政府露骨地使段内阁加强压抑南方派，与南方派结下深怨，并非永远的利益”。 [26] 具体措施为：决定给予段政府以财政援助并供给武器军需品，并拒绝南方派提出的这类要求。 [27] 总之，决议在提出援助段政府的同时又避免刺激南方派。很明显，这两者是矛盾的，必然会引起中国南北之间对立激化。援段政策包含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援助北京政府；二是拒绝援助南方派，但同时又不希望刺激南方派对日本产生恶感。援段政策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是向段内阁提供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大量对华借款，帮助段内阁训练参战军，支持段祺瑞采取武力统一南方政策；二是利用对华借款，推行所谓“中日经济合作”，通过经济渗透手段，扩大在华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