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作者介绍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部分摘录：
我们小时候经常到天安门开会，有一阵几乎天天排着队去，是什么会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懂得，小学生能知道什么？反正有老师带着，我们就跟着去。天安门前搭个席棚，那是主席台，总见上边有人讲话，也是慷慨激昂的，然后还呼口号，但讲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学生哪懂那个。不过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北洋的时候。北洋时期的内阁不断走马灯似地更换，换个内阁总理两三个月又下去了，下次又换一个，又下去了。它的统治政权也是跟着枪杆子走，军队到哪里政权就到哪里，比如奉系张作霖张大帅来了，他就变成国家元首，叫作“安国军大元帅”，住在顺承王府，就是现在政协礼堂的那个地方。顺承王府对面有个大影壁，上边写着“紫气东来”，它是朝东边的门，所以是“紫气东来”，是张作霖的大帅府。后来到了国民党时期集会就少了，因为它是“一统天下”了。
学生运动我经历过很多，那些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学潮波及到中学、小学，我们就都跟着跑，包括“一二·九”运动。开头是大学生，北大的、清华的、燕京的、师大的，都是他们在游行，经过一个学校就敲门，中学生就跟着跑，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我们都跟着跑。学校里当然也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比如我们班，一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基本都赞成，因为都恨日本人，只有个别同学不赞成，分两种情况，一种属于书呆子型，认为学生就应该认真念书，不要管政治，当然社会上也有这种意见，另一种是家里有特殊背景的，比如汉奸或者遗老，他们受了家庭的影响，所以不赞成。
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要毕业了，请我给她的论文提意见。当时正在闹学运，我就跟她说：“你做一个定量分析，看看各种态度的同学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她就做了这么一个定量的分析：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专心搞政治运动，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这个定量的分析和我们解放前的差不多，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的印象当时学生的政治倾向基本上就是这样，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专业的”，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或者叫反革命也可以，属于职业政治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念书的，他们的职业就是搞运动，搞政治。前些年有一次校友会，我见到一个老同学，他的名字我忘了，可是我对他印象很深，个子挺高的。我说：“我记得你，你常和陈良璧在一起的，但我忘了你的名字了。”我和陈良璧很熟，中学同班，大学同学，他们是老乡，所以他们常在一起。他对我说，他在大学念了十一年。别人都是四年毕业，他怎么念了十一年？实际上他是以学生的身份搞学生运动。还有十分之一二的人是积极参与的，像贴标语、写大字报，还有组织活动的，随便起个名字，比如“爱国社”、“读书会”，小的七八个人，大的几十个人，还有歌咏队，实际上也在进行宣传。所以当时的骨干大概是百分之十几的样子，除此以外，大概绝大多数都是跟着走的，包括我在内，游行我们都跟着去，我们是拥护的，但要我直接搞活动我搞不了，我不是那块材料。然后也有大约十分之一是拥护现政权，或者并不反对政府的，他们就不赞成搞运动，当然也总有十分之一左右是专门念书的，他们就是全心全意念书，有的也念得很好。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大概抓了二三十人，没过几天又放了。当然，第一，当时的政府也希望缓和，第二，火烧赵家楼是烧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这好像是难以想象的事。最大的一次是1926年的“三·一八”，在铁狮子胡同，就是现在平安大道的最东边，学生包围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那次开枪了。鲁迅有篇文章《记念刘和珍君》，写的就是那一次。那次确实开枪了，死了几十人，那是死人最多的一次。再后来我所见到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就是1935年的“一二·九”。
东北三省以及热河沦陷以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到了山海关、马兰峪等长城关口一带，日本时断时续地对中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但国民党政府一味委曲求全，并没有认真应战的准备。日本给国民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1935年有个《何（应钦）梅（津美冶郎）协定》，国民党势力全部撤出北京、天津和整个河北省，把冀、察交给原西北军的29军，军长宋哲元，实际上就是找一个非蒋介石嫡系的杂牌军管理冀、察地区，作为日本侵华过程的一个缓冲。1935年12月9日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奸或准汉奸，于是发生了“一二·九”游行，反对成立这个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多而且特别大，有一次连下了三天，胡同里厚厚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一二·九”那天早上七点多时街上人还不多，我在上学路上听到两个洋车夫谈话，一个说：“西直门又关了。”另一个问：“怎么又关了？”那个人回答说：“今天闹学生。”听到后我料想一定出了大事，到学校才知道是“一二·九”游行。那次游行是在学校领导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学生自己组织的，一个星期后再次爆发了“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还有很多的中学生都参加了。我家住在西单商场附近，记得第二天早上一出家门，就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冰，非常好看，可以想见，前一天的场面会是多么激烈。宋哲元的29军用大刀、警棍和枪托殴打学生，并用水龙头阻止游行队伍，可是没有真正开枪，所以没有学生死，但有人受伤。第二天，各大报都开了天窗，也就是说，撇掉原版，只剩下一页空白。有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Peiping Chronicle（《北平时事日报》）对学生游行进行了图文相配的报道，我们看不懂，就把报纸给了英文老师，请他讲。老师在台上指着图片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在下面听得也心潮澎湃，还知道北师大的篮球国手张连奎被军警打断了胳膊等等，就像在听英雄故事一样。
“一二·九”实际上包括四次大游行，一次是1935年的12月9日，12月16日又一次，都是星期一，其中“一二·一六”规模最大，然后第二年的6月13日一次，再有就是1937年的春的抬棺游行，至少在北京是游行了这四次，再后到了1937年夏天就开战了。
1936年6月那次我参加了，当时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样子，跟同学一起去游行。队伍走到西单被军队截住，不准走，开枪，不是真正开枪，而是朝上放空枪。一时学生队伍大乱，军警趁乱打过来，用大刀、警棍殴打学生，队伍一下被冲散了，根本无法抵抗他们的袭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拉着手钻进路旁的一个照相馆，怕被人看见，不敢站在门口，一直往里跑，躲到一间小黑屋子里，后来我们才发现那屋子是洗照片的。我们躲在里边，屏住呼吸，听到外面非常嘈杂，等到声嚣慢慢平息下来后才走出来。那些照相馆里的人正在描述外面打斗的情形，学生如何如何抢棍子跟军警对打之类，说得有声有色，忽然发现我们三个从里面走出来，都大为惊讶，原来里面还藏着三个人？！我们从照相馆出来以后不敢回家，就跑到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他母亲还给我们做炸酱面吃。下午又有同学来他家聚谈，大家都很兴奋，中国青年终于能够公开聚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而中国当局却还一味地“敦睦邦交”、“亲善睦邻”。晚上到家以后，碰到一个我的邻居，他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比我大两岁。他说那天他们也去了，后来也是被打散，轰到景山公园里关起来，到了中午，还给他们送馒头、咸菜。下午，北平市的市长来讲话，他是29军的参谋长，叫秦德纯，是宋哲元派去和南京联系的，兼任北平市市长，后来做了蒋介石国防部的副部长。市长并没有训斥学生反而抚慰了一番，大意是说还是同情你们的，对日本一定要抵抗，不过不可操之过急以致鲁莽误事。当时29军的一些高层人物也不想采取与学生为敌的态度，广大官兵还是爱国的、抗日的，这一点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方与学生的对立情况有所不同了。
“一二·九”的最后一次游行是1937年春天，起因是河北省高中（即第十七中）高二学生郭清被抓起来后死在监狱里，学生抬着棺材去游行，也是被军警打散了，抓了一批学生关起来。我有一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她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次游行中也被抓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地下党。过了两天，我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释出来，下面是他的签名盖章。果然，没过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按阶级成分来划分，蒋梦麟应该是官僚兼学阀（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可是居然出面来保学生，怕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按说，我的子弟上你的学校，你就应该负责他的安全，子弟被抓进去了，从道义上说，你就应该负责把他保出来，所以那时候校长会出来保学生。包括教师也这样保护学生，“一二·九”的时候军警来抓人，学生往往躲到教师家里，如果教师事先知道风声，马上就通知学生，让他们赶快走。
不过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大学的牌子上都写着“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所以凡是闹学潮，校长总是非常为难，蔡元培辞职也是这个原因。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以后学校招集了一个大会，两位校长都来了。梅贻琦校长主持，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当然他心里也很紧张，真出了事，他作为校长也很烦，抓走学生麻烦，真要死了更麻烦。讲了一阵后就说：“现在，请蒋先生给你们讲话。”蒋梦麟校长站出来，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你们就到此为止，不能再闹了。……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学校就得关门。那还不如我现在关门，自己把学校牌子给摘下来。”蒋梦麟校长讲完了，梅贻琦校长又出来，说：“好，刚才蒋先生说的你们都听了，这就是最后的了，你们不能再闹了，否则出了事，我们学校就不存在了。”所以那次就没再闹下去，不过那只是后来几年更大规模民运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