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著名的当代思想家、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曾告诉我们国家的视角为什么是错的。现在，在这本简短易懂、极其个人化的新作中，他论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视角为什么重要。他用引人入胜、斗志昂扬，甚至幽默的方式，捍卫重视地方性知识、常识、个体创造力、自发性的无政府主义思维，令我们能够审视世间百态……小到学校、工厂、养老院、游乐场里的日常社会政治互动，大到民众抗议和革命。
作者介绍
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名的当代思想家，耶鲁大学政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Agrarian Studies Program）主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著有《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统治和反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等。
部分摘录：
我在德国的新勃兰登堡发明了这条法则。那是在1990年的夏末。
那时，我即将赴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当一年客座研究员，因此想恶补一下我那所剩无几的德语技能。与每天去歌德学院和一帮满脸青春痘的中学生一起上课相比，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找一家农场打工。考虑到柏林墙才倒了一年，我不确定东德是否有集体农场（我还知道“集体农场”的德语呢，叫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nossenschaft，简写为LPG，它们最近被改称为“合作社”）能给我一份六周长的暑期工作。我找到高等研究院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近亲的姐夫管着小村庄普列茨（Pletz）的一家集体农场。姐夫同志虽然对我有戒心，但还是乐意为我提供食宿。作为交换，我去农场劳动，每周还要付他一笔可观的租金。
这个计划在破釜沉舟学德语方面效果完美，但在当个农民、乐享田园方面则是噩梦。普列茨的村民，尤其是我的东家，对我的来意疑心重重。我是不是来查集体农场的账目、寻找“异常”的探子？或者说，我是不是荷兰农民的先遣兵，抓住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机遇，来打探可租的土地？
普列茨的集体农场是那次崩溃的一个极好例子。农场专门种植“淀粉用土豆”。这种土豆并不是用来做薯条的（不过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其喂猪）；按计划，它们提纯之后会被用作东欧化妆品的淀粉辅料。柏林墙倒塌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化妆品市场毁灭速度之快，堪称史无前例。淀粉用土豆在铁道边堆成一座座山，在夏日的骄阳下恣意腐烂。
对我的东家来讲，除了担心农场未来落得一穷二白的下场，或我可能不怀好意地想促成这种结局，更迫切的问题是我堪忧的德语理解能力，以及他们的小农场可能由此蒙受的损失。我会不会放猪出错门，跑到别家的田里？我在谷仓里忙完后，能不能每次都记得锁上门，防止吉卜赛人来偷东西？确实，我第一周的表现已足够令他们忧心了。他们总是绝望地朝我大吼大叫，好像人人都觉得只要提高分贝，就能以某种神奇的方式突破语言障碍。这显然是徒劳。他们明面上努力维持礼貌，但是晚餐餐桌上他们互换的眼神让我感到他们的耐心正在耗尽。而我呢，在一片怀疑的阴影下劳作，而且明显在工作上不称职、在交流上有障碍，这些都让我的精神有点吃不消了。
为了缓解一下双方的精神压力，我决定，每周花一天时间去附近的新勃兰登堡转转。进一趟城并非易事。你必须在铁道边立一面小旗子，表明有乘客等着上车，否则火车是不会在普列茨停的。回程路上，你也得告诉列车长你要在普列茨下车，然后他才会让火车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田野里。进了城，我或是逛大街，或是去咖啡馆和酒吧坐坐，假装读读德语报纸（并偷偷翻查我的小字典），努力保持低调。
从新勃兰登堡回到普列茨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在普列茨停站的时间是夜里10点左右。为了避免因错过火车而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像流浪汉一样过夜，我总是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火车站。在连续六七周的时间里，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每周都会在火车站前上演。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并且参与它。我在进行了一番人类学家所说的“参与式观察”之后，萌生了“无政府主义操演”的观点。
新勃兰登堡火车站门外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小城里它绝对是交通要冲了。白天，行人、小车和卡车川流不息，它们来往的秩序全靠路口的一套交通信号灯维持。不过，一到夜幕降临，路上的车辆实际上就绝迹了，行人反倒多了起来。具体原因可能有很多，不过也许很多人就是想出门吹吹凉爽的晚风吧。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过马路的人都五六十个一群，其中不少还喝酒喝到步履蹒跚。路口红绿灯间隔时间的设置是用来照顾白天的车流的，对夜晚密集的人流并不友好。我一次次看到，五六十个人耐心地站在人行道的转角上，等着行人通过的信号。他们能等四分钟、五分钟乃至更久，仿佛那绿灯永远不会亮起来似的。新勃兰登堡位于梅克伦堡平原上，其地形如煎饼一般平坦。在夜晚时分向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远望，你就能看到一英里长的笔直大道，上面一辆车都没有。偶尔你还能看到一辆孤单瘦小的特拉班特牌轿车[1]冒着黑烟，缓慢地朝路口驶来。
这样的场景我加起来观察了大概有五个小时，能记起两次单个行人闯红灯的情况。他们前脚迈出去，后面的行人就开始了口头和手势上的指责，对闯红灯的行为毫不认可。有时我也是过马路队伍中的一员。每当站在十字路口时，我如果因搞砸了最近一次德语交流而耗光了自信，就会和大部队一起等到绿灯亮起，害怕自己一闯红灯就得承受几十双眼睛的怒目而视。但要是一天下来我用德语交流得很顺利并因此自信心爆满，我就会义无反顾地闯红灯，并且在心里给自己壮胆：这是一条和理性背道而驰的小规定，遵守它的人都犯了糊涂。
在众人反对之下闯红灯竟然需要如此厚的脸皮，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的理性信念在众人的指责中看起来是多么的无足轻重啊！义无反顾地踏上马路也许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此举要求的勇气是我通常够不到的。
为了解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我开始在脑中排练一段用完美的德语表达的演讲。“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尤其还有你们的祖辈，可以再多一些违抗法律的精神。有一天，你们会接受正义和理性的号召，去违抗更大的法律。那一刻将决定一切。你们要有所准备。你们要如何为那事关重大的一天绸缪呢？你们得保持‘良好状态’，这样一来，当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做好准备了。你们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操演’。每隔一段时间，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法律，即使只是闯次红灯。用你们自己的脑子去判断一条法律是否公正合理。如此，你们就能状态良好；当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有所准备。”
在什么时候违背成规是有意义的，这值得深思熟虑，哪怕是在闯红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后来我在拜访一位退休的荷兰学者时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十分欣赏他的作品。在我去看他那会儿，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在荷兰学界是一个煽动者式的人物。他住在一个名叫瓦格宁根（Wageningen）的小城，我拜访他的时候他邀我去他家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吃午饭。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瓦格宁根和新勃兰登堡一样地势平坦，从四个方向都能望到几英里之外。一辆驶来的车都没有。我不假思索地走下了人行道，但我刚一迈出脚，沃特海姆（Wertheim）博士就说：“詹姆斯，你必须等灯。”我轻声抗议着，但同时还是回到了人行道上：“可是，沃特海姆博士，路上没有车呀。”“詹姆斯，”他立即反驳说，“这会教坏小孩子。”受教了，我无法反驳他的立场。这位学术上属于左派的煽动家竟然心怀细致入微的（荷兰）公民责任感；而我是一个粗心的美国牛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公民同胞造成的不良影响毫无顾忌。如今，我在闯红灯之前都会先四下张望，确认我这个反面榜样不会毁掉哪个小孩子。
回到新勃兰登堡。在我的农场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波及更多人的事件，它以更加显著的方式唤起了挑战成规的问题。我从当地报纸的一个小版块中读到，从西德（此时距离德国正式的统一，也就是德国的“Einheit”，尚有一个月时间）来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用平板货车载着一座巨大的雕像，到东德的各城市广场巡回展示。这是在一块花岗岩里透雕出的一个逃跑者的轮廓。雕像被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无名逃兵纪念碑》（Denkmal an die unbekannten Deserteure der heiden Weltkriege），上有铭文云：“以此纪念拒绝杀害同胞的人。”
这样高屋建瓴的无政府主义姿态深深震撼了我。它所挑战的，是那近乎普世的“无名战士”主题：普通、平凡的士兵为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而投入光荣的战斗。即便在德国，即便在统一前的东德（有“日耳曼土地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称），这样的姿态也遭到了明显的拒斥。不论进步的德国人曾经如何彻底地拒斥纳粹德国的宗旨，他们依然毫无保留地敬佩那个时代的那些忠于国家、不畏牺牲的军人。捷克的“反英雄”好兵帅克宁愿在温暖的炉火旁边享用他的香肠和啤酒，也不愿为国而战，他或许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2]心目中反战人民的代表；但是对于东德快要终结的那几年的城市官员来说，这座深具讽刺意味的雕塑绝不是闹着玩的。雕塑在每个城市广场的停留时间短到恰好让官方来不及反应过来禁止它。一场欢乐的追逐战就这么上演了：从马格德堡到波茨坦，再到东柏林、比特费尔德、哈雷、魏玛、卡尔·马克思城（开姆尼茨）、新勃兰登堡、罗斯托克，最后是当时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这种辗转于城市间的逃亡，还有它必然会吸引的公众关注，可能正是发起人想要的效果。
这类政治特技表演是会传染的，而且对柏林墙被拆除后维持了两年的兴奋气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快，全德国的激进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好几十个城市里都竖立起献给逃兵的市政纪念碑。此事非同小可。过去一贯和怯懦、背叛相联系的行为突然被捧上神坛，成了光荣乃至值得效法的举动。服务于非人道目标的爱国主义曾令德国付出了异常高昂的代价，所以德国并不出人意料地成为反思的先行者，公开质疑服从的意义，并且为逃兵立起纪念碑，让他们在广场上取代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俾斯麦、歌德或者席勒的位置。
献给逃跑行为的纪念碑带来了观念上和美学上的挑战。散布德国各地的逃兵纪念碑中的某些拥有持久的艺术价值，例如坐落于乌尔姆的由汉娜·斯图茨·门泽尔（Hannah Stuetz Menzel）创作的逃兵纪念碑。它至少成功表达了这种高风险的不服从行为所能激发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