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增订版）（三卷本）
初编：视野·角度与方法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本卷的几讲主要讨论现代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如何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包括年鉴学派、福柯和后现代历史学；并讨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包括考古发现、图像，甚至地图。作者以此提供了一套不同于以往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希望青年学生们借此对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陌生化”的再思考，并由此走入一个离开思想史研究套路的新空间。
二编：在思想史的周围 思想史不只是要讨论思想，还要讨论思想的历史背景、知识基础以及成为制度的过程，所以，它总是和政治、社会、生活的大千世界相关联，它无法画地为牢，也无法限制自己的边界。本卷的几讲把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横着放大到文化史、知识史、法律史等各个方面，还竖着放入不同的研究时段。在不同的研究视域中，思想史也将呈现出不同的图景。这正是“无边的思想史”的题中之义，因为，思想恰恰就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语境中的。
三编：博士生的四堂讨论课 本卷的几讲围绕一系列海外中国研究专著的阅读展开，通过对包弼德、余英时、沟口雄三、本杰明·艾尔曼等几位学者有关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著作的讲解，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法，并通过几个案例，分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特别背景和理论。据听过这门课的同学们说，这样的阅读和讨论对他们很有用，通过对这些论著的批评性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界的不足和长处，并将对自我的审视放入更广阔的学术坐标系中，做了解“国际行情”的“中国学问”。
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
《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是钱理群在告别北大讲坛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的现场录音整理讲稿。钱理群试图把鲁迅还原到历史现场和时代氛围之中，对其生命足迹、思想脉络和文学作品一并进行“文本细读”。隐约回荡在这纸面和文字间的钱理群的苍老而喑哑的声音，在春日阳光漫漫的课堂中，把不再是神话人物和历史雕像的鲁迅与年轻学子们维系在一起。时在2001年，钱理群的“天鹅绝唱”。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三版）
“哲学史方法论”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三十余年来的经典课程，由哲学系老前辈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等人创立。该课程的学术信念是，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把哲学史和哲学看作是一致的（即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作者在授课过程中将这一古典哲学传统与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新思路进行了融合，并致力于使学生们意识到，现代西方哲学并未与“古典”哲学脱离，而恰恰是它的存在使古典哲学中的精华得以展现自身生命的全部潜能。本次再版，作者对全书进行了整体修订，并补全了原“第十三讲”中未完成部分，使讲稿拥有了更完整的面貌。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问题与方法》初版于2002年，是作者在北大课堂的讲稿。当时正值新旧世纪之交，人们充满世纪末的反思与困惑、憧憬与展望。十几年来，虽然文学界又发生许多大事，当我们阅读此书，重新审视今天的当代文学时，会发现这部讲稿持久的生命力，依然可以助益我们的研究与思考。
本书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变迁轨迹为考察对象，从当代文学体制、生产、资源等观察视角，关注当代作家生存和文学生长的环境；并从学科的建构和生成等问题出发，把当代文学纳入相关学科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讨。通过对一批海内外卓有影响的文学史家研究状况的考察，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既有书斋专著严谨务实、思路清晰的特点，又保留了课堂的轻松氛围和亲切的口语风格。 钱理群中学讲鲁迅
2002年，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完最后一轮鲁迅研究，整理出版了《与鲁迅相遇》，但这并非他的“天鹅绝唱”，退休后，他于2004年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为中学生开起了一门选修课。大学教授为中学生开选修课，这成为当年的新闻事件。接下来，钱理群又在2005年为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分别开设了一学期“鲁迅作品选讲”的选修课。2009年又到台湾清华大学讲授了这门课，台湾学生对鲁迅作品更本原的精神共鸣和对鲁迅的独体体认，使作者对鲁迅思想的普遍性、超越性和超前性有了更深切的体认：鲁迅属于中故宫，属于华文社会，属于世界，属于未来。《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就是四轮开课的录音整理和优秀作业、调查摘录的汇编。
作者介绍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韩文本，2013；英文本，2014，2018）、《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1995，2007）、《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韩文本，2013；英文本，2017；日文本，2019）等。
邓晓芒，1948年生，初中毕业即下乡插队当知青，10年后回城当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被评为教授。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2018年被聘为湖北大学资深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杂志主编，专攻德国哲学，同时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2002年8月退休。 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心灵的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合著）、《名作重读》、《压在心上的坟》、《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合著）、《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与鲁迅相遇》、《生命的沉湖》等。
洪子诚，生于1939年，广东揭阳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着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着）、《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着）、《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在北大课堂读诗》、《材料与注释》、《文学的阅读》等。
部分摘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中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呀。很多人包括国内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一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很对的。通常，我们都习惯于历法上的时间，觉得2001年或2000年，就是21世纪的开始和20世纪的结束。但是，从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有另外一套历法。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大家知道，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一战和《马关条约》，刺激太大了，整个中国的“自改革”转向了全面的“向西转”，西风从此彻底压倒了东风，没有人还坚持“祖宗家法”了，虽然还有“中学为体”的说法，可是，那个时候中学已经不能为“体”，西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为“用”了，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守旧派了，只有程度不同的趋新派了，整个中国就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历程”，这一点，张灏先生也反复提起过，所以，我写《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就是用1895年收尾的，整个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在这个象征性的年头就结束了。
同样，1989年也就像当年的1895年呀。作为一个标志性年头，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苏联、东欧的渐渐解体，中国发生的风波，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突然发生巨变，原来世界的划分和是非的论争，彼此坚定的立场和原则，突然都失效了。什么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呀，集体优先还是个人神圣呀，都好像要重新认识了，原来的道理好像要重建，就是重新来了。逐渐瓦解的苏联、东欧阵营，发觉自己要扔掉旧道理，似乎是胜利者的西方世界，你别以为他们就安心了，其实不见得，在90年代初，西方也好像突然掉入了“无物之阵”，原来绷得紧紧的那些各自的“硬道理”也好像没有用了。所以有人，像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说，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文明的冲突开始了，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不对了，要重新观察和分析；而写《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F．Fukuyama），意见虽然和亨廷顿针锋相对，但是他也说，因为自由民主有了决定性的胜利，黑格尔的历史发展逻辑到顶了，“历史终结了”。
这就引起一个后果，就是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两边儿都落入“无物之阵”了，敌人阵营消失的结果是自己阵营的消失，没有你就没有我，老子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论哪一边儿都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同样，中国大陆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思想学说很简明，那是一个真理不言自明的时代，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很清楚很简单。到了80年代，尽管改革开放了，大家开始意识到那种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毛病，但是，一起反抗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心情，使大家还在延续着很同一的观念，大家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大家都主张要“补课”和“启蒙”。比如说80年代，大家都知道有所谓“文化热”，其实，文化热里面的那些借了文化与历史研究，实际上是批判过去的和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不好直接批评现实的政治制度嘛，就只好让历史与传统暂时承担着“落后”的责任吧。所以，那时有很多“一呼百应”的“文化英雄”，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呀。所以80年代会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当年文化史研究很热闹，寻根小说很红火，西洋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很受欢迎，连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能印几万册，不管看还是不看，先买了再说，因为摆了“这个”就意味着反对“那个”，热衷于“西”就意味着冷淡了“东”。
可是到90年代以后，这好像有些让人怀疑了，知识阶层原来“心往一处想”，可这会儿也不往一块儿想了，“文化热”戛然而止，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实要重新来评价了。李泽厚有一次说，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说的学问家，就是王国维、陈寅恪在90年代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学术史也有一阵儿几乎成了“显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更深刻和更明显的倒是“分化”，思想的资源不同了，思想的取向不同了，思想的阵营也统统分化了，好像没有主流，没有方向，现代和后现代、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左和右，西方不同的时髦一拥而入。打个比方，过去有个话剧叫《街上流行红裙子》，能流行，而且成了主流时尚，说明那时还有主流，大家穿一样的红裙子都很自然。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思想界，好像朋克、嬉皮、雅皮、怀旧时装、最新时装、民族传统服饰、太空服装同时上了街一样，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时尚，使得过去的评价标准一下子发生了混乱。我们看到，不仅对于当下的判断已经分化，对于学术和思想的评判也已经分化，为什么呀？
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角度不同了，各自开始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同视角来关注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经济学家可能关心市场与公平，社会学家可能从社会分层来看社会，文学家常常从个人感情和生活来观察，历史学家则注意历史延续性，注意到历史残存的问题；第二，阶层不同了，由日渐分化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感受、不同立场来评价这个社会和政治，那判断也不会一样的，就像林妹妹不爱焦大，穷人想象皇帝只吃红烧肉一样；第三，学科的自觉使立场不同了，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学科，来设计对应现实的不同策略，策略也就不一样了。比如人文学科萎缩，人文学科的人就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最重视。经济学家可能并不这么看，觉得在实用和效率面前，你那空谈精神只是画饼充饥。而法学家可能会觉得谈精神、谈经济，不如谈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时候学科背景很能影响人的意见；第四，看问题的位置不同了，从本土的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出发，和从全球经济联系性的角度出发，当然也是不同的，从本土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连续性出发，觉得仍然需要继续启蒙和批判，应当大力提倡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从全球化的考虑出发，就容易看到全球资本的压迫和西方话语的笼罩，觉得要对启蒙话语有所警惕。以上这些不同，都导致了知识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分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到思想和学术领域，使得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个变化太大了，涉及面也太广了，今天在这里讲的“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也不包括整个学术界，主要只是围绕着传统的文史研究领域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