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宽松的纽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是《康复的家庭》的姊妹篇。光患有智力障碍，但极具音乐天赋，是位优秀的音乐家，音符成为他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和存在的凭借。面对光，作者和家人有过苦恼，但在经历了长期的共同生活之后，一家人也和光一起完成了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解压。作者以平实的语言，深邃的思想，淡淡的笔触，浓浓的温情，勾勒出一条无形的纽带，它维系着家庭的每个成员，使他们各自独立生活，又彼此支撑，不离不弃。
作者介绍
大江健三郎
日本作家，一九九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身于日本四国地区，一九五七年以小说《死者的奢华》登上文坛，《饲育》获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性的人》《个人的体验》获新潮文学奖，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其他重要作品有小说《水死》《空翻》，散文集《冲绳札记》《在自己的树下》《致新人》等。大江健三郎的写作范围宽广且具人本关怀的精神，政治、核能危机、死亡与再生等等皆呈现于他的创作中。
部分摘录：
在人生的许多时刻，我常常感到，自己在如何看待家人的问题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我记得小时候住在森林环绕的峡谷村庄里时，天黑以后不允许剪指甲。因为听祖母和母亲告诉我，按照这个村里流传下来的习俗，晚上剪指甲，将来会与家人离散，孤零零地死去。后来我从高中毕业到刚上大学这段时间，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了，虽说我对于家人并没有特别疏远，却时常有意地在夜里剪指甲。这也许是想表明自己要自食其力地生活这一幼稚的决心吧！
时光荏苒，我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记得四十岁时去墨西哥大学讲学的时候，常常会剪着剪着指甲，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似的停下手，抬头望着黑乎乎一片的窗外发呆。那是因为妻子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告知长子的癫痫病发作了，可是我必须工作到任期结束才能回国，所以那段时期心情格外焦躁。
这十年来，即便有时看见儿女们在晚上剪指甲，我也不打算把四国山村古老的习俗讲给他们听。我想这是因为在我的内心，对子女（长子大江光除外）离开家独立生活，抱着某种宽容的心态。
2 我的两个发育正常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很自然地开始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正逐渐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看着这一变化过程，有时我眼前会出现一种充满真实感的影像，仿佛在我和儿子、妻子和女儿、女儿和儿子之间有一条宽松的纽带，把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尤其是次子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公司职员，假如连接我和他之间的纽带绷得太紧，他肯定无法忍受，我也会疲惫不堪。
因此，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总是松弛地垂着，然而，必要的时候，一方就会轻轻一拽，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自己顺着纽带走近对方。即使不依靠这条纽带的引导，也能用眼睛确认对方所在的位置。这样的连接方式就更不会产生束缚感了。而且在生活中，若是在面临犹如立于万丈悬崖般的危急关头，一方将要滑落下去，另一方就可以从容地站稳自己的脚跟，以便用力拽住对方……
我现在把这个用宽松的纽带维系起来的家庭想象得非常美好。只是长子大江光有残疾，今后也不能独立生活，我们夫妻只能和他共同生活下去。其实我们觉得这倒是件幸运的事，尽管知道这种感情出于自己的私心。可以说连接着我和光以及妻子之间的纽带虽然不总是紧绷着，但也没有松弛到垂在地上。
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一直喜欢这么想。不过，我现在重新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仔细审视一下我与光之间的关系。
3 一次，次子为了硕士论文实验总结报告的中期发表去了秩父1，要在那儿住一个晚上。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个不爱抱怨的孩子，有气也总是憋在心里，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满。过去，我们一直都是让他送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所以这天早晨，我只得放下一早就开始的工作，送光去福利院。
1日本关东地区埼玉县西部的一个市。 下了电车，走在新建的高层公寓旁的人行道上时，光的癫痫病突然发作了，根据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判断，属于中度发病。我把他扶到人行道边的长椅上躺下。等着他恢复平静的工夫，我抬头去看身边的枫树和比它更高的榉树上开始变黄的树叶。
光中度发病时比较麻烦的是，恢复平静后会大小便失禁。这回也是如此。发作过去后，我们继续朝着福利院走的时候，光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本想打出租车回家，可是光满身臭味，很不方便，所以只好继续朝着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方向往前走。
光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照样走着。见他还走不稳当，我想要搀扶他，被他拒绝了。但我还想搂住他的肩膀，光轻微地、却很坚决地扭了一下后背，摆脱了我的臂膀。就这样，一直到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我也没能扶他一下。
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早晨，夸张一点说，就好像是战场。尤其老师们，个个精神头十足，紧张地忙碌着。我跟一位熟悉的男教师说明了光的情况，请他拿来更换的内裤，然后，我带着光去厕所。其实即便我没有发现光大小便失禁，那位男教师也会像我这么处理的，因为这种事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可见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老师们是多么辛苦。
对于光来说，也受了番折腾。我一着急，就把他领进了蹲式厕所。他从小没有上过这种厕所，不会蹲，姿势很别扭地排便。我在一旁清理他的脏内裤时，想起了女儿还是高中生时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次，光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车站的厕所里解手，一地的污水，女儿从光身后使劲扶住他的身体。进来解手的男人们从敞着的门里看到这个了不起的小姑娘，无不露出敬佩的神情。顺便说说女儿的性格，她平时性情很温和，可一旦决定做某件事，就会变得坚定而又勇敢。
言归正传，从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出来后，我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一个人乘电车回家。在电车上，我想起刚才光不让我搀扶的事，这种情况以前也常有，也许是光发病后心情不好的缘故。不过，他应该不会认为发病是父亲造成的，所以应该不是对我表示敌意。只不过因为发病后感觉不舒服，使他忘记了以往对父亲的关照。实际上，平时他走在人群中或者上台阶的时候，总是宽容地让我搀着他的胳膊或者扶住他的肩膀——我被赋予这样的特权。我在仙川站下了车。和我同时下车的两个女大学生，故意在站台上大声说：“那个老头，浑身臭味儿，你闻到没有？怪老头！”
今年年初，我曾经去过估计是她们上学的大学，是一场为了配合光的钢琴演奏而举办的讲演活动，不过幸好当时没有人叫我“怪老头”……
4 这件事终于使我意识到，正是由于光平时忍耐着没有表现出来，自己就一直在伤害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独立性。当然，我对自己的这种性格并不是一直毫无反省，我想起曾经有过多次机会使我思考上面这个问题。
好像是在一次关于残疾儿童的研讨会上，或者是在我发表完有关与儿子共同生活的演讲之后与参加者举行的交流会上，一位在国立大学教授残疾人教育理论的年轻学者批评我说：“你这样过分呵护儿子，会妨碍他的自立，尤其是你还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和妻子死后，儿子将如何生存下去，这是在教育残疾儿童上的大忌，这样的父母对于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是非常有害的。即使你们夫妻不在了，你们的儿子照样会好好生存下去的。你的小说里还有这样的情节，女儿表示自己要带着残疾哥哥出嫁。这不就等于女儿决心一辈子不结婚吗？你们夫妇的这种态度，连女儿都跟着遭受不幸啊！”
看样子，这位年轻的学者无法容忍我过分注重家庭的态度1。他还批评我说：“你把家庭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每一个个体都包裹在家庭里，使他们从属于双亲，所以，你这可是双重的反动。”他的批评完全是当年“全共斗”2式的语气。
1加重号为原文所加，下同。——编者注 2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1968年至1969年日本学生运动时成立的新左翼派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学生组织。——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当我以康复的家庭的形式进行思考的时候，较为注重的是如何借此来支撑自己，对于这一点，我也进行过反省。如果有人反问我：“你说家庭相当于自己的根据地，那么没有家庭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也觉得自己目前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还收到过一个立志当作家的人的来信，他说：“文学不正是起始于对家庭的否定吗？你应该好好想想太宰治1的名言：‘父母应该比子女更重要！’”我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离不开孩子的。
1太宰治（1909—1948），日本著名小说家，“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代表作家。原名津岛修治，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日本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作品尤以晚期的《斜阳》与《人间失格》为人称道，被誉为战后日本文学的金字塔作品。 我每天都和光在同一个房间里干着各自的事情，听着同样的音乐；在兴冲冲地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接他回来时，为了弥补这一段分开的时间，一路上还不停地和他聊天。这样日复一日，我竟不知不觉地暗自认定了光需要我，没有我他就无法正常地生活，当然这话我很难说出口。我现在才发觉，光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一直在忍耐着、包容着这样的我。
5 回顾我六十年来的人生历程，除去幼儿时期，对于我来说，与宽松的纽带相吻合的人际关系最使我感觉舒适，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是常常以自由人的身份参加某个党派或几个党派联合举行的集会游行。当然那些党派都没有要求我加入过，我也没有提出过任何申请。有时我想，用政治术语定义的话，也许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定义和我最接近。不过，我并没有加入任何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
我经常宣称祈祷对于自己具有重要的意义，却不信仰任何宗教。对此，有人会好心地、更多是批判性地问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给出的最真实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我不愿意信教，不想受其束缚，而且我固执地认为，信仰受其束缚的宗教，有什么意义呢？”
此外，和我上面强调的内容直接相关的是，我喜欢阅读宗教家的传记，尤其是亚西西的圣方济各1和圣依纳爵·罗耀拉2最终决心接受宗教最严格的教规约束前后的故事非常吸引我。
1圣方济各（1182—1226），出生于意大利亚西西。他创立的方济会又称“小兄弟会”。他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 2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出身于西班牙贵族，天主教耶稣会创立人。 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小说，一直到今天，因此没有正式就业的经历。即使在学生时代，我也没有参加过学校任何兴趣小组的活动——上高中的时候，我虽然做过文艺部1杂志的编辑工作，但那只是一年工作两次左右、每次集中工作一周的活儿。因为没有参加过文艺部的活动，所以现在我根本想不起来一起编辑杂志的同学是什么模样。反而像伊丹十三这样随意交往的同学，成了自己的终身挚友。上大学的时候，虽然自己是个穷学生，却不去住学生宿舍。我本来是打算住宿舍的，可一听学生科说，要好几个人住一间屋，而且还是旧制一高时代那种特别大的老房子，就赶紧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