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个知识女性的思考”系列》是英国女性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历时四年完成的小说三部曲，包括《边界》《过境》《荣誉》三部独立的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名离异的中年女性作家，她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三段生活中片段化的故事。小说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开创性文体，用对话串联起所有故事情节，用极尽冷静克制的语言揭露婚姻、家庭、情感的每一面，传达对生活深刻的思考。 《边界》讲述了主人公在前往希腊教授一门创意写作的故事，途中与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聊天，听取他们的故事。她遇到的人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他们的幻想、焦虑、悔恨和渴望，老生常谈的话题——出轨、离婚、苦闷——在作者的笔下变得鲜活有趣。作者在本书中高度关注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遇见的种种困境，从而传达自己的观点。 《过境》延续了上一部，讲述主人公回到伦敦定居的故事。作者继续用细腻的对话，展现了人们在建立新生活过程中被迫面对的各个方面：个人的、道德上的、艺术创作上的、实际生活要面对的，以及关于权力、死亡、重生的种种思考。作者延续了她对女性的关注，捕捉人们对安逸生活和逃离的渴望，剖析了这一矛盾心理背后对于真实生活的向往。 《荣誉》讲述了主人公乘机去欧洲某个不知名城镇参加文学节，叙述了在文学节中采访、晚宴、沙龙等一系列片段。在作者的笔下展现了一个处于变革中的欧洲，社会的变革带来了人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同时深入探讨了痛苦和荣誉的价值、关系。此外作者继续探讨女性在家庭、亲子和艺术等主题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出路。
作者介绍
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 1967.2.8—），英国作家。1993年出版小说处女作《拯救阿格尼丝》（Saving Agnes），获得了当年惠特布莱特奖；2003年，她被《格兰塔》评为优秀英国青年小说家。著有九部小说、三部非虚构作品、一部戏剧以及许多散文、回忆录。《“一个知识女性的思考”系列》是她新推出的中篇小说三部曲。
部分摘录：
经营家庭和做生意有共通之处，最好一开始每个人都将自己的需求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如此才能长久。 路上交通拥堵。我注意到我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行走时，瑞安总是走在里侧。
“我一直在关注雅典交通事故伤亡的统计数据，”他说，“我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为了我的家人，我也要毫发无损地回家。”
路面上常常横躺着大狗，高贵的毛皮乱蓬蓬的。它们在热浪中纹丝不动，只有气流微微从它们身边穿过。远远看去，它们像是喝醉酒的女人穿着毛皮大衣躺在地上。
“你会从一只狗上跨过去吗？”瑞安犹豫着问，“还是绕过去？”
他不介意天气热，说实话他很享受。他感觉潮湿的日子正在被慢慢烘干。他唯一后悔的是，直到四十一岁才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真的很让他着迷。他很遗憾妻子和孩子不能来，但他决定不让愧疚的情绪毁了这一切。他妻子刚刚在巴黎和朋友们度过周末，他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这次独自来雅典，他认为是理所应当。坦白说，孩子会拖累你的脚步，今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天热起来之前走路去雅典卫城，拖着孩子他可没办法这样做，对吧？即使可以，他也会一直担心孩子晒伤、脱水。即使能看到金色与白色相间的帕特农神庙如同残破的皇冠扣在山顶，背后映衬着蓝得浓烈的天空，他也无法如今天早上那样，感受到风吹过自己生命缝隙中藏纳的阴影。他往上走的时候，不知为何突然记起小时候的房间里，床单总是散发着一股霉味儿。打开他父母房间里的橱柜，总能看到有水从后面流下来。当他离开特拉利去都柏林时，他发现所有的书都被粘在了架子上，拿不下来，贝克特和沁孤的作品都已霉烂，变得黏手。
“这说明我并不怎么读书，”他说，“所以我不常和人透露这个细节。”
他没有来过希腊，也没有去过任何人们可以挥霍阳光的国度。因为他的妻子对阳光过敏，和他一样，她在潮湿阴暗的地方长大，阳光会把她晒出斑点和水泡；她完全受不了热，高温会引发她的偏头痛和呕吐。他们一般带孩子去戈尔韦度假，她父母在那里有栋房子。而如果他们迫切想要逃离都柏林，他们总是回到特拉利；那里对他们来说就是家——我想回去你就必须接待我。他的妻子很在意这一切：家庭关系、周日午餐、孩子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但要他决定的话，他恐怕不会再踏进他父母的家门。倒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是好人，他只是不想再和父母来往。
我们路过一家咖啡厅，巨大的遮阳棚下摆着桌子。人们坐在桌子旁的阴凉里，神情高傲、平静又警惕，而我们在热浪和街道的喧嚣中跋涉，真是让人想不通。瑞安说他可以停下来喝点东西，他早些时候来这里吃过早饭，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我不确定他是否想让我和他一起坐下来。事实上他特别小心地选择措辞，给我感觉是他在避免承诺任何事。在那之后我便留心观察他的这个特点，发现其他人制订计划的时候，瑞安总是说“我可能之后来”或是“我可能在那儿跟你见面”，而不愿对时间和地点做出承诺，他只会在做完什么事情之后才告诉你。有一次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他，发现他头发是湿的，于是直接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刚在希尔顿酒店游完泳，那儿有个很大的露天泳池，他假装酒店住客，在俄罗斯阔佬、美国商人和整过容的女孩旁边游了四十个来回。他敢肯定泳池边上的侍者在看他，但没人敢前来质问。不这么做，在这个交通拥堵、酷热难耐的城市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消暑健身方式？
在咖啡厅里，他像其他男人一样靠墙坐着，以便看到咖啡厅和街道。我坐在他对面只能看到他，所以便一直看着他。瑞安和我在暑期学校一起教书。远看他是一个浅棕皮肤，五官尚可的普通男人，近看他的外表却有一些让人不安的地方，就好像他是由很多不相关的元素拼合而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不协调。他牙齿大且白，总是微露着，松弛的身体介于健壮和肥胖之间。头小而窄，稀疏的头发几乎没有颜色，从他的额头往后尖立着冒出来。没有颜色的眼睫毛藏在深色的眼镜后面，然而他的眉毛却横直浓重。服务员过来时他摘下眼镜，我看到他的眼睛，两颗蓝色的瞳仁，眼白微微发红。他问服务员有没有无酒精的啤酒，她没有听懂，倾过身子，手拢在耳边。他拿起菜单，和服务员一起研究着。
“这些啤酒里，”他慢慢地说，伸出一根手指在菜单上慢慢移动，眼睛频繁地瞟向她，“有没有无酒精的？”
她又靠近一点，仔细看他指点的地方。他盯着她的脸看，她年轻漂亮，两侧长长的卷发别在耳朵后面。他要的那种啤酒没有，她说需要去问一下经理。这时他合上菜单，就像老师教完课合上教科书一样，说不必麻烦了，他要一杯普通啤酒就可以。计划的突变让服务员更加困惑了：菜单再一次打开，课堂又一次开始，而我的注意力开始飘到其他桌子上的人，飘到街上——汽车驶过，刺眼的日光中，狗躺在它们厚厚的毛皮里。
“今天早晨招待我的就是她，”瑞安等服务员走后说，“同一个女孩。这儿的人很漂亮，是吧？可惜他们不供应啤酒，在家里就不一样，到处都能找得到。”
他说他在认真戒酒。过去一年中他几乎健身成瘾，每天锻炼，吃沙拉。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稍微放松了点，况且想在爱尔兰保持健康本来就很困难，整个地方的文化都敌视健康。他年轻的时候在特拉利胖得还挺严重，那里大多数人都如此，他父母和长兄也是，一天五顿饭，其中有一顿必吃薯片。他还有过敏史，易得湿疹和哮喘，毫无疑问，他家的饮食习惯会加重病情。小时候上学时，他们必须穿齐膝的短裤和羊毛袜，湿疹会恐怖地粘在袜子上。他记得临睡前脱袜子时，腿上一半的皮肤都会跟着揭下来。现在人们知道赶紧把孩子送去看皮肤科医生或采取顺势疗法[1]，但那个时候父母只能让他自生自灭了。每当他呼吸困难，他父母就把他放去车里坐着。至于体重问题，人很少看见自己不穿衣服，更看不见其他人不穿衣服的样子，因此毫无概念。他记得对自己身体产生的疏离感，身体费力地穿行在潮湿发霉的房子里，闷塞的肺部，瘙痒的皮肤，血管里遍布糖和脂肪，粗糙的衣服覆盖着晃动的肉体。青少年时期，他乖巧敏感，习惯久坐不动，而且避免任何的身体暴露。但之后他在美国度过了一年，参加一个写作项目，发现做些努力，就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完全不同。校园里有一个泳池和一个健身馆，餐厅的食物是他没听说过的芽菜、全麦、大豆。不仅如此，他身边的人把自我改变当作人生信条。他几乎一夜之间就接受了这个观念：他可以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并努力成为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命里注定。人的自我既是命运也是劫数，之前这个概念如棺盖扣紧他的一生，而现在他意识到，是时候让它留在爱尔兰了。他第一次去健身房的时候，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在器械上边运动边读面前架子上摊开的一本哲学书，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发现那个健身房所有器械上都有书架。那个器械叫踏步机，模仿人上台阶的动作，从那以后他总是用它锻炼，而且总把一本书摊开放在面前，因为那个女孩的样子深深地印在了他脑海里。不过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之后的一年间，他在同一个地方估计上了长达几英里的台阶。他把这一影像完全内化了，不仅是那个女孩，还有她永远在攀爬想象中的阶梯，面前吊着一本书，如同一只驴面前吊着的胡萝卜。为了摆脱他的出身，爬楼梯成了他必须付出的努力。
他说，他能去美国并不只是意味着好运而已，这已经成为他生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篇章。每当他设想如果没有这一篇章自己可能会怎样，这样的想法总是会让他大惊失色。当时是他的大学导师告诉他这个写作项目并鼓励他申请的。收到录取信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回到了特拉利。他住在父母的房子里，在一个肉鸡处理厂工作，正和一个大他很多岁的、带两个孩子的女人谈恋爱，他知道她打算让他成为孩子的父亲。录取信上说，根据他送交的写作样本，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如果他愿意的话，第二学年可以带薪学习并获得一份教师资格证。四十八小时之后他离开了，只穿着身上的衣服，带了几本书便登上飞机，人生中第一次离开不列颠群岛，全然不知他将去往何方，只知道坐在云端的他，如同身处天堂。
他说，他的哥哥也几乎是同时去美国的。他和哥哥之间没有太多交流，那个时候他对凯文的规划毫不知情，现在想来纯属巧合。只是凯文上路时没有什么运气相随。他加入了美国海军，大约就是在瑞安脚踩踏步机的同时，凯文正在新兵训练营狂甩在特拉利攒下的赘肉。就瑞安所知，他们也许就住在同一条街，不过美国这么大，这似乎不太可能。当然他的工作少不了到处跑，瑞安说的时候并无讽刺意味。更巧的是，三年后，兄弟俩都回到了爱尔兰，在他们父母的客厅里见了面，两个人现在都又瘦又壮。瑞安得到了教师资格证和一本书的出版合同，还有一个芭蕾舞演员女朋友；凯文则全身布满了可怕的文身；按照他的精神状态，他这辈子都将不再属于自己了。看起来想象的台阶有上也有下：瑞安和他哥哥正式进入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瑞安前往都柏林的一所大学任职时，凯文回到了他童年时期霉湿的卧室，除了偶尔去精神病院暂住。只是，父母既不为瑞安的成就感到骄傲，也不愿为凯文的垮掉承担责任。他们试图摆脱凯文，让他永久入院，但他总是被送回来，像一枚花不出去的硬币。而他们对瑞安这个作家兼大学讲师也有些轻蔑；他当时住在都柏林一栋漂亮的房子里，马上要结婚了，不是和芭蕾舞演员，而是和一个爱尔兰女孩，他去美国之前在都柏林认识的大学同学。从这件事瑞安认识到，你过去的失败总是不请自来，而你的成功却需要反复证明。
那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正端着我们的饮料穿过阴影走过来，他窄小的蓝眼睛紧盯着她。
“噢，和我私奔吧。”她侧身过来把他的玻璃杯放在桌上的时候，他说。我想她一定听到了，但他猜得没错，她那雕塑般完美的脸庞面不改色。“这里的人哪！”她远去时他还看着她。他问我是否了解这个国家，我说我之前来过，三年前带着我的孩子在雅典度过了一个有些灾难性的假期。
“这里的人真漂亮。”过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考虑到气候、生活方式，当然还有饮食习惯，这并不难解释。当你看向爱尔兰人，你会看到几个世纪的阴雨和霉烂的土豆。直到现在他仍要努力战胜体内那种肉体腐坏的感觉，在爱尔兰很难像在美国或这里一样感觉到清爽。我问他研究生毕业以后为什么回来，他说有很多原因，没有哪个原因格外重要，只是全部加起来就足以推搡他回来了。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是他一开始最喜欢美国的地方，就是感觉没有人从属于那里。我当然是了，他说，他们有自己的来处，但没有那种你的家乡等你归来相认的感觉，也没有他第一次直升云霄时庆幸自己终于摆脱命运那种奇迹般的感觉。他的同学们对他的爱尔兰特征大惊小怪，于是他发现自己也跟着演戏，故意夸大口音，直到他几乎相信自己的身份就是“爱尔兰人”，不然，他还有其他什么身份吗？这无根无源的念头让他有些害怕，于是他开始觉得自己不再是受诅咒，而是受福佑的人。他几乎开始重新燃起那种宿命感，或者至少他看待命运的眼光已经发生改变。如果说写作是对痛苦的转化，那么爱尔兰恰好可以作为架构，他在特拉利的过去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架构。他突然适应不了美国这种身份的彻底缺失。坦白讲，他并不是这个项目中最有天赋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的同学需要处理这种身份认同缺失的感觉，而他不需要。没有身份认同作为承托，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作家，不是吗？这样一来你看世界的眼光会少很多障碍。但他在美国比在家里更感觉自己是个爱尔兰人。
他开始用他学生时代的眼光打量都柏林：学者穿着黑色长袍，黑天鹅般骑着自行车滑过街道。自己会不会也成为他们？一只黑天鹅，在这座被保护的城市中穿行，在围墙中自由自在生活，而不是美国的那种自由，广阔无垠得像草原一样。他回来时带着些荣耀的光辉：他的职位、他的芭蕾演员女友、他的书籍合同。六个月之后芭蕾演员回了家，而那本书——一本口碑还不错的短篇小说集——是他至今唯一出版的书。他和南希还保持着联系，事实上，他们每隔一天就会在脸书上讲话。她不再跳舞了，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尽管说实话她本身也有点神经质。她和她妈妈住在纽约市的一间公寓里。她已经四十岁了，但让瑞安诧异的是她没有变化，还和她二十三岁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而他在都柏林有妻子家室，已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男人。停滞。他有时候会这样想她，尽管他知道这样有些刻薄。她总是问他有没有写好第二本书，其实作为回复，他也总想问她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不过当然了，他永远不会问出口的。
至于自己过去创作的短篇小说，他还是很喜欢，时不时地翻出来读一读。它们经常会被一些选集选入，不久之前他的经纪人把版权卖给了一家阿尔巴尼亚的出版社。但这有点像看自己的旧照片，因为与之前的自己切断了太多联系，记录总有一天需要被更新。他也不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他只知道他再也认不出那些故事中的自己。不过他仍记得自己写作的时候那种喷薄欲出的感情，他身体内有东西在聚集，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催生着。后来他再也没有过那种感觉了。他有时几乎想要继续做一名作家，但必须要从头来过，难度不亚于成为一名宇航员或一个农民。他再也记不清最开始许多年前，究竟是什么让他开始写作。他现在仍在与文字打交道，这有点像婚姻，婚姻的结构建立在感情最激烈的时期，之后却一去不复返。它成了你信仰的基础，有时候你心生怀疑，却从未放弃这个信仰，因为你的生活中有太多东西建立在此基础上。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有时候诱惑是难以抗拒的。
此时年轻服务员正好轻巧地走过我们的桌子。
我脸上一定写满了怀疑，因为他说：“我妻子和她朋友出去的时候，她也会打量其他的男人。她不这样我反而会失望。去仔细看看吧，我说，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她也是一样——去吧，尽管看。”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一群人在酒吧，其中包括一对我不认识的新婚夫妻。那个女人一直挑人群中漂亮的女孩指给她丈夫看。他们坐在那里讨论不同女孩身上的特性，如果不是我偶然瞟见她以为没人注意时脸上露出的绝望表情，我会以为他们双方都很享受这个娱乐活动。
瑞安说，他和他妻子之间保持着很好的伴侣关系。他们共同分担家务和对孩子的责任。他妻子不像他妈妈，不愿成为家庭的牺牲品，她有假期时会和自己的朋友出去度假，不在的时候把所有事放心交给他照管。他们给彼此的自由是建立在自己能享受自由这一基础共识之上。如果这听起来有些功利，瑞安说，他一点都不在乎。经营家庭和做生意有共通之处，最好一开始每个人都将自己的需求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如此才能长久。
我面前桌上摆着的手机响了，是我儿子发来的短信：“我的棒球外套在哪儿？”我不知道你的情况，瑞安说，但我又是照顾家庭，又是教书，其实没时间写作。尤其是教书，教书会把你的生命都榨干。我如果有一周空闲也会兼职这样的课挣点外快。又要还贷，又要写作，写的小说也许只会在不知名的文学杂志上见到微光，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选这样的生活。我知道有些人需要写作，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说，但我觉得其实是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喜欢说自己是这样的人，一个作家。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但这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说实话我不久可能会写一部惊悚小说，写真正赚钱的东西，我有一两个学生就走了这条路，你知道的，写那种能畅销全球的东西。我妻子说，不是你教他们这么做的吗？她显然不懂行情，但她说得有点道理。如果我只明白一件事的话，那就是写作源于冲突，内在与外在的冲突。表面冲突，有这么一个说法吧——其实这当题目也不错，对吧？他向后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看向街道。我好奇他是不是已经决定把《表面冲突》作为他惊悚小说的题目。他继续说，当我回头看促成我写《回家》的起因，我发现回到那个地方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回不去了。我再也不可能在我自己身上制造那种冲突：生活把你送上一条路，而你拼命想走另一条路，不服命运的安排，好像你是谁不同于他们说你是谁，整个灵魂都在反叛。他一口喝光玻璃杯里的啤酒，我现在反叛谁？三个孩子，一笔贷款，还有一份希望能少干点的工作，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