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历史学家只能等待重大事件发生后再去记录，但技术早已为重大事件在什么时间以怎样的形式发生埋下了伏笔。
本书以技术驱动为视角，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筛选出14个关键历史时刻，洞察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命运走向：
——弩，如何扣动了中国大一统的扳机？
——圣本笃会与现代资本主义有何关系？
——如何看待技术型制度与信念型制度间的差异？
——为什么说火枪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历史走向？
——为什么工业革命独独发生于英国？为什么“光荣革命”的意义不只是立宪革命，更是一场“技术革命”与“资本革命”？
——铁路的发明跟威权政府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机枪的发明如何让20世纪世界格局重新洗牌？
——核武器的发明如何改变“国家工厂”的模型？
——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机器取代了传统的基因进化，是人类进化的新形式，称为一种更高效地改变人类“性状”的方式？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制造与世界的关系？
——为什么说在技术型社会中，人人平等，但技术专家却比其他人更“平等”，这是进入技术社会必然发生的事情？
…………
作者积十数年之功，依凭规模庞大的知识基座，以技术发生为经线、人类攀爬技术天梯为纬线，导演了一场文明演进的大戏。
我们总是过分强调精神与观念的伟大，却忽视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技术如同一道地平线，每增高一分，人类文明的图景就被改变一分；如今，技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运行规模和层面，世界正在发生缓慢而坚定的转变，无论是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还是近代的启蒙运动先驱者，从未有人明确告诉我们该如何组织社会，如何与技术的力量共存，一切只能由我们自己摸索。
作者介绍
张笑宇
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宽资本产业研究顾问、腾讯腾云智库成员。
部分摘录：
人类理解自身最大的障碍，就是人类本身。
自文字发明以来，人类理解自身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记录和学习历史。但迄今为止，大部分人类历史记载的内容属于政治精英，少部分属于思想和文化精英。
我们阅读萨尔贡、拉美西斯、亚历山大、凯撒和嬴政的故事，思考佛陀、大雄、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和孟子提出的问题，欣赏荷马、维吉尔、李白、杜甫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我们很容易为这些人类的优秀个体所臻至的成就感到痴迷，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他们执掌权力、塑造道德、把控舆论、进行统治，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而与之相对的，我们很容易对另一类人——猎人、农夫、商贩和工匠的重要性视而不见。我们认为这些人渺小、卑微，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只能随波逐流，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这两类群体代表的力量，究竟谁更重要？
如果跳出人类的身份，站在人类之外，只把我们这个族群当作一个普通的生物物种，也许会得出更有趣的结论：
以现代人为标准，人类成年个体的臂长约为60—70厘米，腿长约为80—90厘米，这也是人类自身的最大攻击范围。而当人类发明投枪之后，有效攻击范围即可上升至10米以上，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攻击距离上猎杀猛兽。这意味着人类族群安全活动半径的大幅扩展。
人类成年个体的合理负重能力约为20公斤上下，而马的负重能力约为70—100公斤，是人的4—5倍。马能发挥出的拉力相比人而言大致也是这样的水平。这意味着，当人类成功地驯服马之后，负重能力和拉力就可以提升4—5倍。
马的拉力曾经被工程师用于衡量机械的功率。一马力就是一匹能够拉动33000磅并以每分钟1英尺速度前进的马所作的功率。当人类发明水磨和风车之后，这些机械的功率可以达到3—60马力不等。而在瓦特改良蒸汽机后，一台蒸汽机锅炉的动力即可达到70马力上下。建造10台锅炉，就能拥有能够持续输出700马力的能量源。这意味着人类获得了更大的效率来创造物质财富。
凯撒和拿破仑，综合评判其知识水平、意志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从个人角度讲，究竟谁的能力更强？这个问题很难有明确答案。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为他们劳作的农夫和工匠们所能利用的生产力是有质的不同的。拿破仑时代，人类这种物种可以凭借蒸汽动力大量制造凯撒时代的奢侈品，也可以凭借枪械和火炮的力量大量杀伤自己的同类。这并不意味着拿破仑的能力相比凯撒得到了质的提升，而是意味着拿破仑必须按照新时代的游戏规则来实施他的统治行为。他必须秉持大革命时期创设下来的平等理念，激发第三等级的爱国热情，才能够调动他的士兵采取新式作战方法杀敌；他也必须颁布法典，保障全民的财产权利，便利工商发展，才能获得有产者的支持；他也必须开设学校，在贵族之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才能获得优秀的指挥官群体。
有人也许会说，这样讲，是不是轻视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贡献的伟大思想家们，是不是亵渎了法国大革命中为理想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杰们。难道他们的一切奋斗，都只是为了功利性的目的吗？他们所期盼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只是为了增强生产能力和杀伤能力吗？难道卢梭、西耶斯和拉法耶特侯爵这样的人物不是以真诚的思考和行动在支持着人类的进步力量吗？难道罗兰、布里索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物不是为革命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吗？
对此，我从不质疑，并且高度尊重他们作为个体对伟大事业的真诚、虔敬和牺牲与奉献精神。但是，就一个族群的整体历史命运而言，如何定位虔敬和牺牲精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采取更为理性和审慎的视角。
例如，动物界中也不乏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族群，譬如我们都熟悉的蚂蚁。在蚁群中，为了保障族群繁衍的核心——蚁后，工蚁们经常需要做好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法属圭亚那，有一种白蚁的工蚁会在体内积累毒素，一旦遇到天敌，工蚁就会自行爆炸，抵御侵入者。在巴西，另外一种蚂蚁的工蚁会在黄昏时封堵巢穴的入口，防止气温下降和冷风对蚁穴造成伤害。而这种工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即便封门时它在巢穴的外面，会把自己回家的路堵死，它也照封不误。
站在蚂蚁的视角上，这些牺牲者应该在它们的历史上留下姓名，为蚁群所尊敬吧。但是，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个蚁穴繁衍数千代之久，却在某个清晨被一辆人类的推土机连根崛起，全部摧毁，所有工蚁的牺牲都没有了意义，而此后能让蚁群生存下来的唯一确定可靠的知识，就是远离人类这个物种的活动。
人类族群内部那些伟大的精英人物们，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究竟是否让我们获得了物种延续所必须依赖的、确定可靠的知识？
二
也许又有人会说，你的观点我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学习唯物史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的观点不过是换了种说法的“技术决定论”而已。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项原理。知道这项原理的存在，并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将之运用于改善世界的努力之中。
1917年2月，列宁从德国回到俄国，准备接管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七月危机之后，他前往芬兰避难，并在那里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作了《国家与革命》。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俄国革命形势和使命思考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书中，他相信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消亡。届时，无产阶级政党将以社会性的直接民主代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虚伪民主。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将直接在社会生产与自治的层面得到解决，而无需再经过国家这样一个统治阶级的中介性工具。
然而，在率领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在实践过程中发觉自己的想法是不可行的。无产阶级政党取消国家还不现实，反过来，它还只能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实现自身的各种计划与蓝图。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建设的国家机器，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一。
从根本上来说，列宁试图消灭国家机器的设想不合理，恰恰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组织形态决定了，除了大规模集中与高度科层化之外，没有其他在可行性和效率上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组织形态。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大规模工厂、铁路与电气化技术的时代，这些技术要求大规模投资，要求具备高度理性化和动员能力的组织形态，要求工人们服从集中式的管理，严格按照自己岗位的操作规则进行生产活动，这一切都是与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相匹配的。即便在英美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是英国文官队伍不断专业化的年代，是福特汽车流水线诞生的年代，是弗兰克·古德诺创设行政法和公共行政学科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年代，列宁即便在政府层面消灭了强大、集权的中央王国，他将面对的也是一个个以现代工厂和企业为组织单位聚合而成的小王国。他所面临的局面只会离他的理想主义更远，而不是更近。
或许，列宁的设想，也就是工人阶级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管理企业和社区，有可能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到曙光，就像今天的民众在网络平台上对政府机构和垄断企业提出舆论监督一样。但是，在上一次工业革命的年代，他别无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解比列宁更加深刻？但即便对一项道理的理解深刻若此，在现实中，列宁也必须对技术塑造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力量低头。还有谁敢说，在历史那些魔鬼般的细节中去把握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这种努力是老生常谈、不值一哂的呢？
三
人类首先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有它生理层面的局限性，而技术就是其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惟此，我们才能正确地审视人类文明的脆弱性与对技术的依赖性。
但是，我同样不认为，人类必须匍匐在技术的力量面前，完全成为其附庸。
人类这种动物与其他动物有一点巨大的不同，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足够发达，以至于把我们想象出的虚构事物当作真实世界的结构和规则。我们可以想象出各式各样的神，想象出道德和习俗的信条，想象出法律，想象出货币……当我们进一步发明出实际存在的组织来维持和运营这些想象出来的东西之时，它们就全部成了社会赖以运转的真实存在。谁敢不承认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就代表真实的财富？谁敢不承认写在纸上的《刑法》有真实的威慑作用？谁敢不承认某些虚无缥缈的宗教派别之争可以引发席卷数十百万人的战争？
既是如此，人类同样也可以运用技术的力量，为想象出来的事物服务，比如道德、正义、真理和信念。
在活字印刷术诞生之初，纸张成本还十分昂贵，这项技术最具优势的生产领域，其实是赎罪券。教会印发的赎罪券往往只有一页纸的篇幅，售价远高于纸的成本，同时又可以低成本大规模复制。这是活字印刷术最适合发挥其长处的一门生意。从这个角度讲，教会生产赎罪券这种经济模型，是最符合技术进步趋势的。如果人类本身就应该匍匐在技术进步的脚下，依附于技术进步的力量，那么当时人最理性的做法，就是支持教会的一切活动。
但有一个人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成功地领导了新教革命，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他非常了解活字印刷企业的经营模型。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也只有一页，而且为了配合印刷企业的经营模式，他很少写大部头著作，多数都是小册子，还使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德语，而非佶屈聱牙的拉丁语。其结果是，他的著作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都保持着欧洲市场的销量冠军纪录，这才使得新教得以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
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属性，但反过来人类也可以赋予技术以灵魂。这种特定关键点上的技术突破，对于有着足够信念、勇气和技术洞见力的人来说，就像是一个能够翘起地球的支点。在1517年这个历史关节点上，马丁·路德翘起了地球。如果不是他，而是教会利用活字印刷术不断生产没有灵魂的赎罪券和宣传手册，新教革命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而遑论随后的历史变革。
马丁·路德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痴迷的人。他了解并且能够调动我们这个物种的局限性与脆弱性，以技术的力量为之灌注灵魂。在人类历史记录中留下姓名、广为人知的伟大人物里，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