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本书由章先生口述，尽量保持历史原貌，呈现了晚近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不少生动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于不经意间，让读者领略近百年历史剧变。
作者介绍
章开沅，祖籍浙江省吴兴县，1926年7月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先后应邀访问了东西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受聘担任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许多著名学术机构的研究教授或客座教授，其深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4—1990）、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论著丰厚，主要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
部分摘录：
因父亲追求独立的关系，我在1932年随母亲、大哥、姐姐到了武汉。父母把我和姐姐送到胭脂山小学读书，我读一年级，姐姐读二年级。我年龄偏小，个子也偏小，在课余和孩子打架的时候，总是处于下风。我那时觉得自己整天受人欺负，连同桌的女同学都欺负我。两人共一个课桌，她总是“侵占”我的空间，我只有忍让。
武汉的老师很威严，都带着教鞭。教鞭是竹子做的，前端还用铁皮包裹起来。在讲台上一敲，“啪啪”直响，敲山震虎，令人生畏。不但敲桌子，还经常接触肢体。如果是冬天，冷手挨了重鞭，疼痛就要翻倍了。孩子们也有对付的办法，在挨鞭之前，双手用力搓一搓，使手心发热，以降低痛感。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招，但挨鞭子的记忆仍然深刻。经常打我的老师，是教语文的凤老师。我写大字的时候，总是写出格，并且经常会不小心把墨汁溅在本子上。凤老师恨铁不成钢，我便常常领略“竹笋炒肉”的滋味。
不久，父亲因涉讼入狱，澄清后便带领我们回了芜湖，我转入襄垣小学读书。
襄垣小学是利用孔庙办起来的。明伦堂已不供孔子，成为学校大礼堂，墙上有大幅孙中山画像，不过每逢孔子生日，还是要开展一些祭祀活动。
襄垣小学的艺术氛围比较浓厚，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教导主任程先生则是学音乐出身，这对陶冶儿童的性灵很有好处。我们学校的总理遗像是张校长亲自画的。程主任很有创造性，曾经将京剧《失空斩》《借东风》《蒋干盗书》改编成一个现代音乐剧，让学生演出。不但在校内演，还对外公演，在芜湖轰动一时。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演出，个子小，胆子也小。后来也偶尔登过舞台，要么演一个小护士，要么演《河伯娶妇》中的巫婆。之所以会让我演巫婆，还是看中了我的个子小。《河伯娶妇》的最后，巫婆被丢进河里，同学们把我一抬，轻轻松松就扔出去了。因为有各种文艺活动，在襄垣小学上学感觉很愉快，不用整天担心手心被打肿。
每天上学、下学的路上也很愉快。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远，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家里孩子多，大家一起走，说说笑笑，很热闹。如果遇到大雾天气，祖父会让每个孩子都喝一口酒水，听说可以驱散雾气。那真的是酒水，在开水里加一点点酒而已。学校不供午餐，但我们也不用回家吃午饭，而是有专人送来。给我们送饭的是家里的一个工人。他有点像《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走路飞快，平常家里送急信也靠他。他能做饭，也能烧菜。到了中午，他就挑个担子，一头装着饭，一头装着菜，还有汤。我们家和学校说好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教室里吃饭。我们吃完了，“神行太保”就把碗筷带回去。
大概一年之后，张校长因为人事纠纷去职。我父亲很敬重他，请他到家中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帮孩子。这样，我们有一段时间又离开了学校，就在自家的洋房子里跟着张先生学习。
我们家的洋房子是一栋单独的两层楼房，有地下室。当年曾祖父办面粉厂的时候，为排除地方守旧势力干扰，加强自我保护，特意在英国注册。这个洋房子，名义上就是为英国工程师而建。它曾经是公司的管理中心，后来废弃了。父亲把张先生请来之后，就让张先生在此居住、教学，安排专人为他做饭，我和三哥开诚奉命每天陪先生进午餐。
张先生在我们家的教学，已经与私塾有很大差别。他用的是新式教材，不再用传统启蒙读物，这是其一。他的教法新颖，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开展复式教学，这是其二。他虽然住在我们家，但周末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这是其三。
张先生最欣赏的是开诚，很想让他成为女婿。开诚一表人才，又有活动能力，曾经组织读书会，芜湖城里的很多孩子都参加，活动地点就是我们家的洋房子。我也曾参加他们的读书会，不过只是旁听而已。
开诚很有文思，有一次作文，他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先生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套语。我刻意模仿，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都沿用“比欧文斯跑得还快”的比喻。张先生批评道：“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10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
不久之后，张先生另有高就，被他的大学母校招去教美术。于是我又和家里别的孩子一道，每天沿着漫长的石板路进城，在襄垣小学读六年级。
这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转学就业，我们小学至少有三位这样的新老师。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师大毕业，教我们语文课，很有水平。我曾经模仿梁实秋的《猫的故事》，写了一篇《马的故事》，冉老师大为欣赏，认为虽属模仿，但并非亦步亦趋，有所创造。他将这篇文章投到《皖江日报》，居然发表了。家里长辈们得知，非常高兴，好像章家出了个小作家似的。
冉老师关心现实，也善于引导孩子们关注现实问题，常以《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等为题，让我们写作文。在老师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很关注现实问题，爱国救亡的热浪澎湃于课堂内外。
大概是受了母亲和叔祖母“家庭革命”的影响，我曾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实关怀”，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祖父》的作文。大意是说，我们家本来很和谐，但自从祖父娶了个姨太太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东院西院，显分彼此。冉先生对我的这篇作文也很欣赏，又准备拿到《皖江日报》上发表。大概是我回家向父母夸耀了自己的本事吧，父亲知道了此事。但他这回没有表现出高兴，而是非常紧张，唯恐见报之后，引起祖父震怒，家庭纠纷，赶忙跑到《皖江日报》馆，要求撤稿了。
说来有趣，等我年老的时候，我的外孙女上小学时也写了一篇深得老师欣赏的作文《我的爷爷》，其中有一段描写我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每天晚上，我的爷爷都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台都下班了，屏幕上已经只剩下雪花点点了，我的爷爷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啊，原来我的爷爷他已经睡着了。”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开玩笑说：“这是我得到报应了吧。”
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我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上，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仿佛我们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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