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柏林万象》一书的作者是卡尔•费迪南德•古茨科（Karl Ferdinand Gutzkow），这本书为所有对柏林历史与轶事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场盛宴，古茨科在其中讲述了19世纪在他的家乡——世界之城柏林——发生的人与事，包括城市面貌、建筑、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戏剧与文学。
作者介绍
卡尔•费迪南德•古茨科（Karl Ferdinand Gutzkow，1811-1878）生于柏林，自1829年起先后在柏林、海德堡、慕尼黑学习哲学、神学、语言学和新闻学。1831年与沃尔夫冈?门采尔在斯图加特办《文学报》。1835年因门采尔告密，与H．海涅以及“青年德意志”派作家被德国联邦议会以“亵渎宗教”、“有伤风化”的罪名禁止作品出版。他是“青年德意志”文学的主要代表，从激进自由派立场出发，撰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政论。他**成功的诗体悲剧《乌里尔?阿考斯塔》，针对19世纪30～40年代关于宗教问题的辩论，表现了反对教权、提倡容忍的主题。著名喜剧《达尔杜弗的原型》(1844)讽刺德国现状，特别是文字检查制度。重要小说有受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影响创作的《多疑女人瓦莉》(1835)。
部分摘录：
去年冬天，每天都有在柏林被偷盗的新闻。当地报纸的报道使首都不安全这一情况不再是秘密。柏林的小偷们属于一个十分独特的组织，以致警察会通知居民们，他们不久将会被偷。被警告的居民们提心吊胆了十四天：第十五天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被偷盗。一篇《福斯日报》的文章说，晚上在最繁华的街道，通过架着的梯子甚至有人家的二楼都被盗了。要是每天不断读到这些控诉犯罪的新闻，人们肯定会相信，大部分居住在柏林的人都是无法向善的罪犯们。柏林现在完全被不安全感笼罩着，在从这种不安全感可以推论出这座北德首都的道德状况之前，人们必须要抱持正义去打击那些助长柏林偷盗行为的情况。我在柏林出生，自己也有一次被盗经历，我想我有权对这事发表意见，而此事也会渐渐引起每一个热爱道德与人民的人的关注。
监管的缺乏与房屋构造的缺陷都使得盗窃更为容易。守夜人的数量太少了。这些“城市卫兵”都是退伍的老军官或者其他应征者，他们从绝望中抓住了一份工作，就几乎只是在形式上去履行这份职责。柏林的守夜人大多都是体弱的老人。他们的工资收入微薄，就只好仰仗值勤的手续费。这份手续费就是特权收益，估计这样的特权在其他城市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柏林的守夜人有一串上百把的房屋钥匙挂在身边，为晚上十点后想要进入第一所最好的房子的任何一个人打开门。小费就是他的收入。可见，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跟柏林一样，小偷的行动可以如此方便容易。
守夜人的辖区太大了，他需要监管的街区远远多过了他能监管到的范围。忙着赚自己的小费，他对街区生活也很少操心。他只听得见，有人想要进入一所房子而呼唤他的声音。大约清晨的时候，守夜人叫醒面包师起来烘焙面包，漫不经心地巡查一圈街道。他在具有保护性的“地下室通道”后面休息，那里是他舒适的安乐椅。当他巡查时，他的口哨就预先告知了他的到来，小偷就有时间在他经过时逃散了。
柏林必须要将守卫的人数变为三倍，像汉堡那样将他们置于军事纪律之下。汉堡的守卫们才是一支真正的护卫队，来对抗秩序与财产的敌人。
若是如前文所述，晚上柏林的房屋对随便任何一个造访者来说都是敞开的，那么在白天住宅也没有更安全。人们听说在巴黎有许多商店的欺诈、千奇百怪的诈骗，就像维多克[1]在他的辞典中所描述的那些骗局一样，但是很少听说有偷窃，更别说夜晚入室盗窃。柏林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现在已然成为了一座大城市。街道宽敞，地域宽广，房屋大多都是三层楼的，却只有少数家庭居住。没人知道门卫（在维也纳叫房屋管理员）制度，因为对此来说，这些房子太小了。这里没有进出管制，每个庭院都是敞开的，乞丐可以进入每层楼，一整天敲门声与门铃声不断。每个租客都很高兴可以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与世隔绝，不用担心隔壁那间公司会被全部偷光。前些年在柏林，当我整个房间都被偷个精光的时候，我的女房东竟安静地坐在隔壁房间，读着《施普雷河边的观察者》，织着长筒袜。
由于柏林不能完全改建，若是在以上方面如今还是不能做出改变的话，那么当局警惕性的提高可就越来越迫切了。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守卫、巡逻组织，在柏林，财产被偷盗的危险性就会愈来愈大。
这个话题显然还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讨。所有的小偷都来自柏林，是柏林使小偷偷盗更方便了吗？由于道德堕落，我们每天都饱受其害，那道德堕落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偏偏在柏林有越来越多的堕落事件呢？晚上乔装打扮好的哈伦·拉希德[2]走在大街上，若是他曾对巴格达有这些提问的话，那么他也会陷入深深的沉思吧。
也很有可能是小偷们发现柏林的守卫与房屋制度如此随便，于是许多外来的社会垃圾都移居到柏林了，但还是可以确定，柏林的不安全因素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其内部。一些事情的发现与人民的特质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柏林，人民的本性就是堕落的，这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悲哀现实。道德败坏像癌症一样腐蚀蔓延。家庭被破坏，除了贫穷与失业之外，还伴随着犯罪的倾向；对柏林人来说自身的大胆与鲁莽增强了他们下决心的欲望，也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定：要不断地去偷盗；从监狱中放回的罪犯并没有被改造好，而是在出狱不久之后，又另司法力量觉得有必要，把他再次抓进新监狱关上二十年，可他已经在那儿白白坐了五年。。人民群众有受过道德教育的，也有没受道德教育的，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尝到今天行为的果实。人们将来可为柏林当今的野蛮，从过去的错误中寻求原因。对这些错误的正确认识必须形成措施，来避免未来它们再次发生。我想要传递这种认识，即使将会遭受到异议，我还是想把我的想法公之于众。
从缺少高贵的精神财富和缺少值得信赖的公开的事实真相中，可以推导出道德堕落的第二个原因：孤立的享乐追求。维也纳也没有公开的事实真相，但是维也纳有结合在一起，不是孤立分散的消遣娱乐。这不是文字对偶，而是真正的实情，我要证明它对道德的影响是负面的。维也纳人在普通的快乐中得到放松，在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的快乐中得到放松。维也纳的自然环境吸引着所有人，也满足了所有人。它的娱乐消遣方式自几十年前就已由传统习俗预先设定好了。音乐、舞蹈、戏剧，欢快地出游，去美丽的郊区。在柏林，一切都是孤立的。没有公共娱乐消遣来满足人们，所以就产生了辅助资源，野餐、封闭的团体、小型舞会，对“个人享乐”的追逐，小酒馆、糕点店和烟草店这些下等肮脏的场所。家庭成员们互相赶超，预订大餐和交际舞会造成的花费使得手工匠负债累累，当铺挤满了人，女性被唤醒的欲望拽着男人堕入漩涡。在那里，他们不再控制得住他们的思想意识，很快也将会不再能够掌控他们的良心。当偷盗、犯罪团伙的成员从一个个的酒窖转移到同一个光鲜辉煌的舞会聚合时，此刻，在柏林，没人发现过他们吗？博兹[3]不会编造得出比这更震撼的情节，比尔希·普费弗[4]也描绘不出比这更露骨的场景。
这里若不是要谴责特别糟糕的行政体制的话，也许就是要谴责这一整个现代国家了。在我的巴黎书信中，我谈到过我们的政治。政治只会剥削、利用人，不会帮助人，去补偿他已被夺走的东西。我曾提议创建一个公共福利部，它必须致力于创造出积极的艺术文化作品，使个人在国家面前能够确保，想要取得丰收的农田也会得到播种。这就是一个新的目标，这样的一个机构一定得存在。破坏孤立的天性吧！为了大家的娱乐消遣，把大家互相联合起来！在这个创造发明的时代创造些东西！除了创造那些本已太多的技术与物质之外，创造一些精神上、道德上的东西吧！柏林缺少可以消遣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那什么可以作为替代呢？什么能够使星期天那成千上万漫不经心散步去勃兰登堡门的人聚集起来呢？当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而人们又不想独自在家面对四壁之时，市中心的夜晚又能够提供些什么呢？再好好考虑一下吧，你们这些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你们现今在柏林手中可掌握着船舵！不要施加给人民由警方制定的热闹场面，唤醒人民的欲望，自己去发现诸如此类的倡议，或去听取陌生人提出的倡议。请尊重公众的喜好！不要禁止公众游行，像四年前在柏林的印刷工人节那样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让人们得到人性的宣泄，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洞孔般狭小的地下室里蠕行，如同动物般苟且。使人民变得高贵的最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戏剧。我记得我在巴黎书信中记载了基佐[5]所说的一句实话：“经常去剧院，能使下层人民所有坏的欲望都得到清除。”柏林的歌剧院很少作用于道德，归功于前任国王，剧院充满了私人性质特点，对柏林来说，它正是这么多堕落的发起地。帝都剧院在内斯特罗伊[6]的闹剧和出色的意大利歌剧之间没有中庸之道，靠这些意大利歌剧，鲁比尼[7]每天晚上能挣到800塔勒，每个座位的价钱也涨到了三倍之多。在维也纳和巴黎，剧院是十分善意的道德杠杆，但在柏林，却是一个无法使大众兴奋的艺术机构。要么必须下决心将柏林的宫廷舞台改造为人民舞台，要么允许建造城郊剧院，一个在科佩尼克旷野地区，另一个朝向新的汉堡大门方向。暂时只要有两所这样的剧院，好好管理，剧本方面完全解除限制，再加上便宜的门票。当然，还得废除已经存在的所谓票友剧院。这样的两座人民剧院会对柏林的道德改善带来引人注目的影响。
终于说到第三点，就是人民教育本身和宗教信仰。对于前者，倘若通过学校教育可以达到，那在柏林也是可能得到充分保证的。人们赞扬前届政府的学校教育系统，或许并非毫无道理。但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知识其实并不能够净化道德。它有时倒不如说是使人更加诡计多端，只会让人更为精明巧妙地犯罪。算术、阅读与写作并不能够创造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柏林，坚信礼[8]的课程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开展。“行坚信礼”较精神上的行为而言，更多是一种公民行为。接受坚信礼的人群众多，但是牧师在所有地方，当然还有这里，都缺少其全体教徒强有力的监督。在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在言论压迫的特权中，这样的监督很或者说完全不可能难达到效果。教会有尽到他们的职责吗？宗教是被如此传教的吗，它真能够崇高、深刻地影响公民道德？
这可又是一个重要而特别强有力的关键点，上届政府的缺陷在这点上暴露无遗。没有，基督教在柏林没有起到它本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作用。在柏林，人们以这种方式传道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可以使个人获得无上的幸福与极度的喜乐。也有真正的虔诚存在于柏林。有许多集会，比起教会，人们可以从中更多地提升修炼自己；也有些教堂，布道者在这里鼓吹，温暖的、净化天堂的基督教定会为许多家庭幸福带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但是什么才能够从基本上作用于我们这个虔信主义时代呢？拯救了一名羊羔般的迷途者，但事实上是为了吸引更多因罪恶而悔恨的人？当我们看到，在柏林的一切都已成为私事之时，那么基督教也会在这里成为一件私事。一些布道者，例如库阿德、施特劳斯和阿恩特，他们的信众很多，这些信众都是有着虔诚灵魂的人，坚信基督的人，而不是那些为了基督教的真理而仅仅被灌输的人。人民大众都不去教堂，若是神学的激进主义能使他们不太困难就获得美德的话，他们才会去。在教堂里，该给一个新人穿衣，而不是用新的布片缝补在旧的衣物上，不是换汤不换药，而是使其成为一个完全新生的人。这样的基督教永远不会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这种人性的改善方法需要宗教的英雄精神作为前提，而英雄精神只在少数一些入选者身上才能找到，宗教是人民道德生活的第一个弹簧，所以在柏林的宗教也源自于超宗教，并且没有什么有效的作用。
为了提升基督教在一个国家普遍性和道德性上的影响，基督教就必须要么对巫术发挥其作用，例如通过天主教中形式礼拜的神秘魔术，要么化简单朴素和有说服力的温暖为道德的基本真理。一个新教国家为了他的道德目的，只有当它给那些布道者提出将明确的、充满感情且动人阐释的理性主义作为条件时，才能够指望基督教协助的力量。宗教就正如同诗作一样。对文化人来说，也许克尔纳[9]、提特格[10]和其他类似的人才属于末流，但是大众却认为他们的修辞很漂亮，反而不理解为什么诺瓦利斯[11]、布伦塔诺[12]，当然还有歌德，更为吸引我们。当大众向空洞的套话欢呼之时，就已经丢失了他们富有内涵的思想。如此，基督教中的思想家和感情主义者可能会探讨与研究更深层次的关联：基督教作为宗教，作为道德的助力，只有通过其极为动情的道德基本真理上富有才智的收获，才能发挥作用，而这收获还需一位有品位与口才的演讲者表达出来。若是谁想要做我的布道者，那他就不能够在布道坛上阐释他的辩解理论，再生说、补赎说和虔信派教徒常见的论战。如果在柏林也有富有智慧和善于辞令的民族主义神职人员，像汉堡的施迈茨、奥尔登堡的伯克尔、法兰克福的弗里德里希、莱比锡的郭特霍昂、哥达的布雷施耐德那样的，如果人们没有促成这样一个尽是垂头丧气的年轻人的小集团，而是创办一所学校，里面有真正使人性高贵的、有才智的、年轻的讲道者，那么教堂就会涌入更多人，监狱也将会更空了。
也许有人会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随便他们怎么想吧，但这点是肯定的，他想要以伟大的风格统治他的领土。这里要是确实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完成最伟大辉煌的创造就好了。
后记： 读者们会注意到，在《柏林的道德堕落》这篇文章里只谈到弊病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原因，并没有提及到第一点原因。第一点原因以前任国王统治下的政治和公开性缺失为根据推导而出，然而在临近本册书印刷前，由于被提出的顾忌，更为详细的阐述就必须得被删除了，每个内行人都会猜想到这顾忌的本质是什么。为了至少能建立起这篇文章的逻辑条理性，那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