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装包括《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三册，这三部作品堪称三部“社会运动圣经”。
《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一书中，克莱恩一步步地展示了品牌是如何变得无处不在，不仅仅在媒体上和街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校里。全球公司声称支持多样性，但他们的“企业多元文化主义“只是生产更多的产品，给消费者创造出更多的购买选择。而在知名品牌风光营销全球的背后，是许多不为人注意的劳工。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公司的巨额利润。 事实是，消费文化全球化所裨益的对象，局限在资本家、中心国家，却造成社会与社会间经济实力的落差日渐加大，更使得文化的创造力渐趋枯竭。所幸，反对之势已逐渐酝酿。人们注意到工厂里被剥削的劳工，也担忧非主流文化正逐渐消失，因而积极采取反制行动。全球化浪潮在二十世纪末淹没世界，势不可挡，但反全球化的能量在新世纪初正蓄势反击。《NO LOGO》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全面讲述，也是对抵制行动的全面介绍。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伊拉克内战最混乱的时刻，一项新法律公布，允许壳牌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拥有该国的大量石油储备。“9•11”之后，布什政府立即无声无息地将“反恐战争”策略的执行外包给了哈里伯顿和黑水。东南亚海岸被海啸蹂躏过后，回归荒芜的海滩被作为旅游胜地拍卖出去。卡特琳娜飓风过境之后，流离失所的新奥尔良居民发现，他们的公共住房、医院和学校再也没有重新开放的一天。 以上种种就是娜奥米•克莱恩所说的“休克主义”的事例：利用公众在大规模的集体冲击——恐怖袭击与自然灾害——之后的混乱与迷失，推动他们原本极度反感的经济休克疗法。 有时这两种冲击并没有成功地消除所有的阻力，那么还有第三种可以采用：牢房监禁或电击。 突破性的历史研究和长达四年的灾难现场报道，让《休克主义》一书打破了全球自由市场民主化的神话。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俨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本书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发出的挑战。 在这本勇敢的书中，克莱恩将灾难资本主义的思想起源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其影响力至今仍然遍布世界各地。《休克主义》将经济政策与“震慑行动”的作战方案以及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电击和感官剥夺实验——后者打造了今天在关塔那摩监狱使用的酷刑手册——之间建立起全新而令人惊异的联系。 正如克莱恩所展示的，休克疗法的蓄意使用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化，从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她讲述了一个与我们所知截然不同的故事。
《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克莱恩指出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纳税和医疗之外的又一个议题，更是一个警报，提醒我们修复已经多处败坏的经济体系。大规模降低排放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机减少不平等，重新想象我们千疮百孔的民主制度，重建贫穷的地方经济。她揭露了气候变化否认者们的意识形态上的绝望，未来地球工程师们弥赛亚式的妄想，以及太多主流绿色倡议者们的悲剧失败主义。她还准确地论证了为什么自由市场不能也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更加极端、更具生态破坏性的榨取方法，和猖獗的灾难资本主义一起，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克莱恩认为，要人性化地应对气候危机，首先应当修复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严峻的惩罚，而应当被视作一种礼物，一种实现经济与文化转变的催化剂，以此治愈长期以来的历史创伤。她记录了已经开启这一过程的鼓舞人心的运动：大大小小的社区拒绝更多化石燃料的榨取，并且正在致力于建设下一个基于再生的经济体。 我们还来得及实现改变吗？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一切，此外的一切尚在未知。然而，眼下，暂时，这种变化将何去何从，仍然取决于我们自己。
作者介绍
2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屡获殊荣的记者、专栏作家，国际畅销书《NO LOGO》《休克主义》及《改变一切》作者，作品已被译为超过30种语言。《改变一切》一书被拍摄为同名纪录片，于2015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首映。 她曾被《泰晤士报》誉为“可能是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纽约时报》亦称她“隐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在大卫•赫尔曼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中，克莱恩排行第11位，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017年，克莱恩以高级记者的身份加入《拦截》（The Intercept），她也是《国家》杂志撰稿人和国家研究所普芬基金会写作研究员，近期文章主要发表在《卫报》《纽约时报》《纽约客》《伦敦书评》和法国《世界报》上。她是环保组织350.org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全球草根运动解决气候危机问题；同时她也是加拿大反化石燃料计划“飞跃宣言”的幕后推手之一。“飞跃”已得到超过200个组织的认可，并在世界各地激发了类似举措。2016年11月，克莱恩被授予“悉尼和平奖”，以表彰她“鼓舞我们在本土、国内与国际上发声，提出尊重人权和平等地共享地球的新议程”。她的新书《说不还不够》（NO is Not Enough） 2017年6月甫一出版，即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成为国际畅销书，已进入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入围名单。
部分摘录：
不堪设想的真相 漫步走过哈兰会议的赞助者所布置的成排的桌子，并不难看出形势的发展。传统基金会正在叫卖报告，加图研究所和安·兰德学会（Ayn Rand Institute）也是一样。否认气候变化的运动，完全不是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的有组织的集会，而完全是这里出场的意识形态网络的杰作。就是这些组织，在过去四十年全球意识形态地图的变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莱利·邓拉普和政治科学家彼得·雅克（Peter Jacques）在2013年的一次研究中发现，高达72%的否定气候变化的书籍（大多出版于1990年代之后）都与右翼智库有联系。如果去掉近年来越发普遍的自行出版的书籍，这个数字会进一步上升到87%。 [25]
这些机构很多都创建于1960年代晚期或1970年代初。当时美国商业精英担心民意正在危险地转向与资本主义为敌，并朝着即便不是社会主义也是激进的凯恩斯主义的方向移动。作为应对，他们开展了一次反革命运动，一次得到丰厚资金支持的智识运动，来宣扬这样的观点：贪婪和无止境地追逐利润完全不是什么值得道歉的事情，它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解放的希望。在这面解放的旗帜下，他们为诸如减税、自由贸易协定、拍卖从通讯到能源到水资源等核心国有资产之类的政策而奋战，这些都以“新自由主义”的名号为世界所知。
1980年代末，也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掌英国和罗纳德·里根执掌美国之后十年，时值共产主义遭遇挫败，这些意识形态的战士已准备好宣告胜利：历史已正式终结了， [26] 引用撒切尔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来说，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外，人类已“别无选择”。他们信心十足，下一个任务是要在每一个先前并不买账的国家里系统性地实施企业解放项目，这常常在政治动乱和大规模经济危机之中圆满实现。在此之后，他们还要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会员身份更好地巩固这一项目。
当时，各项事务进展顺利，这个项目甚至或多或少地成功熬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恰恰是由从繁重的管理和监督之下解放出来的银行业直接导致的。但对于这些参加哈兰会议的人来说，气候变化是一种不同的威胁。气候变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倾向无关，而与大气和海洋的物理边界有关。如果我们不去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做出的悲观的预估，而“一切照旧”确实是在引领我们直奔威胁文明存在的临界点，那么其含义就非常明显了：由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 [27] 之类的智库所哺育的意识形态圣战将不得不戛然而止。那些与市场逻辑相容的软性气候行动（碳交易、碳补偿及货币化的自然“服务”）也一点都不能愚弄这些真正的信徒。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一个由化石燃料创造的、完全依赖燃烧化石燃料的全球经济，而这种如此深刻的依存关系，仅凭几个温和的市场机制是不可能改变的。要改变这种关系，就需要进行高强度的干预：全面禁止污染活动、大力补助绿色替代品、对违规的高额罚款、实施新型税收和新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及逆转私有化。这个能够引发意识形态激愤的清单并不止于以上这些。简而言之，这就是作为强大企业利益集团的公共代理人的那些智库几十年来忙于攻击的所有方针。
同时，气候谈判中“全球公平”这个问题也一直不断出现。关于公平的辩论都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即全球变暖是由近两个世纪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造成。这意味着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遥遥领先的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多。但是，很多排放量最少的国家却最早遭受气候变化冲击，受到的冲击也最大（这是运气不佳的地理位置和因贫穷所引起的特殊缺陷所导致的）。要解决这一结构性的严重不公，要劝说中国和印度等高速发展的国家不去破坏全球气候系统，北美和欧洲这样的早期排放者就需要首先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显而易见，我们还需要实现大量资源和技术转移，从而可以用低碳工具来与贫困作斗争。这是玻利维亚气候问题谈判代表安杰丽卡·纳瓦罗·兰诺斯（Angélica Navarro Llanos）呼吁为地球实施马歇尔计划时所意指的方针。这种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在美国哈兰学会之类的组织那里，简直代表着最可怕的思想罪。
就算是美国国内的气候行动，在这些智库看来都十分可疑，觉得像是社会主义：所有针对高密度经济适用房和崭新的公交系统的诉求，明显是向活该受穷的人提供隐形补贴的途径。更不用提这场对碳宣战的战争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大前提意味着什么——后者所坚持的理念是，地理距离只是一个将被沃尔玛的柴油卡车和马士基的货柜船消除的虚构之物。
然而，比这些更为根本的是，他们深深地恐惧，如果自由市场真的已经促动了一种一旦失去约束就会对大多数人类的存在产生威胁的物理运动和化学过程，那么，从道德上拯救资本主义的整场圣战将徒劳无功。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存在，显然贪婪终归没那么好。 [28] 而这也就是否认气候变化的观点忽然在死硬保守派之中兴起的原因：他们逐渐意识到，一旦承认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战争中败北。这场意识形态战争就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来规划和管理我们的社会，还是任由市场的力量来主宰。
我们不妨试想，哈兰学会会长约瑟夫·巴斯特怎样看待这一切。他留着胡子，和蔼可亲，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曾在一次访谈中告诉我，他的个人使命是“将人们从他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29] 对巴斯特而言，气候行动就像世界末日。虽然气候行动不是，或至少未必是世界末日，但从各种意义上说，强健的、基于科学的减排确实是他那个世界的末日。气候变化让当代保守主义所栖息的意识形态的脚手架陷于崩溃。一方是将集体行动污名化并向所有公司监管法规和公众事务宣战的信仰体系，一方要求采取空前规模的集体行动，严格约束对引起并加深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的市场力量，双方根本无法达成和解。
对很多保守人士来说，尤其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保守人士，所面临的挑战还要更深刻。这不仅威胁了他们对市场的信念，还威胁到他们关于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核心文化理论：我们是这颗星球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还是最强大的电脑也无法模拟的更复杂而不可预知的力量支配下的诸多物种之一？正如墨尔本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e）所言，气候科学对很多保守党来说是“对他们最深、最珍视的基础信念的一种亵渎。在他们看来，‘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征服地球和她的一切，并建立对于自然的‘统治’”。罗伯特·曼尼提到，对保守党而言，“气候科学不仅仅是一个错误，更是无礼而不可容忍的。那些鼓吹这一信条的人必须被抵制，更要受到谴责”。 [30]
而且他们确实是谴责了，越是针对个人的谴责，就越得他们的欢心——无论是针对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住宅 [31] ，还是针对著名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的演讲费 [32] 。接着，“气候门”事件出现了，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丑闻，在此事件中，多位气候科学家的电子邮箱被黑客侵入，哈兰学会的会员和其同盟对邮件内容加以歪曲，声称已找到人为修改数据的证据（实则科学家们多次被证明并未做错什么）。2012年，哈兰学会甚至在一次广告牌公关宣传活动中将那些相信气候变化的人（否认主义者的术语里又被称为“变暖主义者”）比作凶残的邪教首领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和大学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此举让他们自己也陷入争议之中。在卡辛斯基的照片下，有红色粗体字母写道：“我依然相信全球变暖，你呢？”这是第一个被订购的广告。对于哈兰学会的人来说，否认气候科学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他们也是用战争的方法来对待它。 [33]
很多否认地球变暖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倒是十分坦诚：他们对于科学的不信任源自一种强大的恐惧，他们恐惧如果气候变化是真的，其潜在的政治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正如英国博客作家及哈兰学会定期演讲者詹姆斯·德林坡（James Delingpole）所言，“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成功推进了很多对左翼势力来说十分重视的行动：财富再分配、税率提高、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以及监管”。哈兰学会会长约瑟夫·巴斯特则说得更为直白，对左翼势力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件完美的事情……它为（左翼）想做的每一件事情提供了理由”。 [34]
巴斯特并没有很多否认派身上常见的狂妄自大，他同样坦承，他和他的同事并不是因为科学上的谬误才反对气候问题。实际上，他们被其潜在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警醒，才开始证明它们的虚假。“当我们检视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急剧扩大政府规模的路径，”巴斯特对我说，并总结道，“在走出这一步之前，让我们重新检视一下科学。因此，我想，保守主义者及自由意志主义者，先停下来，不要轻易地将其作为信念来接受，让我们先实实在在做一点自己的研究。” [35]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前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曾宣告“绿色就是新的红色”。他与上文那些人拥有同样的思想轨迹。劳森曾将英国的关键资产私有化、给富人减税且破坏了大型工会的力量，并深以为荣。用他的话来说，气候变化创造了“闯入、干涉和监管的新的许可证”。他认为，气候变化一定是个阴谋，是经典的目的论式的倒因为果。 [36]
类似的在智识上误入歧途的人物，在气候变化否认运动之中随处可见。例如曾为美军研发火箭技术的老一辈物理学家S. 弗雷德·辛格（S. Fred Singer）。他将排放监管认定为他在冷战中抗争过的共产主义的一种扭曲的回响（奈奥米·奥莱斯奇斯和埃里克·康威在《怀疑的商人》一书中对此有可靠的记录）。类似的，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在其任职期间曾在哈兰气候会议上发表演讲。对于事业期起于共产主义统治时代的克劳斯而言，气候变化似乎诱发了全面意义上的冷战重现。他将阻止全球变暖所做的努力比作“共产主义中央计划者控制整个社会的野心”，并说，“对于那些在共产主义‘高尚’年代度过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37]
你可以理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的科学现实肯定是极度不公平。毕竟，参加哈兰会议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这些意识形态战争——就算赢得不太公正，也至少是场直截了当的胜利。如今气候科学却在改变一切：如果地球的可居住性依赖于政府干预，那如何才能击败支持干预的观点呢？短期看来，你也许能争辩说，采取行动所带来的经济成本比在未来几十年内放任气候变化发展所带来的成本要高得多（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正忙于使用成本收益计算和未来“折现”来支撑这一论调）。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自己孩子的生活在别人的电子表格内被“折现”。同时他们对那种因为拯救国家太过昂贵而应允许其消失的想法，也存有出于道德的反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聚集在万豪酒店的意识形态战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打败一个如此之大的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宣称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在撒谎，就是宣称气候变化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也就是宣称风暴实际并未变大，这一切只是我们的想象。就算风暴确实在变大，这也并非由人类所做的事情所引发，或由人类可以停止不做的事情所引发。换言之，这些战士们否认事实，因为事实所暗含的影响是完完全全不堪设想的。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令人不快的真相：我认为这些死硬意识形态信徒对气候变化的真实影响力的理解比大多数政治中立的“变暖主义者”都更深刻。那些“变暖主义者”依然坚持认为我们的应对措施可以是渐进的且无痛的，认为我们不需要与任何人开战，包括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在我继续深入讨论前，让我直截了当地阐释这一点：世界上97%的气候科学家可以作证，哈兰学会的成员对于科学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谈到这些科学发现的政治经济后果时，尤其是谈到我们所需的不止于针对能耗还需要针对我们自由化牟利性经济的内在逻辑的深刻变革时，哈兰学会的成员可谓直视现实。这些否认者把大量细节都搞错了（不，这并不是共产主义密谋；我们将会发现，独裁政府主导的社会对环境来说是很可怕的，他们是残暴的开采者），但如果说到避免灾难所需的变化的广度和深度时，他们了解得分毫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