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图书为“新史学译丛”系列，主要收录海外著名学者的知名作品，以史学为主，同时也吸纳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本辑共收录七部作品：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的地方领导阶层与地域社会》 日本社会学教授佐藤仁史力作！结合相关史实和制度背景，将触角下沉到乡镇，“复原”乡土意识在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方面交互下的成长历程，反思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 豆瓣8.2高分推荐！英国著名历史学者、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劳伦斯·斯通力作！研究革命的诸多理论，追踪引发了英国内战这一不稳定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变革！特别增添了约翰·布鲁尔的一篇新序言！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日本汉学泰斗斯波六郎代表作，选取“孤独感”为关键词，遵循时代顺序，对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进行细密解说！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将不同作家风格殊异的“孤独感”进行对比，阐发了中国文学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过程！
★《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豆瓣8.5分高分推荐！日本著名思想史大师、哈佛法学博士、东京大学讲座教授丸山真男，将近代日本的伟大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的业绩和思维方法，首次全面呈现给中国读者！研究“日本的近代化”，对中国历史研究者大有裨益！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美国文化人格学派代表学者、耶鲁大学教授拉尔夫·林顿力作！揭示多源并行、相互影响、交相辉映的人类文化！强调人类文化演进的重点和核心是技术发明、科学发现、制度演进！
★《评歌德的《亲合力》》 豆瓣9.1高分评价！《亲合力》是文学巨匠歌德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本雅明对其的深度评论，堪称文学评论中的杰作！批评所探寻的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内涵！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乔治•鲁德力作！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领导者在法国大革命中是如何一步步取得成功！
作者介绍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者1950年至1971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和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4年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其重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日本的思想》《战中与战后之间》《从后卫的位置出发》《读（文明论概略）》《忠诚与叛逆——转型期日本的精神状态》等。
斯波六郎（SHIBA Rokuro，1894—1959），日本汉学泰斗，广岛大学教授。时人以“京都的吉川幸次郎、东京的仓石武四郎、广岛的斯波六郎”三人并称。在《昭明文选》研究领域贡献卓著，被誉为日本“选学第一人”，撰有《﹤文选﹥诸本之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陶渊明诗译注》等书。小尾郊一、冈村繁等日本汉学家皆出其门下。 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美国文化人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曾任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校的教授，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著有《人类研究》、《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等。
佐藤仁史（SATO Yoshifumi），现为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口述史。著作有《近代中国の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导层と地域社会》（东京：研文出版，2013年）等。 劳伦斯· 斯通（Lawrence Stone，1919—1999），以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历史而声誉卓著的学者。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1947—1962），后一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1963—1990），主要著作有：《贵族的危机（1558—1641）》《英国16 至18 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交战中的帝国：1689—1815 年的英国》等。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文学家、思想家，因其博学和敏锐而享誉世界，被视为20世纪前半期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著有《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评歌德的<亲合力>》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名著，尚留下大量书信。作为众所周知的思想家，其论著丰富的解释力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俨然成为重审现代性与欧洲文化史的关键节点。 乔治•鲁德（1910—1993），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主张“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对于法国大革命史与近代欧洲社会史有精深的研究，师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名家乔治•勒费弗尔，由于其左派身份，一生经历坎坷，漂泊不定，依然笔耕不辍。著有《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历史中的群众》《革命中的欧洲（1783-1815）》《18世纪的巴黎与伦敦》等专著，大多被誉为经典。
部分摘录：
《孟子·梁惠王下》中有言：“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外，“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这四者合起来，被视为“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然而，在孟子这里，“孤独”这样一个复合词尚不见使用。
接下来到了《荀子·王霸》，其中虽然有“孤独鳏寡”[1]这样的措辞，但这还不能和“孤独”这样一个复合词等而视之。
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孤独”这个复合词是承续了孟子和荀子的意思演变而来的，在《礼记·王制》《淮南子·时则训》，以及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已经能够见到了。[2]作为“孤独”这个词而言，这是最早的用例。
只不过，这几个用例主要指的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无所依凭的意思；而今天普遍使用的“孤独”这个词主要指的则是精神生活，其内涵略有偏差。
此外，如果认同“特”字与“独”字相通的话，那么，搜寻“孤特”这个词，在《管子·明法解》《韩非子·孤愤》，以及《史记·项羽本纪》中所引陈馀写给章邯的信中，也能见到[3]。不过，在这些用例中，“孤特”指的是在政治以及人际交往的对外关系中处于孤立无缘的状态，并非从个人精神生活的角度所谈。
那么，从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或者说，至少也要更多地包含一些精神生活层面的意思，这样一个“孤独”的出现，我认为最早也要等到2世纪中期以后，临近东汉末期的时候。在《楚辞·七谏》王逸注中见到的“孤独”，以及《毛诗·小雅·正月》郑玄笺中出现的“孤特”（“特”与“独”相通），便是此例[4]。可以认为，这和现代日语中的“孤独”已经非常接近了。
虽然说在中国，与这个意思相勾连的“孤独”这个词是在2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但是，对孤独这种情绪的自觉意识却在更早之前就有了。
从这里开始，我想要谈的“孤独”，都遵循现代日语的意思。
多年以前，在某本杂志上，某位作家，大致写过这样一件事：据东京警视厅的调查，自杀者分为写了遗书的和没写遗书的两种。而且，年轻人几乎都写了遗书，而中年以后的人则不怎么写。这是因为中年以后的自杀者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往往认为他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换言之，其本质是排斥他人的理解的。因为已经复杂到了排斥他人理解的程度，所以遗书就没法写了。
正如这件事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认为一切都只是自己个人的问题，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孤立无援的心绪，换言之，令自己感觉到孤独的心境，便是“孤独感”。
然而，这种孤独感也并不是只有自杀者才会感觉的到的，只要是会内省的人，都会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有一些经验吧。此外，如果对这种个人体验到的孤独感追究到底的话，想来也不难注意到，人之为人，终归是孤独的吧。
人类这种生物是会经营社会生活的。《荀子·王制》中曾写过这样的意思：人类啊，单就一个人的能力来看，是很贫弱的，负荷之力不及牛，奔跑之速不及马。然而尽管如此，却能使役牛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能经营集体生活吧。（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写下这本《荀子》的荀况是公元前4世纪与公元前3世纪之交的人，这些话似乎很早就暗示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
然而，一方面人类原本就具有这样的社会性，但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从一开始，人类也有着人人殊异的性格。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已有“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之语。在我想来，从这句话看，古人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这一点了吧。“人心之不同”，指的是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说得极端一点，这也暗示着每个人都是各自孤独着的。
此外，还有“同床异梦”这个成语，虽然不是那么古老，但如果从它所暗示的人类的孤独性来看，也是意味颇深的。
人就是这样，一方面有着“社会属性”，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孤独性”。也不妨说，正是因为“孤独”，所以才要造出一个社会吧。
那么，“孤独感”的深处，到底是什么呢？是生命的不安感吗？人在任何时候，都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里，藏有一种动物性的、对生命的不安感。以此为根源，难道不会感觉到“孤独”吗？
关于这种不安感，在《列子·天瑞》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过去，在杞这个国家里，有个爱操心的人，他担心着天会不会坠下来，地会不会裂开，甚至担心到了不吃也不睡的程度。他有这样的担心，而又有人因此而担心他，特意跑去慰问他。“杞忧”或者是“杞人忧天”的成语，便由此而来，表示的是“对小事也极端操心”。
此外，到了3世纪的时候，有个叫阮籍的人，他是所谓“竹林七贤”中的一位。此人在《大人先生传》这篇文章中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在过去，天在下头，地在上头，反反复复颠倒，现在是变成了这样，但还没有安定下来。[5]
列子的故事也好，阮籍的文章也好，都是出于表达他们各自哲学的需要而写下的。而阮籍有这样的想法，恐怕尤其是因为对当时时局的不安。总之，从这两个人的想法来看，虽然颇有趣味，但是也可以说，这象征着人类生来就有的不安感。
不过，不安感在一方面表现为忧愁，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苦恼。也可以说，人与生俱来就怀有的“不安”，其实就是“忧愁”与“苦恼”。
关于此，庄子早就有言：“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子·至乐》）他也表达过“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担心太多了，仔细想来，一个月里头，能开口大笑的日子也不过就四五天罢了”[6]（《庄子·盗跖》）这类的意思。这是说，人在一生当中，总为忧愁所缠绕，苦恼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因此，庄子才会说：“寿者惽惽，久忧不死，何苦也。”（《庄子·至乐》）
遭逢“忧愁”“苦恼”——其根柢乃是“不安”，同时，当这种“不安”没法传递给任何人，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时，所谓“孤独”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然而，孤独感并不总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产生，也有可能是在众人之中。山上忆良[7]曾有一首和歌：
忆良将罢宴，恕不再奉陪；娇儿正哭泣，阿母待我归。
（憶良らは今やまからむ子泣くらむそのかの母も吾を待つらむぞ。）
在《日本文学》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七月号中，西乡信纲对山上忆良的这首作品，有这样的论说：
将这首《罢宴歌》，简单地理解为歌唱家庭感情，未免失之浅俗。紧随这首作品之后的就是大伴旅人[8]的“忧烦无补益，何必苦思量；且饮杯中酒，浊亦发清香”（験なき物を思はずは一杯の濁れる酒を飲むべくあらし）等十三首《赞酒歌》。这些都是对享乐的贵族生活的抗拒。如果没有考虑到态度冷淡地立于宴席中的山上忆良的心绪，那么无论如何也没法对这类和歌的创作缘起有具体的理解吧。像“憶良らは（我忆良啊）”这样，强调着自己的名字，唱出和歌的方式，也明显地将这种抗拒呈现了出来。
我觉得这个论点非常有趣。在这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画蛇添足，我将自己的一点看法加在后面。山上忆良在众人得意扬扬享受荣华生活的时候，没法与周遭调和，只能看见一个被遗弃的，孤零零的自己。这就感觉到了一种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寂寞感。由此，才想要早一点回到妻子身边，这便是创作这首和歌的动机吧。这种一个人孤零零的感觉，通过“忆良啊”（憶良らは）这种将自己明确凸显出来的方法很好地表现了出来。在中国，《诗经》《楚辞》中也是如此，当意识到一个与他者隔绝开来的自己的时候，“我”“余”“吾”之类的第一人称代词就会被频繁使用。这是一种在众人当中感到孤立的感觉，也就是在众人中的孤独感。
《庄子·则阳》中也表达过“虽然活在人群之中，但无论如何，也有人不愿意和周围之人全无隔阂地融到一起。这样的人，便是陆沉”[9]的意思。沉于水中，是很自然的事，但“沉于陆地”，则是譬喻虽然在人群之中，但想要与之融合则不可能。也可以理解为，即便想要去解决这一隔阂，也依旧会见出人群中的“孤独感”。松尾芭蕉也无法与时世相调和，紧紧抱着一个孤独的自己，并且将这种感情往深处挖掘。我想，他正是以这种孤独感为基础，才写下了他的那些俳句吧。
这里的孤独说到底是精神上的问题，但正如一开始所引用的《孟子》《荀子》中所见的“鳏寡孤独”那样，这也是一个物质上的问题吧。
此外，孤独感是被他人所排斥时，或者说，感到被他人排斥时，又或者说，感到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进一步说，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来的一种心境。因此，也可以说这是自我凝视时的一种感觉。可是，并不仅仅是在有孤独感的时候才会自我凝视，在道德反省的时候，也会自我凝视。
我们在自己反省自己内心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注视着“我”的另一个“我”，更进一步讲，注视着这一切的第三个“我”，第四个“我”，多少个“我”都是存在的。第二个“我”注视着第一个“我”，这就是自我凝视。因此，从道德的立场来看，我，以及我看着我自己，都是自我凝视。在老庄那里，这被称作“见独”。“独”是一个人——自己，自己反观着这个自己，便是“见独”。在儒教中，这被称作“慎独”。这个“慎独”一般都被解释为，当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举动应当谨慎不苟。但这个词并不是这么平庸、浅薄的意思，而是说自我要随时回看自己的整体，慎重对待，这里头有一种对心性整体的慎重。这也是自我凝视。
这样，“反省”“见独”“慎独”，三者都是“自我凝视”。然而，这三者和生发出孤独感的自我凝视还是有些许不同。也就是说，生发出孤独感的自我凝视以感情为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随有一种寂寥感。与之相对，反省、见独和慎独中的自我凝视，则完全是理智的行为。因此，也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感情与理智的差异。
此外，我们本来就有这样一种自我凝视——从而生发出孤独感——的习性。但是在匆忙的世间，却为外物所役，忘掉了这一习性；或者被什么东西所束缚，抹去了这一习性。然而有可能在某些机缘下，偶然间凝视到自己，从而感觉到了孤独。催生出这种感觉的原因有很多种，由此而生发出的孤独感也有很多种，对此进行精密的分析，从而加以说明是相当困难的。这方面的研究恐怕要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了吧。
以上是就“孤独感”的意思大致谈了谈。而在中国文学中，这种孤独感是如何表现的，便是接下来我想谈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