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镇压革命》一书是美国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教授伯纳德·E.哈考特对当代美国人敲响的警钟。本书追溯了反叛乱战略的历史性变革：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越南等地的反殖民斗争中发展和完善，到“9·11”事件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部署，重塑美国的对外政策，再到它的本土化和在美国领土上的应用，最后到达终极阶段，即在没有任何本土叛乱和革命的情况下的反叛乱模式——反革命。
作者介绍
伯纳德·E.哈考特(Bernard E. Harcourt)，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教授，著有《自由市场的幻想》（The Illusion of Free Markets）和《暴露: 数字时代的欲望与抵制》（Exposed:Desire and Disobedience in the Digital Age）等书。目前住在纽约市。
部分摘录：
2014年12月9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公开了一份由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提供的547页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9·11”事件后美国有关部门广泛使用酷刑的现象。据这份参议院提供的报告披露，这些酷刑使用强度上远超大众以往所知。其中提到，一名犯人经受了“至少183次”水刑。有一次，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他被上了4次水刑，至少被“灌了65次水”。[1]
另一名囚犯则经历了整整20天、“几乎每天24小时”的酷刑折磨。在此期间，他每天会遭受2到4次水刑，“每次水刑中都会被反复地浇水”。在某次水刑中，这名犯人“变得毫无反应，气泡从他张大的口中不断冒出，满嘴都是”，而且他变得“一直毫无反应，直到医护人员介入实施抢救后，才吐出了‘数量惊人的液体’并恢复了意识”。与此同时，此人还经历了“每天24小时，各种组合的”酷刑折磨，包括“撞墙、立正抓领、掌掴、按脸、压力姿势、狭窄拘禁、噪音折磨和剥夺睡眠”[2]。当他被单独留下时，就会以压力姿势被固定在水刑台上，或者是被关在棺材大小的禁闭箱里。在此期间，他实际上“在一个大禁闭箱（棺材大小）里度过了266个小时（11天又2小时），并且在一个只有21英寸宽、2.5英尺长、2.5英尺高的小禁闭箱里被关了29个小时”。他的刑讯者告诉他，“唯一能从基地出去的方法，就是躺在这个棺材形的禁闭箱里”。[3]
报告不仅曝光了这些早已为人所知的酷刑手段，还披露了许多此前从未公开过的手段：假处决、冰水浴、“直肠补液”（特指“无医生出具医疗所需证明的直肠喂养”），以及“威胁伤害被拘留者的孩子，威胁要对被拘留者的母亲进行性虐待，威胁要切开（某位被拘留者）母亲的喉咙”。参议院这份有关酷刑的报告还揭露了所谓约束技术的真相。例如，利用睡眠剥夺，通常指“让被拘留者站立或处于压力姿势，有时会让他们处于双手被铐、高举过头的状态，使得他们长达180小时无法入睡”。报告还记录了至少一起导致死亡的案例：“基地中一名被拘留者被脱至半裸并用锁链锁在水泥地板，疑因为体温过低而死亡。”［稍晚些时候，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记录了另一桩死亡案例，根据验尸报告，被拘留者死于“窒息和胸腔受压迫导致的缺氧”。］这份参议院报告还显示，酷刑虐待的程度被人精心掩饰过，使得人们无法获取所有档案。例如，在某个案例中，审核录像带目录时发现，“一份记录了长达21小时（审讯），包括给被拘留者上了两次水刑的录像消失了”。[4]直到今天，有关美国使用酷刑折磨的全部情况依然不明。
就在参议院发布有关酷刑报告前几个小时，调查新闻局[5]报道称，美国在也门舍卜沃省（Shabwa）发动了一次“捕食者”无人机[6]攻击。和阿富汗或伊拉克不同，也门过去不曾，现在也不是美国传统上的作战地区。除了无人机袭击，美国军方还在此次行动中投入了至少40名特种部队士兵。此次袭击显然是为了营救2名人质，然而他们在行动中丧生了。行动总共导致13人死亡——据称其中8人为平民，1名死者为10岁的儿童。一名村民告诉路透社，他5个儿子在此次袭击中被杀。一名当地的老人说：“有些村民被爆炸声惊醒后，从窗户探头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就被美国人打死。（美国和也门的士兵）向所有靠近人质所在房子的人射击，还至少突袭了4户人家。”[7]
2001年10月7日，在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仅仅几周后，武装无人机就首次抵达了阿富汗。很快，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即小布什）就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指示手下创建了一份“高价值目标”的秘密清单——也就是俗称的“杀人名单”——授权中央情报局（CIA）在不需要进一步指令或申请总统批准的情况下，即可杀死任何被列入清单中的人。2009年1月贝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无人机使用次数激增。据报道，从2009年1月20日到2015年12月31日，奥巴马政府针对非实际敌对地区[8]发动了473次无人机攻击。[9]根据2017年6月调查新闻局记录的信息，已经有739到1407名平民，其中包括240到308名儿童在无人机攻击中丧生。[10]正如当代哲学家格雷瓜尔·沙马尤（Grégoire Chamayou）当时所写的那样，无人机已经变成“奥巴马总统职权的象征，他的官方反恐怖主义教条工具，‘杀死而不是捕获’：用暗杀目标和‘捕食者’无人机代替酷刑和关塔那摩”。[11]
在无人机对舍卜沃省发动袭击的同时，有媒体曝光美国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ISC）[12]颁布了一道秘密指令，将基于《美国爱国者法案》的第215条项目的授权再度延长了90天。根据在“9·11”事件后通过的这个第215条，政府有权大规模采集通过美国电信公司传输的元数据[13]。正是在这个项目中，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逐日对上百万普通美国人的通话录音进行收集。[14]用一名联邦法官的话来说，第215条“允许政府存储和分析美国每个电话用户的通信数据”。这名由小布什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将国家安全局的技术形容为“几乎是奥威尔式的”。[15]
第215条催生了一大批国家安全局针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个人信息的大规模采集和分析计划，这些计划的代号听上去就充满恶意：棱镜（PRISM）、无界线人（BOUNDLESS INFORMANT）、布尔河（BULLRUN）[16]、神秘者（MYSTIC）、溯流（UPSTREAM），等等。棱镜计划启动于2007年，能让国家安全局直接访问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微软（Microsoft）、雅虎（Yahoo）、PalTalk[17]、油管（YouTube）、Skype[18]、美国在线（AoL）、苹果（Apple）及其他公司的服务器。配合其他设备或项目，比如XKeyscore[19]，棱镜计划能让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和外包雇员准确地获得任何人的电子邮件联系、用户活动、网络邮件以及所有相关元数据。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的调查显示，特工能够通过诸如DNI Presenter[20]等监听工具或项目来“阅读任何被保存下来的电子邮件的内容”，“读到所有脸书上的聊天内容或私人信息”，并且“能够追踪到任何访问过被情报机构认定为特殊网站的访问者的IP地址”。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消息，2010年国家安全局每天截获和存储的通信就已经达到17亿次。[21]
在外国情报监控法院对国内监视重新进行授权的同时，纽约市警察局（NYPD）正秘密地调查美裔穆斯林在国内的政治活动。至少从2010年到2015年，纽约市警察局95%的暗中监视行为都集中在美裔穆斯林个人或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政治活动上。[22]通过这种行为，纽约市警察局将对城区及周边长达10年的监视历史延续下去。
“9·11”事件后不久，纽约市警察局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监视行动。该行动针对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美裔穆斯林的清真寺、企业和社区团体。纽约市警察局的所谓“清真寺爬虫”监视穆斯林的讲经和礼拜，渗透进信徒之中，并从100多个清真寺、穆斯林的企业和学生团体中尽可能多地搜集情报——均是在事先没有任何不法行为证据的情况下。[23]纽约市警察局监视着美裔穆斯林公民，以确定他们在哪里生活、工作、吃饭和礼拜。它要求纽约市出租车委员会对纽约市的每一名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情况出具一份报告。它甚至派了一名卧底特工与来自纽约市立学院的穆斯林学生一起进行白浪漂流之旅，窃听他们的谈话，进行卧底监视。[24]
到2007年，纽约市警察局情报部门已经针对新泽西州纽瓦克（60页）、萨福克县（70页）和拿骚县（96页）及其他地区各自创建了一份他们所谓的“秘密人口统计单位报告”，其中以多重映射图的方式标注了社区，对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群体密度添加了索引和编码。这些“人口统计单位报告”覆盖所有伊斯兰机构，包括建筑物的照片和全面的概况及注释，还有关于穆斯林企业的情报报告，详细列举了它们的地址、电话号码、照片、民族构成以及“注意信息”的条目。[25]
在参议院的酷刑报告公布，无人机在舍卜沃省发起攻击，国家安全局对国内监视重新授权以及纽约市警察局针对美裔穆斯林进行监视的同时，第二波针对警察枪击事件的抗议活动在密苏里州弗格森（Ferguson）——2014年8月9日，警察枪杀18岁的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之地——爆发。纽约斯塔滕岛大陪审团拒绝起诉涉嫌导致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窒息死亡的纽约市警察局警官丹尼尔·潘塔莱奥（Daniel Pantaleo）的决定，火上浇油般地激起了新的抗议浪潮。正是在弗格森和全国各地的众多抗议浪潮中，我们目睹了美国警察力量的全面军事化，现在他们配备了M4步枪、红外瞄准镜、迷彩装备和头盔、坦克，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出现过的防地雷反伏击车辆和榴弹发射器。
全副武装的车辆中的重装警察与大多数和平、手无寸铁的平民抗议者对峙。一支新的军事化警察部队被部署在美国的大街之上，这种画面充斥在我们的新闻推送和社交媒体之中。
水刑和棺材大小的禁闭笼子。在常规战区外进行的无人机打击——以及关塔那摩和特别军事委员会的无限期拘留。国家安全局的全面监视。对美国清真寺和穆斯林学生团体的秘密渗透——没有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美国街道上高度军事化的警察部队。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心血来潮的或是彼此无关的过激行为，甚至是在后“9·11”的全球恐怖主义和国内动荡时期，对美国核心价值观必要但暂时的偏离。其他评论者则认为，它们构成了一种新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一种在法治之外暂时的激进统治模式。
但是，这远非例外或反常，亦非孤立或暂时——这些措施证明了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我们用来在美国国外和本土统治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是一种受反叛乱战争理论和实践启发的政府新模式。这些场景不是临时过度的痉挛时刻。它们从未短暂偏离法治。相反，这些措施在更广泛、更重大的历史和政治转型中，就像智力拼图一样合适地拼接在一起：不是从法治到例外状态，而是从基于大规模战地战争的统治模式到基于战术性反叛乱战略的统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