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
本书是一位世界一流古典学家凝聚了50多年的工作成果写成的一部全新的罗马史。作者选取罗马的政治枢纽“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为切入点，巧妙而深刻地以公元前63年西塞罗对垒喀提林的事件开篇，充满热情地向读者讲述了罗马的故事。
《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
本书作者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走上庞贝的街道，她像一位导游一样，带领我们参观了这座在罗马帝国早期被维苏威火山灰冻结在了时空中的城市。从房屋、职业、政府、食物和酒到性，以及洗浴、娱乐和宗教，由表及里、层次分明地再现了当时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凯尔•哈珀将宏大的历史叙述与最为尖端的气候科学和基因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仅是由皇帝、士兵和野蛮人决定的，也是由火山爆发、太阳周期、不稳定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细菌决定的。他从罗马帝国的二世纪的巅峰时期一直叙述到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支离破碎的局面。哈珀描述了罗马人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如何复苏，又如何再次面临危机，直到再也无法承受“小冰河时代”和反复爆发的鼠疫的打击。
作者介绍
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由于她对古典文明研究做出的长期贡献，2018年受封爵士。她长期担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古典学编辑，她的博客“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广受欢迎，并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拍摄了多部与古罗马和古代文明相关的 纪录片。主要著作：《罗马宗教》（Religions of Rome, 1998）、《罗马凯旋式》（The Roman Triumph, 2007）、《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活》（Pompeii: The Life of a Roman Town, 2008）。其中《庞贝》一书荣获2009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凯尔•哈珀是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资深副校长兼教务长。哈珀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哈珀的研究集中在横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上。哈珀的作品还有《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公元275—42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本书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奖，并被中西部和南部古典协会授予杰出出版奖。
部分摘录：
罗马“历史”何时开始？ 1973年，玛丽·比尔德初次造访罗马时，相比古罗马的遗迹而言，罗马城中无处不在（井盖上、灯箱上、垃圾箱上，等等）的SPQR这个缩写给她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2015年，这个缩写成了她的古罗马史（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新书的正标题。这的确是一个承载力极强的表述，包括所谓的“精英”，也包括民众，它代表一种机制，也是一种理念，在几千年的延续中变迁，也在变迁中延续，连接古今。
比尔德的古罗马史的第1章并没有按常规从所谓拉丁姆有人居住开始，或以神奇的罗马“建城”为切入点，她挑选的节点是公元前1世纪晚期西塞罗那个时代。这颇有些古希腊、罗马史诗叙事中的拦腰法，即“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再倒叙的风骨。公元前1世纪晚期无疑是比尔德非常熟悉的历史时期，西塞罗浩瀚的著作更是她稔熟的文献。她的1982年剑桥大学博士论文便题为《晚期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宗教：基于西塞罗著作的研究》（The state religion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a study based on the works of Cicero）。这篇博士论文虽未发表，却为后来的许多研究打下了基础。她在《罗马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独立论文《西塞罗与占卜：一个拉丁对话的形成》也是围绕西塞罗展开。⑨ SPQR英文版中西塞罗的名字出现了415次，远超恺撒（260次）以及奥古斯都（237次）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但比尔德笔下的西塞罗并非英雄形象，他自大、虚荣，反对秘密投票。比尔德甚至讥讽他那用力过猛的文风。西塞罗更多地是被她用来引入罗马史上形形色色的史料问题、研究角度及解读诠释的。比如，西塞罗笔下的企图阴谋武装颠覆罗马国家的喀提林和真实的喀提林之间究竟有多大的鸿沟？西塞罗不经审判就处决监禁中的喀提林的所谓共谋者，危急情况下国家利益和个人的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该如何处理？
然而比尔德选择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讲述罗马史的更重要的原因则因为“我们所知的罗马‘历史’从那时开始”。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这些考量：罗马人自身也是直到公元前 1 世纪才开始系统研究罗马城及罗马帝国以前的历程；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古代作家和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许多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和关注的历史问题，比如其中争论得最激烈问题之一就是罗马城究竟于何时建城、有多古老；也是在这个时期，古代作家们“拼出了一幅我们至今仍需仰赖的早期罗马的画面”。比如，罗马的所谓奠基人罗慕路斯的故事被一再建构，“罗马把对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⑩他们的角度、方法和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罗马史的想象与论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在通过公元前 1 世纪人的眼睛看待罗马的历史 ”。⑪ 而罗马人留给我们的“历史”充满了重构、误解和相互矛盾，历史学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这些纠结的线团。
史料批判、历史书写与古典语文学的素养 作为史学家，比尔德无疑对古代作家的文献史料非常熟悉。除了西塞罗、撒鲁斯特、波利比乌斯、李维、斯特拉波、老普林尼、小普林尼、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这些常规作家之外，恩尼乌斯、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马提亚尔等人的诗歌在全书中也有很高的出镜率。比尔德并不过度强调所谓古代史作和文学作品的分野。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立场。比如此前在讨论古罗马凯旋式这个问题时，比尔德并不认为普鲁塔克笔下的所谓“真实”凯旋式比奥维德在《哀怨集》第四卷第二首中虚拟的一个从未发生的凯旋式更具有历史真实性。⑫ 比尔德也相当关注现代史学家较少使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可能来自公元2世纪的《阿斯特兰普苏克斯神谕集》（The Oracles of Astrampsychus）很好地体现了比尔德在使用古代史料方面的跨度。这部极少为罗马史学家引用的资料包括向算命者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可能的答案，还有选择“正确”答案的方式，等等。对比尔德来说，“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⑬
比尔德对所有的史料都抱着慎重的态度，从不轻易下结论，而执着于对语境、语言、写作者自身的背景、写作目的、写作对象等方方面面的考察。对于古代史料到底能告诉我们多少史实、历史事件究竟能否可靠地复原，比尔德全书中的常用词是“令人沮丧”“充满争议”“脆弱的共识”，等等。对古代文本中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人口、阵亡人数，等等），比尔德尤为谨慎，因为“它们受到夸张和误解的影响，而且后来的中世纪僧侣在抄写时还可能犯下某些严重的错误”。⑭ 因此，书中常常使用“荒唐”“极不可信”“高度夸张”等词语来修饰古代作家的文本中留下的数字，也就毫不足怪了。对史料的审慎自然会引发的一个结果便是导致谨慎的结论。比尔德时常提醒读者，很多历史情况或事件是不可能知道/断言/判断/重构（impossible to know/say/tell/reconstruct ）的。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也向希望读史仅仅是为了获得“教训”的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历史的重构、解读常常是如此不确定，那又如何从中提取“教训”呢？
解构史料需要方方面面的能力，对于古代史来说，语言层面上的敏感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在比尔德以往的著作中，《古罗马的笑：论玩笑、逗趣及爆笑》大约是最好地展示了她的语文学功底的著作。在SPQR中，比尔德以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希腊语与拉丁语互译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与误解，对于那时地中海世界的古人而言，其后果不仅仅是误解，而且很可能会带来政治后果、影响文化协商的过程和效果。比如，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一篇记录使团出访罗马进行政治斡旋的希腊铭文中，使团据描述每天向罗马人进行proskynesi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为“躬身触摸”或“ 吻脚”，与它对译的拉丁语词汇可能是salutatio，比如门客和依附者早上向恩主问安那类做法。然而在阅读这篇铭文的希腊人的联想中，他们可能会想到吻脚那类完全不同的觐见方式，这样的译法是否如比尔德所说“虽然这些外邦访客可能是想用该译法表示这种惯常做法所具有的羞辱性”，⑮ 读者可以自行分析。比尔德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或许，他们真的曾试图俯身吻罗马显贵的脚，那么罗马人又会做何感想？ 但这趟外交活动好像终究是无果而终，因为铭文只强调了苦劳而并未陈述后续。
希腊语与拉丁语之间的互译也常会出现不正确的对应关系。比尔德以波利比乌斯把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民主）一词套用到罗马政治生活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做法导致了误导性的分析，因为在罗马语境下，这个词常带有接近“暴民统治”的意思。⑯ 关于波利比乌斯的demokratia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进一步探讨，因为希腊化时代这个词的涵义和它在古典时代的雅典的涵义已经有所不同。⑰ 然而无论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为何意，我们很难不同意比尔德的如下说法：无论如何，“波利比乌斯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重要争论。人民的声音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有多大影响力？ 谁控制着罗马？ 我们应该如何刻画这一罗马的政治制度？ ”⑱
这部著作给读者带来的信息量是巨大的，然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比尔德以灵活生动而非说教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做历史”，读者不但可以从中学习用何种方法解读历史“剪影”或“碎片”，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史料，更能学习如何提问，这既包括向史料提问，也包括构思关于罗马历史的大命题。她的这部著作借鉴和吸纳了众多学者的大量成果。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部著作的性质与结构（没有脚注，书后不附详细的尾注，每章有简短的“扩展阅读”，只包括精选书目）会使读者很难分清哪些观点是比尔德本人的原创观点，哪些来自他人，而哪些已经是学界公认的常识。比尔德有时会明确指出她采用的是哪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第5章的“扩展阅读”中，比尔德说明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遵循了Arthur Eckstein在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等著作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即就罗马所介入的地中海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政治冲突、不停变换的盟约关系以及各国间持续不断的残酷暴力的世界”。⑲ 但很多时候，其他学者的发现，尤其是较老的观点，就直接纳入叙述中不再加以说明。比如罗马作家所提到的盖乌斯（即卡里古拉）皇帝让士兵在海边捡贝壳的故事，比尔德点出这可能是对拉丁语中musculi一词的误解，因为这个词既可以指“贝壳”，也可以指“军用小屋”。这并不是比尔德的新发现，而是可以追溯到Balsdon于1934年发表在《罗马研究杂志》上的一篇短文。⑳
这部著作是一部积累之作，比尔德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与阅读。SPQR出版于2015年，而书后“扩展阅读”中所提及的书目也更新至2015年，如The Pantheon: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Tod A. Marder and Mark Wilson Jones（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5）。她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推翻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是原创的基础，同时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被称为终结之作，这部著作会激励我们继续探索。
立体的罗马史 比尔德笔下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维度的，而是丰富、鲜活的、复杂的。托马斯·W. 霍奇金森在《旁观者》上为SPQR所撰的书评以《立体的古代史》为题，恰如其分。㉑ 大到历史进程、文化机制，具体到历史事件，比尔德都会关注博弈中的双方或多方，并执着地追寻故事的另一面。全书中，“the other side”或“another side”（另一面）这样的表述出现了20多次。比如，关于共和时代罗马的竞争文化，即罗马人通过各种机制，包括用故事以及凯旋式、葬礼等仪式强化后代要效仿祖先英勇事迹的信息，波利比乌斯或许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正面的积极因素。然而比尔德却不太同意这种乐观看法（rosy view）。在她的解读中，无节制的竞争（unchecked competition）摧毁而非维系（uphold）了罗马共和国：“每有一个受到鼓舞而去追求达到祖先成就的年轻罗马人，就必然有另一个年轻人无法承受自己身上的传统和期待的重负。 ”㉒ 比尔德笔下的罗马史自然不是一部自上而下、英雄史观引航的罗马史，也绝非一部伟人传记的合集。她一再强调： “个体皇帝的品质和性格对帝国大部分居民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过多影响罗马史及其重要发展的基本结构。 ”㉓ “个体皇帝的特点并不像传记传统所试图强调的那么重要。”㉔ 这也不是一部以战争、战役或征服为主线的历史。假如说“索引”是作者所认为的书中值得一提的词语的清单，那么《罗马元老院与人民》英文版书后的“索引”则提供了一个管窥比尔德“意境地图”的绝佳素材。 “索引”中，“战争”一词甚至没有被单列出来作为词条。和传统的罗马史叙述相比，比尔德给予具体的战争和战役的书写空间很小。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与迦太基对抗）虽然篇幅相对较大，但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比尔德提醒读者古代作家对战争的描述缺乏条理，有时甚至荒谬。“内战”一词虽然在书中提到过数次，却并未在英文版书后的“索引”中出现。
将历史多维化丰富化也意味着把以往位于边缘的人群或事件去边缘化，纳入叙述的框架甚至主线。不同的时代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正是提出的问题与关注点的变化在改变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所以历史对比尔德来说是一种对话。比如，比尔德对万神殿的讲述不仅仅着眼于建筑本身的艺术、政治与历史意义，更将读者带到建筑石材供应地，埃及的克劳迪乌斯山，并将注意力投向从埃及到罗马的整个链条：石材的开采、采石工的食物供给、石材的运输、运输使用的牲畜，等等。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曾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宏大的人类故事中扮演角色。”㉕ 比尔德恰恰就搭了一个罗马社会的大舞台，各类角色登场。贯穿全书的除了中下层自由民之外，还有反叛者、妇女、各地的“本地人”、奴隶与释奴，以及因帝国的扩张而身份较难界定的人，等等。众生相中包括酒馆中酩酊大醉的顾客、死后不用再为房租担心的释奴、因丢失了带风帽的斗篷而愤怒诅咒小偷的自由民、捐赠公共建筑的恺撒释奴，不一而足。索引中没有了战争这个词条，但“妇女”（women）不但有自己的主词条，其下还有11项二次索引项，比如“生育的风险”“儿童新娘”“关于‘被解放的（liberated）’妇女的幻想”，等等。在“食物与用餐”（food and dining）这个词条下包括了“酒肆文化”（bar culture）这个很少在其他通史性著作中见到的索引项。
比尔德还专辟一章讨论富人、穷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罗马人。这些占罗马人口99%的大分子不曾进入古代的史书，但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能力用墓志铭等方式为自己定位，留下“生动的剪影”。在比尔德的笔下，这些古罗马人不是统计数据中的数字而已，而是具有极强的个体性，比尔德尽量提及他们的名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所谓的伟人一样承载着广阔的历史问题。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仅着眼于我们所知道的，而是追寻式的，用比尔德自己的话来说： “很多罗马人的生活故事几乎被历史埋没（hidden），至今仍在被复原中（pieced together）。 ” ㉖那么应该到哪里去追寻他们的声音？我们是怎样知道罗马史的？“我们能否重建得到普通罗马人认可的他们自己的生活画面，方法又是什么。如果现存文学作品提供的是这种鄙夷的夸张讽刺描绘，那么我们还能把目光投向何处呢？ ”㉗ 所以描绘立体的罗马史不是加几个人的名字，讲几个轶事那么简单，其背后是强大的方法论的运用以及对丰富史料的掌控。除了文献史料（著名的、生僻的），比尔德动用了考古（牙齿、骨骼、粪便、居住处遗迹，以及高科技测量古罗马污染程度，等等）、纸草、刻在石头或金属上的铭文、墙上的涂鸦等各类资料来重构罗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