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哈佛中国史》六卷本丛书，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全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非常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世界中国史”，引导世界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丛书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下至20世纪初清朝终结，分为六个帝国时代——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气候变迁影响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成就斐然、盛况空前的大清王朝，进而串起2000年中华文明跌宕起伏的荣辱命运。 《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的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出版后获得很多赞誉，被称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堪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典范之作，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作者介绍
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年生，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师从孔飞力教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前任会长。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 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其中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 已翻译为中文的作品多达十几种，在海峡两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他主要代表作品有：《秩序的沦陷》《杀千刀》《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等。其中，《纵乐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zui佳著作奖”，《秩序的沦陷》获得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1954年生，师从何炳棣，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中前3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及《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 迪特·库恩（Dieter Kuhn），1946年生，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4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国丝麻纺织技术史》《地位和礼仪——从远古代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等。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部分摘录：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起始于大约公元前1140年，终于公元前236年。[5]它是由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贵族阶层所统治的朝代。对于这个贵族阶层的成员来说，区域的差异是社会低级阶层的标志。同样，正在攻克各国的秦国，也把不同区域及其不同的文化视为统一大业的绊脚石。然而，从周朝和秦国所持的负面言论背后，我们仍可以弄清那些能够揭示战国时代的分裂割据的区域文化的轨迹。
纵观整个混乱的时代，对统一的渴望和地方割据的现实一直处在紧张的关系中。没有比《尚书·禹贡》这本书更能证明这一点了，该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代中期（公元前4世纪）。它把当时可知的世界划分为九个州，每个州都有不同的人群和物产，并且对它们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该书的首要主题是这九个州是如何通过大禹的足迹成为一个国家的，并且每个州向都城朝贡特产。由此，被高山大川割裂，由不同特产、风俗代表的不同区域，都被呈现在一个最高的统治者面前，他走遍了整个国家，并接纳大量形形色色的贡物。[6]
在战国时代的后期，对不同区域的论述呈现了几种形式。兵书用不同区域的文化来讨论评估各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其他的论述均以《禹贡》为范例，把地方特产作为地方文化特点的表示。同时，不同区域的治国传统通过它们的行政实践把本区域及其风俗和其他区域划分开来，并和帝国倡导的大规模变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到了汉代，这种传统发展成为一种标准的修辞语汇，用以谴责秦律只是地方传统的产物，就像是地方特产的水果或者工艺品一样。
军事论文中有关地方风俗的最集中的反映是战国时期的军事论文集《吴子》一书中的“料敌篇”。魏国的武侯询问，该如何对付包围魏国的六个敌对国家。吴起从各个国家的一系列固定的论题：它们的民风或特性、土地或领地、政府策略、军事行动，以及如何打败这些军队，做了讨论并回答。吴起就地形、特性以及各个区域的政府进行了详细论述：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7]
以上这段话阐述了秦国恶劣的自然地形造就了该地人民不屈不挠的性格，这反而招致了政府的严苛，表现为极端的奖赏与惩罚。相反，楚国的地形比较广袤开阔，多河流，表现为柔弱的特性和政府的混乱无序，造成人民的懒怠。这样的人民组成的军队是不能持久团结的。吴起用同样的方式分析了其他几个国家。
这种军事思想在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著作《荀子》中也有反映，它只分析了当时军事强国的齐国、魏国和秦国。和《吴子》一样，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为何秦国恶劣的地形造就了粗犷、坚韧的人民，只有强有力的奖惩才可以控制他们。另外，它详细阐述了秦国地形上的狭隘空间和隔离状态，这些特点成为汉朝对秦朝进行批判时最令人瞩目的方面：“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执，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8]
荀子进一步争论说，尽管商周时代早期的军队规模很小，使用的武器也很原始，但战国时期的军队无法和商、西周时代睿智的圣贤相比。这是因为地方军队是在地方风俗的影响下作战，而这种地方风俗和一个理想化的、建立在仪式和至高道德基础之上、所向披靡的权威是不相匹配的。这个权威是超越地方风俗的，因为它来源于古典传统的文本和仪式。在很多方面，荀子追随着吴子的思想。不过他认为，圣人的道德力量而非军事领袖的策略技巧才能克服在有限制的区域风俗影响下的士兵行为。
从自然环境中寻找特征的来源，也出现在用于解释中国人及其毗邻的北方人、南方人的区别的文献里。在这些记载里，北方是极端的“阴”（阴凉、黑暗和寒冷），而南方是极端的“阳”（耀眼、曝晒和灼热）。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环境中的人民，因而具有了不同的体形和文化。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相关文献把南方视为疾疫和死亡的地带，并且把这种瘴气的威力扩大影响到人的天性和举止：
太阳火气，常为毒螫，气热也。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唇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
文中所提到的南方的火气和居民急促的性格，以及对某些人具有“咒语”能力的信念，也同样出现在秦国的法律文书中。[9]
如此繁多的区域特性，只能通过向一个统一的政权纳贡的方式来超越，这就是《禹贡》和《荀子》两书的主题。《荀子》对不同区域的地方特产做出区分之后提出，所有的地方特产都必须集中于中央政权，或者集中献给某一位统治者：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10]
这种地理上的框架延续到了汉朝。最清晰的表述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历史著作，成书于公元前90年左右。在一篇论述杰出商人和工匠的章节里，司马迁提到，汉朝统一了各国，开通了各地之间的贸易和交通，把以前的执政机构和地方豪强大族都迁到了都城。之后，他把汉帝国按战国时代的各国分成若干区域，然后详细论述了这些区域的位置、特产，以及当地人民的性情特点和行为：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11]
司马迁进一步引申说，统一的政体涵盖并统治着这些以不同物产和风俗为代表的区域。但他介绍了几个非常显著的革新。
首先，地方风俗和人民性格成为司马迁叙述的中心。虽然他也提到物产及其交换，但他关心的焦点却是人所特有的情感和言行举止。其次，他认同以前战国时代的区域划分。在这里，统一的汉帝国扮演着《荀子》中所指的中央政权和最贤明的统治者，这些以前独立的地区，现在都被吸纳到帝国之内。因此，地方风俗就意味着该时期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冲突——这种认同如此强烈，以至于西汉早期著名学者贾谊（前200——前168）把当时抗秦联盟诸国称之为“异俗”；当司马迁把楚国划分为三个不同区域时，称它们为“三俗”。[12]
支持统一的人通常视地方“风俗”为知识缺陷或者缺少文化的标志。从哲学角度上讲，风俗意味着传统智慧存在着错误，这与秦朝和汉朝所标榜的文化传统是相违背的。从政治角度上讲，有风俗习惯的生物是低等级、有服从性的。区域性的风俗都是局部的、有限制的，与此相反，圣人的智慧是建立在经典文献之上的普遍真理。
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13]
处于这种地理界限中，平民都被这种风俗的力量束缚，只知从其出生的土地继承职业。平民比读书人等级低，农民比官员等级低，而只有圣贤的统治者才真正掌握着至高的智慧。
局限于这种直接的物质环境之中，平民和农民沉迷于周围的物质世界。君子能够“役物”，与此相反，小人只能“役于物”。正如秦完成统一之前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著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一书所总结的：“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这个高贵的声明使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征伐合法化。根据秦皇刻石的内容，征伐也导致了“颂秦德”和“宣省习俗”。[14]
于是，秦汉时代的学者改编当时哲学家们批判风俗的理论，把它组织成一种帝国的空间理论。这种理论无视诸侯国政府，认为其是缺乏区域文化的产物。混战时代还令人满意的政府，现在变成有局限性的、无知的、贪婪的政府。帝国的文人在此构建出一个新的评判标准，它建立在圣人智慧的经典之上，否定了地形地貌的作用，超越了区域的局限。
尽管秦汉帝国因此声称自己超越了地理和风俗，但这段时间的历史仍然被定义为地方势力间转换的均衡，以及帝国政府和其统治区域之间关系的变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将勾画出这种转换和变动，对此做更深入详细的探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