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白宫岁月》详细记录了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头四年（1969-197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来自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基辛格这部不朽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众多国际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直至越南战争结束；1970年约旦危机爆发；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打响；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谈判，以限制核武器竞赛；秘密访华，并于1972年在莫斯科与北京召开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在书中，基辛格同样记录了该时期的重大争议，包括老挝与柬埔寨事件，“和平在望”记者招待会，以及与北越的会谈崩溃，最终导致了1972年的圣诞节轰炸等等。 纵览全书，基辛格细致地描绘了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形象，包括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戈尔达·梅厄、约旦国王胡赛因、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与周恩来、维利·勃兰特、夏尔·戴高乐等等，也留下了分量相当、极其坦率的个人评论，时而微妙，时而坦率到近乎无情，精彩纷呈。 《白宫岁月》是198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著作，也是基辛格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恒久而宝贵的贡献。
作者介绍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年生于德国，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基辛格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 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尼克松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1973年，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与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基辛格获得福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5月， 获美国国防部卓越公共服务奖章。 基辛格著有多部外交和国际关系论著，《重建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及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
部分摘录：
总统就职典礼在一个天气晴朗、寒风凛冽的日子举行。我坐在台上，就在新内阁成员后面，眼看着林登·约翰逊在《向领袖致敬》的乐曲声中最后一次在过道上大踏步地走过。我不知道这位有权势的悲剧人物在结束一个以崇高愿望开始、而以痛苦的分裂告终的任期时心里作何感想。这个得到一致拥护的人最后如何导致了一个国家的分裂？约翰逊像一只笼中之鹰，傲然挺立，志不可侮，他的两眼凝视着他现在再也无法攀登的远方高峰。
在另一阵吹奏声中，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国会大厦台阶的最高一层上出现了。他穿着一件晨礼服，裤脚总是稍嫌短一点。他的下颌突出，有点轻蔑的神情。然而他又似乎没有把握，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真是站在那里。他同时流露出松了一口气和不相信的心情。他在经过了一段预想不到的历程和表现了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自我约束精神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他似乎很得意，好像等不及仪式结束就想开始实现他平生的梦想。但是他也显得精疲力尽，甚至虚弱，好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在一次马拉松赛跑中使尽了浑身的力气。和以往一样，很难断定尼克松真正欣赏的究竟是眼前这个场面，还是过去对这个场面的憧憬。他走下台阶，以坚定而低沉的声音宣誓就职。
纳尔逊·洛克菲勒 我对自己能出席这个场合感到意外，这是可想而知的。仅在八个星期以前，如果有人说我会以新总统最亲信的顾问之一的身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那一定会显得十分荒唐。在此以前，我在政治生活中所接触的人都自认为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死对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已有十多年，哈佛教授们瞧不起尼克松已经成为固定的正统观念。而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人，曾经两次争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两次都被尼克松所击败，那个人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纳尔逊·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把我引进了高级决策班子。他召集了一批学者，其中包括我，为总统起草一份关于外交政策根本问题的文件，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如何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主动、明确它的长远目标。
这是一次有启发性的聚会。洛克菲勒走进房间，拍拍每个与会学者的肩膀，微笑着，用与他记忆中各人的教名最相近的称呼叫每一个人。然而，这一表现和他的纯粹美国式的魅力加在一起倒使人产生了一种疏远的感觉：对每一个人都以教名相称而且都同样地友好相待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失去了个人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接近了权势——而且我敢说也接近了财神爷——而感到陶醉。洛克菲勒坐着，听我们各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尽力用自己切合实际的聪明才智来打动他的心。教授们一个个欣然拿出聪明的策略见解：如何左右别的国家，或者至少左右它的官僚机构；如何对付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总统；或者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们长期遇到的问题）如何压倒一个同样不熟悉的国务卿。当我们讲完了的时候，洛克菲勒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紧皱眉头（我后来非常熟悉他的这种表情，这种表情说明谈正经事的时候到了）说道：“先生们，我把你们请到这里来，不是叫你们来告诉我在华盛顿应该如何运筹帷幄——那是我的事情。你们的任务是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能够说服我，我就去向总统提出。如果我不能说服他接受，我就辞职。”
洛克菲勒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写了一个报告；里面有一个主张，即“开放天空”的建议被接受了。提出长远目标的章节被删除了，部分是因为国内普遍存在的自满情绪，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个有权势的、坚持己见的国务卿对此表示反对。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辞了职。
我曾参与过一次典型的洛克菲勒尝试。在我所认识的社会名流中，他对思想意识的力量具有最绝对的、几乎是令人感动的信心。他花了极大的力量去探求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的竞选活动是根据这样一个幻想来进行的，即在政党的全国大会上争取代表的办法是，提出高人一等的有实质内容的纲领。他花在演说上面的时间多得简直叫人受不了。尽管看来也许并不典型，但他的无限精力、他的务实精神和他的百折不挠的乐观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纯粹美国式的。障碍是要去克服的；问题就是机会。他决不能设想有什么错误是不能纠正的，有什么正当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对别国人民来说，乌托邦是一个永远不可复得的神圣往事；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要他们立意去争取，它就不难到手。
我确信，纳尔逊·洛克菲勒本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样一些当领袖的品质。但是，就在他的目标有可能实现的当口，一次在一九六〇年，一次在一九六八年，他却一反本性，犹豫不决起来。为了他的信念，他可以冷酷无情；他百折不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某种贵族气质的、道德上的考虑牵制了他，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地去争取这个宝座，这种全力以赴的精神状态曾经使他为了使自己配得上当总统而耗竭全部精力。他的整个教养使他不愿在他想要为之效力的人民面前显得他似乎是在追求个人的目的；他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幸运儿，无权为自己个人再要求什么东西。所以，他谋求当总统的办法是，设法向全国人民提出关于这个国家的潜力的最全面的见解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前景的最好蓝图。
从深处来看，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吃了非常有钱的人在权利均等的社会里天生吃不开的亏。他要证明，他已经超越了本来就是混淆不清的事情：他的事业是靠他的本领，而不是靠他的财富，他所以能做这一番事业是由于他的成就，而不是他的世袭。在具有贵族传统的国家中——例如在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久——上层阶级深信，担任公职是他们的权利，因此身居高位，去就自如，当仁不让。可是在美国，名门望族的子弟却极怕被人指摘公然依仗财势而得到权力。他们认为，必须靠自己的本事来取得职位。但是，正如一个美丽的女人难以断定，别人对她的爱慕是否只是“为了她这个人”一样——其实，她这个人也是和她的美分不开的，在美国，一个有钱的人也很难断定是什么使得他担任公职的。如果他幸运的话，他就会及时地知道，这中间并没有多大差别。对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们是以他所解决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他，而不是以他的钱或者那些捧他上台的人的动机来衡量他。历史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的得天独厚，而是根据他的成就。
这个难题，纳尔逊·洛克菲勒始终没有充分予以解决。在他不幸逝世之后，有人说，他虽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可是终于没能当上总统。这句话其实应当反过来说。他之所以未能当上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分子。他不惜耗费巨资参加竞选。但是同时，他有一种过分的责任感，要用他的纲领来说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雄心，同时，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顾虑，不愿用他所认为有失身份的办法去争取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代表们的好感，从而实现他的梦想。然而，我们的政治程序并不完全是像这样运转的，事实上决定因素更多的是个人，而不是纲领。
在三次（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洛克菲勒都是为他认为像样的党纲而斗争，不去考虑美国政治史上最确实的教训之一：党纲只是在代表们聚会一堂来选择党的候选人的短暂时刻有用，那个时刻一过，它就悄悄地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一九六〇年，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之前只不过三个星期的时候，他已经注定得不到候选人提名，而且已经没有改变这个结局的现实希望了，就在这种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全面的纲领。这样，他迫使尼克松接受了著名的《第五大道盟约》——在洛克菲勒的公寓里起草的一个文件，使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倾向于符合他的观点。但是为此，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一九六四年，他不顾一切地反对巴里·戈德华特，因为他真正相信，戈德华特在那时候是为一种危险的保守极端主义打掩护的工具（虽然他后来又钦佩他了）。戈德华特的欠涵养的追随者则报之以要在共和党大会上把洛克菲勒轰下讲台。一九六八年三月，当他仍然很有可能被提名时，他退出了竞选，后来，当尼克松已经有确实的把握可以得到多数票时，洛克菲勒又发表一连串详细、有思想的政策声明，重新参加竞选。
他的作风同理查德·尼克松的作风形成了最强烈的对照。在今日的美国，那些像着了魔一样热衷于追求权力的人，越来越有可能掌权。一个人，随便他有多么突出的才干，只要他不是发狂一般地去争取提名，只要他对提名的过程有所疑惧或鄙视，他的一切努力总会落空。对于谋求总统这个最高职位的竞选人，就像对于运动员一样，一切依赖于准确地掌握时机，依赖于直觉地抓住机会的能力。大会代表们只有像蝴蝶一样短暂的政治生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他们受到别人称赞、讨好、施加压力、献媚奉承，甜言蜜语的哄骗和无休无止的纠缠。一旦选举过后，他们又湮没无闻了。因此，他们对任何候选人的缺乏自信非常敏感。
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本事才能从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获得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但这些本事，未必与治国之才有多大相干。的确，随着在每次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名程序的要求越来越多，这两者之间的不能协调一致也与日俱增了。提名程序有利于擅长组织工作的候选者，他能使政治语言符合于当前的需要，他是一个含糊其辞和求同存异的能手，他能使纲领服从于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的需要。一个像尼克松那样极其了解提名过程的复杂实质的人，势必会战胜一个以强调实质来争取提名的候选者。
按个性来说，纳尔逊·洛克菲勒和艾德莱·史蒂文森不同。洛克菲勒是一个硬汉子，他比史蒂文森要果断得多。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命运却完全相同。在机会面前，他们犹豫不决，或者倒不如说，他们不屑于使用新的政治学所需要的手段来塑造他们的机会。如果说这一点对一个民主党人来说是危险的话，那么对一个共和党人来说就是致命的了。共和党在野已经一个世代，已经转为内向，强调正统和纪律性，从而对大胆的新的纲领表示高度怀疑。这两个人所受的挫折都是从这个缺陷来的。一九六〇年，史蒂文森败于肯尼迪一伙，洛克菲勒在一九六〇年、后来又在一九六八年两次败于尼克松的竞选机器。洛克菲勒极其不喜欢尼克松有许多因素，但是关键因素是他对权术政治的直觉反抗，而这种政治也许仍然是现代美国总统政治的实质。
此外，洛克菲勒和尼克松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不含有个人交恶的成分，这种个人交恶甚至超过了为了争夺唯一的目标而自然会产生的那种感情。尼克松认为，洛克菲勒是一个自私的业余政治家，他宁可毁掉他控制不了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在尼克松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用恩赐态度对待尼克松的传统势力代表。洛克菲勒则认为尼克松是一个缺乏那种掌握我国命运所必需的远见和理想的投机分子。
在一九六八年，这种对待尼克松的态度有许多我是同意的，虽然我并没有作为判断依据的直接证据。我出席了洛克菲勒向尼克松让贤的那次颇有大丈夫气概的记者招待会，心里感到很不好受。我的感情很像是那个曾经采访洛克菲勒竞选的记者的感情，他竞选结束时在美利坚大饭店的酒吧间里失声痛哭。他说：“这是我在感情上与之相投合的最好的政治家。”“搞政治的人都像狗一样。他们的政治生命太短，不配得到别人对他们表示忠诚。”一个本来会成为伟大的美国总统的人永远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想到这一点，他的朋友们感到尤其难受，因为我们心中深深知道，如果不是由于一些策略上的错误和犹豫不决，情况本来是可以完全相反的。
电话铃声 在那个令人沮丧的日子之后几个月，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当选总统，我正在纽约市原始艺术博物馆四楼上洛克菲勒的小公寓里同洛克菲勒州长以及他的几位顾问共进午餐。那一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洛克菲勒资助的这个博物馆通过一条穿过小巷的、有篷顶的过道与西五十五街洛克菲勒的州长办公室相连。这所公寓是建造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筑师华莱士·哈里森设计的。它的红色的、曲线的、引人注目的墙壁上挂满了图洛斯-劳特雷克的画；还有一些名画没有地方挂，只好放在储藏室里。在这样华丽的环境中，我们在讨论，如果尼克松邀请洛克菲勒参加他的内阁，洛克菲勒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能由他选择的话，他应当选择什么职位。
意见是分歧的。有的顾问认为，洛克菲勒当一个大州州长、控制着一个政党组织和人事任选权，影响会来得更大一些。另一些人则认为，间接的影响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州长很难首尾一贯地、全面地控制国家的政策，他要是打算这样去做又可能会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重揭过去的疮疤。洛克菲勒倾向于第一个意见，他的理由是，他感到很难居人之下，特别是对尼克松这样的人。
我的看法是，如果被给与这样的机会，洛克菲勒应该参加内阁；我还进一步力陈，如果能当国防部部长，他会感到十分愉快。我认为，总统当选人几乎可以肯定会贯彻他公开宣布过的意图：当他自己的国务卿。而且，在我看来，国务院不能提供洛克菲勒的个性所需要的独立性。而作为国防部部长，他却能够满足他数十年来对国家安全的兴趣。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例子来看，我也认为国防部部长能够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起重大的作用。
我们随心所欲地讨论着这种种考虑，突然，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电话是从总统当选人办公室打来的，打电话的人是替尼克松安排约会的秘书德怀特·查平。他打断了洛克菲勒的战略会议，邀请我，而不是洛克菲勒，去见他的上司。这件事尖锐地反映了洛克菲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令人泄气的经历。回想起来，这个电话显然已经使得我们的讨论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又接着进行讨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参加午餐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电话的目的可能是建议我担任新政府中的重要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