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焦虑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感受之一，总有些事情让我们担忧、烦恼或者恐惧。有时，即使我们明明从理性上知道自己的担忧毫无根据，也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虑行为。
那么，焦虑到底从何而来？是否有更好的心理疗法来帮助人们缓解焦虑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恐惧和焦虑是进化而来的本能反应，威胁引发的行为出现就意味着恐惧和焦虑的体验出现。基于30多年来对情绪大脑的科学研究，著名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他认为，觉察威胁性刺激并产生条件反射行为是一种无意识的防御机制，即生存回路，人们有意识地体验到恐惧和焦虑感受则是另一种机制，需要大脑更高层次的认知加工。
勒杜主张，只有将这两个过程区分开，才能真正理解情绪运作的原理。同时，这一发现也将为针对焦虑和恐惧障碍的心理疗法以及药物研发带来全新的启示，即只有改变错误的认知信念，同时破坏无意识的威胁反应回路，才能使治疗效果更持久。
作者介绍
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
世界知名脑科学家，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亨利·摩西和露西·摩西科学教授，他领导着纽约大学的情绪大脑研究所和内森·克莱恩精神病学研究所，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因在记忆和情绪的脑机制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成就，勒杜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威廉·詹姆斯奖、美国哲学学会卡尔·斯宾塞·拉什利奖、费森国际认知科学奖、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美国心理学会唐纳德·O.赫布奖等。
在研究之外，勒杜也著有多部兼具公众教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图书，包括《情绪大脑》（The Emotional Brain）、《突触自我》（Synaptic Self）和《重新认识焦虑》（Anxious），其中《重新认识焦虑》一书获得2016年美国心理学会威廉·詹姆斯图书奖。
部分摘录：
畏惧承受痛苦之人，已在承受他所畏惧的。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
当我恐惧它的时候，它已经来了，但已不那么令人恐惧……
知死之必至，比知道死亡就在身边更难。
——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2]
焦虑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总有些事让我们担忧、恐惧、烦恼或为之感到压力，但我们的焦虑程度并不相同。有些人就像“杞人忧天”一样会担忧一切，但也有人“稳如泰山”，面对所有事情都能镇定自若。
我母亲就是一个很容易担忧的人。尽管她并没有非常焦虑，但她总是心事重重并且烦躁不安，有时还会抱怨晚上睡不着。不过，她这样是有理由的——我父亲是一个无忧无虑，或者可以说或多或少有些不负责的人，他属于那种能忘怀白天的一切、沾枕即睡的人。如果我母亲不操心，他们的生意——一家夫妻店——肯定不会生意兴隆。母亲张罗操办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她很慈爱、和蔼，有时会因想把每天所有的事情都完美解决而备感压力。我自己的性格大概是处于父母之间的。当我感觉日常琐事带来的压力将我推向焦虑与担忧时，我就会将我的性格向我父亲那头调整一点以求得平衡。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因为我会极快地回到自己本来的焦虑程度。
这不足为奇。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的焦虑程度是一种相当稳定的人格特质，[3]也是气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们为之焦虑的事件也总在变化，但我们总能回归平静，就好像人类天生就有一种能保护自身不受焦虑伤害的机制。
是什么使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焦虑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和反应不同。焦虑是非常主观的：一件对某个人来讲十分值得紧张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根本不值一提。想要不那么焦虑并不简单。那些具有焦虑特质的人会比不那么焦虑的人把更多的事情看作有压力的；对更容易焦虑的人来说，他们经历的事情很少会被他们归为“小事一桩”。
用“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来解释这一现象是对问题的回避——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各异？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大脑。正如我在《突触自我》[5]这本书里解释过的，虽然人类的大脑在总体的结构和功能上来讲是相似的，但在更精细的微观连接上，它们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不同使得我们成为独特的人。这些差异同时源于父母给我们的独特的基因组合以及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过的一切。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是塑造我们的一对搭档，而这种合作关系就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
焦虑：古老却崭新[6]
英文单词“anxiety”（焦虑）及其在欧洲各语言中的同义词（比如法语中的“angoisse”、意大利语中的“angoscia”、西班牙语中的“angustia”、德语中的“Angst”以及丹麦语中的“angst”）都来自拉丁语中的“anxietas”，而这个词又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angh”。[7]虽然“angh”有时候被希腊人用作“负担沉重的”或者“令人苦恼的”的意思（如“anguished”），但它最初是被用在关于躯体的感受方面的，如“闷”“狭窄感”或者“不舒服”。就比如，“angina”（心绞痛）这个词——一种由心脏疾病引起的胸口疼痛的身体状况——就源于“angh”。[8]
自古以来的文学、宗教著作以及艺术作品表明，人们对我们今日称之为焦虑的精神状态其实早有认识，即使那时候人们并没有为其贴上“angh”或者类似的典型标签。[9]例如，著名的希腊雕像《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见图1-1），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由于试图暴露特洛伊木马的计划而遭众神惩罚被群蛇缠绕噬咬，在他们的脸上就出现了焦虑（痛苦、担心和/或惧怕）。[10]希腊战神阿瑞斯有两个儿子，福波斯（恐惧之神）和得摩斯（惧怕之神）。他们陪阿瑞斯投入战斗，四处传播与他们名字相同的情绪。[11]在《新约全书》中，读者被告知“你无法通过担忧延长你的生命”。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13世纪时注解道：“当一个人惧怕因他的罪而要面对的惩罚，并且不再爱着他已失去的与上帝的友谊时，他的恐惧源自傲慢，而非谦逊。”[12]确实，在基督徒的世界里，焦虑总是与罪和救赎有关。[13]比如，在19世纪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以为焦虑是人类存在的关键，是一种我们对于自由选择的惧怕感。克尔凯郭尔说，焦虑开始于亚当在夏娃的苹果和上帝之间挣扎之时，并被保持下来成为人类每一个决定中都存在的因素。[14]
尽管“焦虑”一词经历了这样一段漫长的历史，但最开始“焦虑”并没有被人们看作一种麻烦的、令人担忧的心理状态或者精神病的来源之一。直到20世纪早期，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这一转变开始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将焦虑作为他关于精神病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15]早期的精神病理学家，如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6]对焦虑也有一些观点，但最后是弗洛伊德将病理性焦虑的概念详尽地介绍给了大众。[17]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焦虑是大部分（如果不能说全部）精神疾病的根源，[18]并且也是理解人类心理最核心的部分：“毫无疑问，焦虑是……一个谜语，它的谜底必将为我们人类精神的存在带来一束光芒。”[19]他把焦虑看作一种自然的、有用的状态，但这也是困扰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问题的一个共同特征。从那以后，焦虑便被看作以担心、惧怕、痛苦和忧虑为特征的心理状态。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一种“被感觉到的事物”，也是一种特殊的“不愉快的特征”。[20]跟希腊人一样，弗洛伊德特别强调要把“angst”（焦虑）和“furcht”（恐惧）区分开。他说焦虑只与焦虑状态本身有关，与引发焦虑的客体无关；恐惧则将人的注意力准确地引向客体。[21]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强调，焦虑描述了一种对危险的预期或为此危险进行的准备，同时因此而恐惧的状态，即使这种伤害的实际来源可能是未知的；然而，恐惧有一个确切的、让人们惧怕的客体。[22]弗洛伊德也对原始焦虑和信号焦虑进行了区分：原始焦虑有直接的目标（本质上是恐惧），而信号焦虑是没有目标的，并且信号焦虑包含因未来可能发生的伤害而感受到的更为泛化或更加不确定的感觉（本质上是焦虑）。
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充满压力的想法和记忆（多数与童年有关），常使人感到冲动，进而催生了焦虑。通过压抑这一防御机制，这些冲动被隐藏在潜意识中。当压抑失败的时候，这些麻烦的冲动就会进入意识当中，从而引发神经质焦虑。于是冲动就需要被再次压抑，或者通过神经质的“表演”来“满足”这种需求，进而疏解焦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目的，就是将焦虑性神经症，或者说焦虑性神经症的缘由带到意识层面当中，并消除它那秘密的、破坏性的力量。
存在主义哲学家，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23]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24]，为精神生活，尤其是焦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应以意识为中心。[25]例如，萨特不同意弗洛伊德强调心理的病理性以及潜意识的观点。他有一句著名的言论，“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存在先于本质），意思是我们通过自己所做的有意识的决定创造了我们自己。
存在主义者将焦虑看作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病态。在这一观点上，他们主要受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影响。在1844年（弗洛伊德出生前）出版的《焦虑的概念》中，克尔凯郭尔对恐惧（有明确的目标，类似于弗洛伊德的“furcht”，或者说原始焦虑）以及焦虑（一种未聚焦的、没有目标的、面向未来的恐惧，类似于弗洛伊德的“angst”和信号焦虑，但是对病理学的强调要弱得多，同时更关注意识）进行了区分。[26]由于焦虑并未聚焦于特定的目标，因此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惧怕）是由“虚无”引起的，这是一种绝望，它源自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并非基于这个世界，而是由我们的选择所定义的。我们通过做选择来防止重回虚无。[27]克尔凯郭尔是在存在主义者接受了他的观点之后才出名的，弗洛伊德在发展精神分析理论时显然还不知道他的著作。[28]
克尔凯郭尔认为，对于成功的生活来说，体验焦虑是必需的，因为没有焦虑人们就不会前进。正如他所说，“被焦虑教育的人也正面临着机会”，[29]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人会迎着焦虑前行。[30]他强调的焦虑对成功的重要性最终也被实验证明，即认知与完成生活中各种任务时的焦虑存在着倒U形的关系：不够焦虑，人就没有动力，但过于焦虑，也会导致不好的结果。[31]正如焦虑研究的领军人物戴维·巴洛（David Barlow）所指出的，没有焦虑，“运动员、艺人、高管、手工业者、学生，这些人的表现都会变差，创造力会减弱，甚至农作物也得不到种植。在树荫下消磨我们的生命将使我们实现那曾在快节奏的社会中长久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状态，而这对人类来说简直与核战争一样致命”。[32]
弗洛伊德和存在主义者阵营都给出了治疗焦虑的方法，但他们有不同的目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力图使人们摆脱过去的经历所带来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精神冲突，他把心理医生看作通过一层层的挖掘来展现过去的考古学家。存在主义的疗法把焦虑和其他内部冲突的来源看作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最好通过让我们在前行时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来应对。现今主流的精神病学是生物导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符合弗洛伊德的观点——焦虑可以变成一种病态的状态，需要用治疗手段来治愈我们混乱的大脑。今天，当代生物精神病学在认识到弗洛伊德重大贡献的同时，[33]也确实脱离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