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曾任职于高盛和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来说，每次金融危机的到来，他无疑都是处于金融震荡的“震中”，保尔森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采取的措施无疑值得我们深入阅读和思考。这本书如实地记录了保尔森在金融动荡中的重大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不仅仅包括保尔森的个人回忆，也包括与美国前总统布什、美国现总统奥巴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的会谈。
保尔森认为自己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本书中为自己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及其他华尔街公司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来说，在换作任何其他时候，他都会对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感到深恶痛绝，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可能瓦解现代金融系统，作为响应危机的第一道屏障，美国别无选择、必须出手救助银行
此外，保尔森在本书中透露了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国所持的态度。保尔森认为，当美国金融面临崩溃，世界金融体系走向灾难的时候，作为美国盟友的英国却背叛了美国，而俄罗斯也在美国处于金融危机时幸灾乐祸。唯有中国人，却坚持不卖出美国债券，为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而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局的变化，保尔森也做了如实的记录。在书中，保尔森真实记录了自己和奥巴马、麦凯恩以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的谈话。保尔森最后的印象是，奥巴马“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佩林却对经济危机和救市计划毫无概念。这或许能说明保尔森所在的共和党为什么会在大选中落败。
作者介绍
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美国前财政部长，入主财政部之前曾担任高盛集团的总裁。
1946年，保尔森生于美国中西部，在一个小镇的农场长大。1964年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是美国常春藤名校最佳橄榄球手之一。大四时，保尔森认识了温迪，温迪后来成为保尔森的夫人。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获MBA学位。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保尔森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保尔森的得意之作，是自1999年担任高盛总裁所取得的业绩。任职高盛期间，保尔森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金融高手之一，一度被美国媒体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2006年，保尔森接替约翰·斯诺，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很快，保尔森就面临着一大考验：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
部分摘录：
2008年9月4日，星期四 “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吗，汉克？”布什总统问我。
“总统先生，”我说，“我们要快速行动，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必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2008年9月4日，星期四的早晨，我们正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讨论陷入麻烦的两大住房金融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命运。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建议我们掌握这两家公司的控制权，解雇它们的老板，然后准备向两家各注资1 000亿美元。我担心，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房利美和房地美会把整个金融系统和全球经济拖下水。
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我喜欢与人坦诚相见。但我知道，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我们必须发动突然袭击，不能给它们喘息的空间。我们总不能大大咧咧地直接跟房利美的丹尼尔·马德或是房地美的理查德·塞隆说：“关于拯救你们的事，我们是这么想的。何不由我们来接管你们，把你们俩炒掉，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坑惨你们的股东。”这样一来，消息就会泄露，他们就会拼死抗争。他们会求助于国会山上的那帮位高权重的朋友们，或是诉诸于法庭，而因此导致的延误将在市场中制造恐慌。我们反而会引发我们竭力想要避免的大灾难。
我是只身一人来到白宫的，此前，我刚刚于早晨8点在财政部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吉姆·洛克哈特开了一个会。伯南克与我有同样的担心，联邦住房金融局则是“两房”的主要监管者。为了推敲行动方案和相关文件，财政部的很多职员都已经工作了一个通宵——在整个夏天，还有刚刚过去的那个劳工节[1]的周末，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以18小时计的。我们的工作仍未完成，但是求得总统正式批准的时候到了。我们想在那个周末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以确保赶在周日晚亚洲市场开盘之前把所有问题妥善解决。
在我向总统和他的顶级顾问们陈述我们的计划时，现场气氛异常阴郁。在场的顾问包括白宫幕僚长乔舒亚·博尔滕，副幕僚长乔尔·卡普兰，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拉齐尔，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基思·亨尼西，还有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吉姆·奈索（Jim Nussle）。就在前一天晚上，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刚刚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以一段鼓舞人心的演说接受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却压根儿没人提起这件事。圣保罗，就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深知形势的严重性。在不到两星期之前，我已经在白宫西翼通过秘密视频会议给远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中度假的总统做过简报，解释了我的想法。像他一样，我也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定信徒，我来到华盛顿当然不是为了把政府的钱注入私营部门。但房利美和房地美本身就是国会特许的严重依赖于隐形政府支持的企业，而到了8月份，我和伯南克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为了避免大灾难，保持住房抵押贷款融资的可用性，稳定市场，保护纳税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接管这两家公司。总统同意我的看法。
“两房”对于美国市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共持有或担保着超过5万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或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差不多占据了美国的半壁江山。为了给房贷业务融资，它们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发债者之一：合计接近1.7万亿美元。它们是市场中的常客，有时候一星期之内就要借入200亿美元之多。
但投资者们正在对“两房”失去信心——而理由也很充分。2008年截止当时，它们合计已经净亏损55亿美元。它们的普通股的价格已经一泻千里——房利美当日的股价是7.32美元，而短短一年之前还是66美元。此前一个月，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两次调低了两家公司的优先股的评级。投资者们开始躲避它们的产品，提高它们的借款成本，这令现存债务的持有人也越来越紧张。到8月底，两家公司都已无力在私人投资者中或公开市场上获得股权融资。
另外，整个金融市场也越来越不稳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股票都承受着沉重压力，我们也在紧张万分地关注着几家举步维艰的金融机构的状况，包括美联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在3月份，我们已经目睹了贝尔斯登的交易伙伴们（也就是借给它钱或者购买它的证券的其他银行和投资公司）突然之间弃它而去。我们熬过了那一劫，但房利美和房地美不一样，它们的崩溃将是灾难性的。小银行、大银行、外国央行、货币市场基金……似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持有这“两房”或是它们的交易伙伴的票据。投资者的损失将以百亿计，外国人将对美国丧失信心。这也许会引发美元资产的挤兑。
像往常一样西装革履的总统全神贯注，认真思考着我们的战术。他坐在他的蓝黄条纹扶手椅上，向前探出身子。我坐在他右侧的扶椅上，其他人挤在周围的沙发上。
我告诉总统，我们打算在次日下午召集“两房”的最高管理层与伯南克、洛克哈特和我开一个会。我们会宣布我们的决定，然后在周六向他们的董事会摊牌：我们会向两家公司各提供1 000亿美元的资本支持，另外还有追加数千亿美元的余地，确保它们都可以得到政府足够的信用支持。我们当然更希望它们会自愿接受。但如果它们不接受，我们会强行出击。
我解释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律师、银行稽查、电脑专家和其他方面的专业团队，随时可以涌进他们的办公室，控制他们的办公楼、交易厅、账簿和档案等等。我们也已经选好了首席执行官的接替者。房地美董事会成员戴维·莫菲特（David Moffett）将出任房地美CEO，他之前是美国合众银行（US Bancorp）的首席财务官——而美国合众银行是美国寥寥几家几乎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大银行之一。对于房利美，我们选择的是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的前董事长兼CEO小赫伯特·阿利森。（他当时正在加勒比海度假，当我第二天联系到他，软磨硬泡地劝他来华盛顿时，他最初是非常不乐意的：“汉克[2]，我还穿着拖鞋呢。我这里连套西装都没有。”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当我们第一次提出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白宫幕僚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两房”号称是华盛顿最具势力的两大街头霸王。但幕僚们喜欢我们这种魄力，总统也同样。总统对“两房”这样的机构有一种深深的鄙视，在他看来，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游离于核心地带之外的权贵圈子的一部分，在一帮政府官员和政治说客们没完没了地玩弄着权术的同时，公司靠着联邦政府的补贴而大发横财。
总统想知道我心目中的“两房”新模式应该是怎样的。而我的想法是竭力避免任何可能会在国会山的党派政治中陷入僵局的争论。要知道，“两房”在国会山既有密友，也有宿敌。
“总统先生，”我回答说，“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公开讨论这件事。没人敢说它们的模式没有大的缺陷，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但我们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场圣战。”
“你的建议呢？”
“我会把这说成是一个中场休息，把结构问题放到以后再说。我会对大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两房’和资本市场稳定下来，让美国成为它们的信用后盾，确保这个国家还有抵押贷款可用。”
“我同意，”总统说，“我现在也不会提出一种新模式。但我们要在正确的时机做这件事，而且我们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的做法只是暂时性的，否则这看起来就像是国有化。”
我说，我相信某种大幅精简的结构在长期来看是最有意义的，在这种结构中，政府支持的限度很明确，公司的功能类似公用事业。而在现在的模式下，利润归于股东，亏损却要由纳税人承担，这毫无道理。
总统站起身来，暗示会议结束。“看看他们会不会跑到国会去闹事，这太有趣了。”他说。
我离开白宫，走回了财政部，在那里，我们还得拟出第二天要对这两大抵押贷款巨头说的话。我们必须确保，一旦“两房”选择反抗，我们能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但一直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早晨的11点钟，我们依然在担心联邦住房金融局还没能有效地证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本短缺的严重性和立即接管它们的必要性。
联邦机构之间的合作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尽管财政部、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已经达成一致，联邦住房金融局却一直不情不愿。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只有联邦住房金融局有权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我们既要让他们明白这么做是正确的，又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依然大权在握。
在8月份，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洛克哈特合作，他和总统自预科学校时代就是朋友了。吉姆明白形势的严重性，但他们的人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最近还曾说过“两房”的资本是充足的。总统本人并没有干涉，因为他与一个监管者交涉是不合适的，不过他也坚信洛克哈特最终会不负众望。不管怎样，我一遍遍地在洛克哈特耳边提起总统的名字。
“吉姆，”我常这么说，“你也不想引发一场灾难，毁掉你朋友的任期吧，对吗？”
在前往白宫之前的那一天，我与洛克哈特通了至少4个电话：早上9点45分一次，下午3点45分一次，下午4点30分一次，当天晚上又是一次。“吉姆，这个周末必须完成，我们必须知道结果。”我坚持说。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不情愿是有历史原因的。它在2008年7月才刚刚成立，是来之不易的改革立法的一个成果。联邦住房金融局和它的前身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同样由洛克哈特领导）都是很弱势的监管者，与它们要监管的企业相比，它们在资源和力量上都处于劣势，而且受限于它们的规章和权力的狭隘性。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人习惯于像过去那样根据法定资本要求来评判房利美和房地美，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对资本充足率有高得多的要求。它们依赖于两家公司自身的判断，因为它们不像联储和货币监理署那样有进行独立评估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它们更倾向于先对“两房”提出违规指控，然后在申请法院同意之后再行变革。这种做法力度不够，而且很费时间，而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时间。
更麻烦的是，联邦住房金融局最近刚刚表示两家公司状况良好，就因为它们符合那些宽松的法定资本要求。洛克哈特担心，如果我们试图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迫使它们诉诸法庭，结果证明联邦住房金融局曾经说过它们没什么问题，那么对金融局来讲这无异于自杀。财政部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也有这样的担心。
我们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联邦住房金融局以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资本金问题，而且还派去了联储和货币监理署的稽查队伍帮助他们理解问题之所在，把问题细化到每一个美元。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资本缺口，我们要让联邦住房金融局的稽查员们也看到这个缺口。
洛克哈特已经很富技巧地让他的稽查员们拿出了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但直到星期四，他们依然没有把资本问题搞得足够清楚。我们只得派去更多的帮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也答应派她最好的人来帮我们。
最后，洛克哈特终于让他的稽查员们得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要么是这些人已经被吉姆累坏了，要么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要想化解这种危局并保护他们的声誉不受损害，立即接管“两房”是最好的方式。
星期四晚，吉姆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CEO打电话，召集他们于周五下午到联邦住房金融局在G大街（G Street）的总部开会，伯南克和我也会参加。（吉姆直到星期五的早晨才与马德直面沟通这件事。）我们特意将会议安排在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开始，这样一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市场已经收盘了。我们决定从房利美入手，因为我们认为它更有可能持对抗态度。
两家公司明显意识到有事将要发生，而我没过多久就开始感受到了抵触情绪。丹·马德在星期五早上给我电话，直奔主题。
“汉克，”他问，“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做了你所要求的一切。我们很合作。这是怎么回事？”
“丹，”我说，“如果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不会召集这个会议了。”
我们已经秘密操作了几个星期，没有泄露一丝消息，这或许创了华盛顿的一个纪录。为了避免曝光，我们在那天下午玩了一点儿小策略。我和我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和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驾车前往联邦住房金融局，为了不被发现，我们没有在路边下车，而是直接进了大楼的停车场。不幸的是，本·伯南克是从正门进去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发现了他，随后在报纸的网站上发出了这个消息。
我们在四楼与队伍的其他人员会合。相比雄伟、宽敞、铺满大理石、墙上挂着一排排名画的美联储和财政部大楼来说，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办公室截然不同。这里单调而又局促，地毯都只是薄薄的一层。
遵照计划，我们早到了几分钟，我一看到洛克哈特就把他拉到一边，给他打了打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但还是有点摇摆。对他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我们首先在吉姆办公室旁边的一个会议室里与房利美开了第一个会。我们已经要求两个CEO都把他们的主要董事带来。房利美的董事长斯蒂芬·阿什利（Stephen Ashley）和首席法律顾问贝斯·威尔金森（Beth Wilkinson）陪同马德前来。马德还带来了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H·罗德金·科恩，他是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知名银行律师，刚刚从纽约急匆匆地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