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对西方世界来说，如何摆脱创新系统性衰退的困境？如何应对经济下滑、民众幸福感下降的长期形势？
对中国来说，如何挖掘创新更深层的潜力？企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去应对变局？经济增长、国家繁荣的动力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
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一切的答案在于社会活力。
费尔普斯力主，大多数创新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
他在其前作《大繁荣》中肯定了大众创新的重大意义，与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导不谋而合。这次，费尔普斯联合几位经济学家，聚焦创新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深入阐释大众观念如何营造积极工作氛围、推动经济增长，最终推动国家繁荣等重大议题。
他们在这本书中用现代经济学严谨的分析方法检验文化、价值观、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的重要作用，把个人的价值观、热情、欲望、能力、创造性重新拉回到经济增长研究的聚光灯下。在前两部分中，他们从数据中提取了关于自主创新的时间序列，接着对价值观与创新之间关系的论点进行了检验，发现了哪些价值观对社会有正向推动。在第三部分，他们考察了机器人对创新和工资的影响。
《活力》将阐明活力社会和国家繁荣的联系，更为中国如何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充满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和可以借鉴的经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无疑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定也有重大启示。
作者介绍
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莱彻·博吉洛夫：智利天主教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与商学系助理教授。
云天德：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吉尔维·索伊加：冰岛大学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经济学教授，冰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部分摘录：
创新：高速增长的来源 第一章展示了本书所使用的数据，包括生产率和创新的跨国比较。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特征性事实，这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指明了方向：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TFP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放缓，到2005-2006年后已接近零增长。实证结果显示了创新的下降。
·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TFP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恢复，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即使在美国和英国，IT产业的创新似乎也并没有提升总的创新水平，也没有改善TFP增长。
·各国人均GDP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由TFP增长以及创新来解释，在一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战后恢复时期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TFP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世界最佳实践国家的追赶。
·各国在追赶世界最佳实践的能力上有很大差异。
·早期，英国曾是全球TFP领导者，但是美国成功赶上并在20世纪30年代取代了英国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多元的创新领导者出现。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只靠追随别人而成为领导者，对数据的任何理论或实证检验都需要允许多个世界创新中心的存在。
第二章 自主创新来源及其跨国传播渠道 20世纪初，至少有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在进行创新，随后扩散到整个世界。然而大多数现有针对宏观及产业层面生产率趋势的实证分析都没有考虑到多个创新中心的可能性。
我们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框架，用于研究创新（或TFP冲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及其随时间的演变。接着我们将其应用于数据，并给出了实证结果。
我们区分了对在国外产生并引进到国内的创新的采用，以及由给定的国家自己产生的自主创新。因此，这一区分使我们能够将研究范围缩小到各国无法归为外部创新的那部分TFP。
结果显示，二战之前，创新领域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全球领导者。在一战之前，自主创新的主要产生者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紧随其后。相对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主创新主要产生于美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时间里，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成功且快速地追赶上了当时的科技领导者美国，这一假设得到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实证结果的支持。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限定了1945-1972年在欧洲大陆观察到的TFP高速增长主要是来自对世界科技前沿的追赶而非自主创新。
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之前的1950-1972年，1972-2011年的TFP增长率在全球范围内有接近2%的萎缩。在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急剧下降之后，自主创新在美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部分复苏。而欧洲大陆的自主创新下降尤为剧烈，并且在七八十年代下降开始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有一个显著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对自主创新的强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科学发现带来的外生创新在数量上不具有明显的重要性。
第三章 IT革命时期的自主创新 本章主要关注IT革命时期的自主创新以及相应的生产率增长。首先，我们比较了这一时期各国自主创新的年均增长率，接着分国别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发展动态。结果显示，相比二战后的前一时期，创新传播网络在1990年之后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的年自主创新率在IT革命时期只取得了部分恢复：尽管相对于1970-1990年有所提高，但仍低于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水平。我们的估计结果还说明，欧洲大陆和日本甚至连这样温和的复苏都没有经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不同于二战后辉煌的30年，这些经济体在采用来自美国和英国的（IT）创新方面也反应相当迟缓。
第二部分 创新的根源及益处
这一部分共有4章，是关于在各国价值观体系下创新的根源，以及以工作满意度和劳动参与率衡量的创新的益处。第四章是对冰岛的成功创新者的案例研究。对这些创新者的访问是为了建立一套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尝试在国家截面上建立这些价值观与创新的相关关系，以检验拥有这些价值观的国家会具有创新性这一假设。在这一部分的最后，第七章证明了创新对工作满意度和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第四章 案例研究：冰岛的成功创新者 在本章中，我们建立了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及相应的态度，来描述4家成功的创新公司的创始人的特征。每家公司的建立都是基于一项自主创新，而不仅仅是对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发现和确定的这些价值观随后被用于在国家层面上对价值观与创新关系的研究。
我们采访这些创新者是为了建立一套有益于创新的个人和文化特征。总结如下：
·创新者喜欢工作的回报属性，愿意在高度创造性的行业工作，并且重视财务独立。
·创新者往往喜欢奈特不确定性。
·他们能够接受失败，并且不会过分在意失败。
·简单的法律法规（办事程序不会过于烦琐）有利于创新公司，获得融资和资金的便利性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一个员工不会害怕向老板说出自己想法的扁平式组织结构对成功的公司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商业关系的信任。
·面向世界市场而不是一开始就面向国内市场对于创新是有利的。
·容忍失败和赞赏冒险的文化会鼓励创新。
·拥有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福利国家可能在防止创新者的家庭遭受财务损失方面有所帮助。
第五章 价值观的力量 本章研究了20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价值观、制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我们使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来描述价值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对两个多维变量的互协方差矩阵提供了解释。为了进行典型相关分析，我们将一些观测到的量放到两个不同的变量集X和Y中，它们分别代表了潜在变量的两个多维分量，以下称为典型变量X和Y。变量X衡量价值观，变量Y衡量创新。
接下来，我们对X和Y中的变量分配权重，从而为每个变量集分别建立一个线性组合X*和Y*，以最大化典型变量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我们选择一组被称为典型函数的线性组合来最大化两个潜在典型变量X*和Y*之间的典型相关关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确定出几个不相关的分量或函数。
我们发现，在描述价值观和制度的一个潜在变量和测量经济绩效的另一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特别是我们发现，信任、采取主动、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愿望、教育孩子独立和接受竞争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反，教育孩子服从则可能降低经济绩效。一个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标（表示为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缺少监管）与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绩效是由本土TFP增长、引进TFP增长、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参与率和就业衡量的。生育率也包含在这个变量之中，作为衡量对未来乐观程度的一个指标。
第六章个人价值观、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在本章中，我们将一组发达经济体在1993-2013年的TFP年均增长率与一个现代主义指数联系起来，研究发现，我们的现代主义指数和以TFP增长衡量的经济绩效指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这自然无法作为因果关系的一个证据，尽管我们的实证策略就是为解决内生性和反向因果的明显问题而设计的。
首先，我们考虑几个发达国家在对经济生活的信念、态度和社会规范方面的个人层面数据，这几个方面的指标来自第二轮世界价值观调查。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分别设计了一个现代主义指数和一个传统主义指数，接着对这组发达经济体在这两个指数与TFP年均增长率和自主及引进创新之间建立相关关系。我们在现代主义指数和生产率增长及创新之间发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