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在清理学界关于中国先秦至隋唐时期对“天下”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重新返回史料，检视唐代以及汉代“天下”观念的具体含义及其变化的轨迹。作者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分析从先秦至唐代“天下”观念含义的变化，二是讨论这一观念落实为具体制度的过程，并选取两项重要的设置，即宫阙、华林园以及南郊祭天，来揭示古典国家观念如何形成国家制度，并具体发挥作用。从而揭示了天下观与天下政体结合的发展历程，提出一元化的天下型国家理念。同时又能考虑战国、汉代、六朝、唐代诸朝的时代特质，说明天下型国家如何受时代影响，但在时代变动之中仍有其不变的结构。本书涵盖领域广，内容充实而鲜明，视角独特，分析细密，新见迭出，富有启发性，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天下观、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不可不参考的力作，也对今天我们思考国家模式和实际秩序颇有启迪。
作者介绍
渡辺信一郎，1949年生于京都。1976年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博士课程学分修满退学。曾任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校长，现为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理事、日本传统音乐研究中心所长。
研究领域宏阔。从以农业经营分析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史、以经费论为主轴的国家财政史以及围绕专制国家的社会编成、意识形态、礼制仪礼等诸多方面，对战国至隋唐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社会論》（青木书店，1986年）、《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校仓书房，1994年）、《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柏书房，1996年）、《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校仓书房，2003年）、《中国古代の財政と国家》（汲古书院，2010年）、《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文理阁，2013年）、《中華の成立：唐代まで》（岩波书店，2019年）等。
部分摘录：
天下之名 一、“有天下之号”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汉王朝迎来了它的极盛期。《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概括其盛况曰：“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即使是唐王朝的极盛期，其国家登录户口数大概也只有九百万户、五千万人。所以平帝元始二年即使说是中国古代国家的顶峰也不为过。
然而四年之后，十四岁的平帝暴卒。再过三年，西汉就简简单单的灭亡了。平帝之死，据说是为皇后之父王莽所毒杀。王莽又从宣帝子孙中选出最为年幼、年仅两岁的广戚侯刘婴为皇帝，自己则仿周公旦故事为摄政，成为“假皇帝”、“摄皇帝”，事实上已经君临天下。
居摄三年（8）十二月戊辰之日，王莽至高祖庙，拜受藏于金匮之中的神命策书。又佩戴王冠，拜谒伯母王太后。然后返回未央宫，坐于前殿，发布了新王朝的创立之书：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虽然整个篡位过程不过是演戏而已，但王莽本人还是非常认真的。而这里所记的内容，即①天命之转移、②即皇帝位、③制定国号、④改元、⑤改历服色，也成为此后中国每逢改朝换代所必演的剧目。之前的秦朝与西汉，兴起于战国的动乱之中，凭借军事力量建立了新的王朝。其权力的来源与正统性显而易见，没有必要搞假惺惺的演出，事实上也无心顾及。这种演出的要求，出现于西汉权力初步稳定下来的文帝至武帝时期。修正秦以来的水德说，同时改历服色、建元，作为时代的课题出现于其时的朝议之中。王莽诏书的内容，既是这些议论的总结，又形成了新的礼仪与装置。王莽当权时期所形成的各种装置与制度，有很多为其后的王朝所继承。关于其历史意义，本书专设一章进行讨论。
这里要注意的是，国号——王朝之名——的制定。王莽将国号称为，“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王朝之名被定义为“领有天下之号”，始自王莽，并成为其后历代王朝国号观念的基础。分裂时期的王朝与异民族入主中国所建立的王朝，多单以国号称呼王朝之名。〔3〕但是在统一王朝的场合，则都将王朝之名明记为“领有天下之号”。例如北宋，“（建隆元年‹960›正月）乙巳，诏因所领节度州名，定有天下之号曰宋。改元，大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宋史》卷一《太祖本纪》略同）。再如明之洪武帝，“洪武元年（1368）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明实录》略同）。
意味深长的是清朝的国号。清之定国号为大清，在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据《大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天聪十年乙酉条，“（太宗）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入关以前，即入主“中国”之前，仅以大清为“国号”，是理所当然的。而蒋良麒《东华录》卷三崇德元年四月条则记载，“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号曰清”。蒋良麒《东华录》撰于乾隆年间，其时清就不单单只是国号，而必须是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领有天下之号”了。
如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王朝之名，不仅是国号，还是“领有天下之号”。这一传统创设于王莽，赋予国号以新的意义。那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二、围绕“有天下之号”的论争 围绕“领有天下之号”，不必说有许多意味深长的议论。下面试图择取其中的几例来思考“领有天下之号”的意义。其基本之例，见于东汉初期。
建初四年（79），章帝于白虎观召集博士、诸生等，讨论五经经文及解释的异同，并亲自判定是非。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即是以此钦定解释为基础而编纂的。其中有如下议论：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为子孙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礼，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著己之功业，明当致施是也。……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白虎通德论·号篇》）
据此，夏、殷、周的王朝之名，是为了将其对天下的领有与支配区别于其他王朝并表明应该实现的理念之美称。换言之，王朝之名乃是为了将本为普通名词的“天下”专有名词化的美称。这一美称体现了诸如大道、中和、道德周密等各王朝之德，即其基本理念。
对此，同时代的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其所著《论衡·正说篇第八一》中，他这样说道：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据王充之说，《白虎通德论》从今文《尚书》说，大概是从西汉后期开始成为主流的说法。〔4〕与此相对，王充根据秦、汉、新之例，断定各王朝之名不过是其所兴起的土地之名。因此可以说，对于领有天下之号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其表现了各王朝之德，是一种美称；一种则重视王朝之根本与初始，认为其指的是各王朝的发祥之地。两者在东汉初期的对立是很明显的。
后世的议论之中，有很多人赞同王充之说。例如，附于《春秋公羊传》何休《序》的唐徐彦《疏》中就有如下见解：
汉者，巴、汉之间地名也。……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天下为十八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之间，四十一县，都于南郑。至汉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项羽军，斩之。其年正月，乃称皇帝，遂取汉为天下号，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为天下号。
这是将王朝发祥之地进一步限定为受命之地了。
另外，西晋司马孚在关于魏明悼皇后称号的讨论中也说道：“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晋书》卷三七《宗室列传·安平献王孚传》）其后，唐宝应二年（763）太常博士独孤及于百官会议上提出的议文中，也可以看到“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为有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这样的记载。（《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已经很明确了。中国历代的王朝之名，不单单只是国号，还是为了将其对天下的领有区别于前代王朝而附加的称号，是针对天下的普遍性而将其专有名词化、特殊化的产物。而实现这一专有名词化的手段，是或者择取表现王朝之德的美称，或者采用历代王朝的发祥之地。若从实际来看，自秦、汉至于宋、辽，主要采用的是王朝的发祥之地，金、元以降则使用美称。对于自周边地域入主“中国”而领有天下的异民族或者自讨饭和尚崛起的一代英雄朱元璋来说，要将发祥地的名称作为其称号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在汉代经学的钦定解释中，也有意见认为王朝之名乃是表现王朝之德的美名。对于他们而言，选择表现其德的美称，是凭借经学的权威保证才被允许的。
三、“天子以天下为家” 关于“领有天下之号”或者“天下之号”，还有一件应该先明确的事情。这与“王朝”这一词语是相关的。在汉语中，“王朝”通常在“王之朝廷”的意义上使用。〔5〕而在dynasty意义上使用的“王朝”，则是学术用语。古典汉语中，与王朝相当的词还有朝、世、代、氏、家、室等。这里想关注的是“家”。前引王充《论衡·正说篇》，在介绍了今文《尚书》说唐、虞、夏、殷、周“领有天下之号”的由来之后，即称曰“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将唐、虞、夏、殷、周五个王朝称为“五家”。关于汉王朝与唐王朝被称为汉家、唐家，以及其中所实现的皇帝支配秩序的具体情形，尾形勇氏[1979]已经作了明快的论述。这里想再次作为问题而提出的，是周家、汉家、晋家、唐家等的具体含义。
《礼记·礼运篇第九》载，“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圣人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以《礼运篇》为代表，类似表现散见于汉代至于近世的史籍之中。较早之例如“王者以天下为家”（《论衡》卷一七《指瑞篇》）、“天子以天下为家”（《盐铁论·散不足篇二九》、《独断》）等。另外，北魏的韩显宗在论述财政问题时，也提到了“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这样的原则（《魏书》卷六○本传）。如此可以说在观念上，天子以天下为一家，且其家为一种公共领域。〔6〕对于天下这一公共之家而言，就应该拥有与其领有者相关联的名字。
庶民之家作为私家，拥有如刘氏、司马氏、李氏这样的姓氏。天下作为天子之家，名字也还是必要的。既然天下乃是统括百姓（百家姓氏）的政治公共领域，则领有天下的名字，就不能是如刘氏、司马氏、李氏这样的百家姓氏。因为那样就无法将作为天子之家的天下与百姓之家区别开了。天下之名必须是超越百家姓氏且与之异质的。于是王朝的发祥之地就成为了选择。
前引《论衡·正说篇》中，有“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的记载。虽然在不忘根本、初始的理念上是共通的，但是在姓氏的场合，重点在于与祖先的血缘联系；而在天下的场合，重心则在于所领有的地缘。关于这一点，《白虎通德论·号篇》中有如下见解：
不以姓为号何？姓者，一字之称也（私案：一字之称，文不成义。字当作家，形近而讹也），尊卑所同也。诸侯各称一国之号，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备有天下之号，而兼万国矣。
天下，并非仅仅只是百家姓氏／血缘的算术集合体。它超越了血缘性集合体而向外扩展，并且也超越了一国的地缘统合，而成为领有万国的地缘性广域统合体。《白虎通德论》是设定了由封建诸侯所构成的上古天下来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诸侯国，必须置换为郡县来理解。所谓天下，正是超越了郡县、诸侯国地域性统合的领域性统合体，是概念性的表现前近代中国之国家的词语。
中国的王朝之名，乃是超越了单纯的国号而领有天下的称号。天下则被视为其领有主体天子／王者之家，并以其发祥之地的名称作为家名，即天下之名。所谓汉家，指的是汉王朝，即汉之天下；所谓晋家，指的是晋王朝，即晋之天下；所谓唐家，指的是唐王朝，即唐之天下。天下虽为永恒、普遍的存在，但领有天下的却是有限的个别之家。为个别之家所领有的天下，为了与他家所领有的天下相区别，就被赋予了王朝之名这样的专有名词。王朝之名，即是所谓“天下”之家的名字。简单地说，相当于日本的屋号。
王朝乃是天下个别具体的存在，王朝之名即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王莽首次有意识地使用了这种王朝之名——即“领有天下之号”。此后，这一做法一直沿袭至清朝，成为中国专制王朝国制的象征。问题在于，超越王朝而存在的天下的内容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