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本用有趣故事讲透深奥经济学原理的书。不同于一般经济学书籍动辄使用复杂的数据和深奥的公式，本书作者郭凯虚构了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王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王二买火车票，卖粮，买地，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五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也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提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他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
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作者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读者。读懂了王二，就读懂了经济学，读懂了中国。
作者介绍
郭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的研究，专业方向为国际金融和中国经济，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政司副司长，专业背景过硬。他有多年在网络上写作经济学科普专栏的经历，善于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讲透高深的经济学逻辑。
部分摘录：
农民工、白领和五险一金 王二是个小工厂主，每年他都要雇不少工人来进行生产。
过去，雇工对王二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每年过完春节，到火车站，5000元一个月一口价，想雇多少就能雇多少，因为到处都是过完年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
后来，国家开始要求任何有正式合同关系的雇佣关系，都必须按比例缴纳五险一金，总共加在一起接近于工资的40%，名义上规定工人出10%，雇主出30%。王二心想，这么多工人找工作，我还怕找不到工人？我可不会多花那30%的冤枉钱，这钱得让工人出。于是，这年过完年，王二跑到火车站，还是开出了5000元一个月的工资，但跟工人说得很明白，40%的五险一金要从工资里面扣。换句话说，工人拿到手的只有3000元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加上2000元的五险一金）。别的工厂主也都是打着一样的主意。
工人们觉得不合理，抗争道：国家不是规定你们要交30%的吗？为什么最后40%都要从我们头上扣？王二说：“让我交30%也可以啊，那你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3000元，由我来交30%的五险一金，这有区别吗？就是一个做账的事情。事情的实质是，这五险一金最后是你们来出，而不是我王二出。”
工人们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的路进了城，觉得不接受这份工作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王二的条件。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多农民工觉得，过去一个月挣5000元，出来打工还算可以。现在凭空一个月少挣2000多元，还不如在家干点别的或者找点别的机会，于是不少工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慢慢地，工人真的开始陆陆续续走了，而且不止王二一家工厂出现这样的情况，周围所有工厂的情形都差不多。对很多农民工而言，5000元一个月的现金收入是他们出来打工的底线。现在底线被打破了，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就成了自然的选择。于是，王二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选择：提工资，或者停止生产。不久，到处叫嚷“民工荒”的王二不得不向工人开出了下面的条件：每个月5500元的工资。工人缴10%的五险一金，拿到手还是5000元左右的现金。剩下30%的五险一金由王二来缴。他这么一做，总算稳定住了不断流失的工人。
同样的好事却没有发生在王二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白领头上。这些白领也要求保持“税后”工资不变，王二对他们很明白地说：“你们不想干可以走人，市场上还有不少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干你们现在干的活的人。你们的工资已经不低了，40%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大家都得承担一点。”
中国的五险一金，其占工资的比例之高，和因此带来的工薪阶层收入的“减少”，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问题。减少之所以加一个引号，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五险一金和税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五险一金的缴纳都伴随着相应的福利：买养老保险对应的是未来的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在买房的时候意味着便宜一点的贷款。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被强制参与这样的福利，但事实是，缴的五险一金并不是永远被拿走了，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加上利息）在未来是可以被拿回来的。当然，如果政府食言，那就另当别论了。
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即使五险一金就是税，并不意味着所有打工的人收入都会因此而下降。事实上，不同的人群很可能面临很不同的情形。这里又有两层含义：
一是法律规定的税率并不等同于实际的税率。从前面王二雇工的例子就不难看出，不是说法律规定工人缴10%，雇主缴30%，最后就真的是这样。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工资是可以变动的。事实上，工资的变动可以让任何法律规定的税率都变得毫无意义。这里的意思是指，实际承担税负的和法律规定的税负如何分担可以毫不相干。上面王二的故事讲了两个很极端的情况，刚开始是工人承担了全部的负担，而之后是王二承担了全部的负担。真实世界的情形当然很可能不是那么极端的，但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税收的负担由谁承担，在不同的状况下，情况会是很不同的。
二是对工资征税的负担究竟由雇主还是雇员来承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其特点是，如果你愿意支付市场的工资水平或者略高一点，你就可以雇到很多很多的工人。但市场的工资水平整体上就是农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因此，如果你稍微降一点工资，立刻就会招来“民工荒”。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很大，将税收转嫁给工人是很难的。因为，工资稍微低一点，农民工就不干了，他们可以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没必要接受低于底线的工资。请注意，这里税收负担很难转移给农民工，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地位高、谈判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太低、谈判能力太弱，所有能够榨的油水已经被榨走了。因此，增加新的税，也不能再增到他们头上。
但对于收入相对较好的白领阶层则不是如此。这个阶层的收入是存在空间的，不是说收入高一点低一点就会影响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决定。而且，白领换起工作来也更困难一点。对这样一个人群，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较小，税收的负担反而会相对多地由他们承担。毕竟，如果真实收入下降10%～20%，这些白领也未必会走人，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又不能选择不工作。那在和雇主的博弈过程中，这些白领很可能会处于弱势，因此税收的负担反而会更多地落在这些人头上。最惨的就是那些非要这份工作不可的人，即使所有的税收都让他们来承担，估计也只能忍气吞声地认了。
所以，非常可以理解的是，对五险一金抱怨最多的就是都市里的白领，收入越高的可能怨言越大——他们可能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费用，而五险一金所带来的额外福利又相对有限。可是，不应忘记的是，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则可能是五险一金的受益者——他们承担的成本可能会相对较小，而五险一金带来的福利，虽然仍然很有限，但对这个人群而言可能是很显著的。
理解五险一金对不同人群的负担和福利很可能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网上发言。不说话的，有时候也许是受害者。但在五险一金的事情上，不说话的也许正是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