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20年，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每一个国家都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究竟是机遇还是陷阱？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强者恒强，而欠发达国家却往往多灾多难？世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在运转着？
经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即新兴七国）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温铁军团队再次执笔，将这些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次研究所选取的七个国家包括：越发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农村分布广泛，组织化程度低，产业经济难以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以及始终受制于“单一化”经济，未能完成工业化，并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而遭受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
七个国家七个故事，虽然他们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以及当前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将他们放在一起观察，却还原了世界格局的本来面目，对于理解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如何走出发展困境，都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作者介绍
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民政部、国家林业草原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国家、多个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称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部分摘录：
中国：产能过剩下发展模式的转型与金融化的矛盾 要明白当前中国的处境，首先得看清楚中国与美国两国的战略关系正处于重大转变期。
一、全球币缘-地缘格局重构背景：美中解除耦合（US-China Decoupling）
2014年开始，全球出现地缘及币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变局。唯有明白核心国家的竞争战略，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的局势，在纷乱无序中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个变动的核心环节之一就是中美正在解除过去20年的耦合关系。中国正在被美国推向战略对立面，并且被当作排名第一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果还称不上敌人的话）强制性纳入“新冷战”，采取各种手段实行“去中国化”。
（一）全球结构性失衡与中美的耦合关系
过去20年被认为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是新兴国家经济急速增长的阶段。但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是全球性的失衡。
首先是世纪之交国际贸易中美国与中国两大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的结构性失衡。[48]通俗地说，20世纪末期，美国“产能不足”，长期靠中国的过剩产能填补；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长期填补中国投资中的资本投入不足。由此，一方面美国加快了金融化进程：越多贸易逆差，就带来越多资本顺差。另一方面，中国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越多贸易顺差，就带来越多对冲外汇增发的国内货币，甚至超过货币增量的2/3——从主权货币向外储货币的实质性转化，因而被动纳入对美国金融化构成的“再依附”。由此带来恶性循环——只有不顾资源环境及社会代价而增加出口，才能维持外汇储备增加，维持基础的汇率（币值）稳定。
但中美共治这个被称为“G2”的所谓的经济互补关系，也由此埋下了因这种实质性的“双输”，而导致双方关系符合规律地走向对抗性矛盾的内因。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以金融虚拟深化扩张为本质的财富效应，带动全球进入总需求旺盛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在美国经济转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同期，一方面，“去工业化”客观上造成美国国内总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在高度“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长相对停滞，国内储蓄率极低，但低利率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极大地刺激了居民的借贷消费。这种金融化派生的结果是美国消费品大量依赖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造成其经常项目连续出现巨额赤字，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达到高峰。
相应地，与美国的经常项目失衡对应的，则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出口在只能使用美元结算约束条件下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由此，造成中国国内的其他结构性失衡：内部需求不足、国内总供给过剩、居民高储蓄率与政府高负债并行……除了资源环境与人文社会加剧恶化之外，其他失衡均与美国的失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互补关系，如图1-1所示。
图1-1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实体经济国家的关系
中美的耦合关系由一组双货币同步扩张的资本循环连接起来。
其一，美国对中国的庞大贸易赤字使美元大量以外汇净收入的形式流入中国，而中国央行只能被动地接受商业银行的大量结汇，并相应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支付外汇占款，遂使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被动地膨胀。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在加快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的同时，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张，埋下量化宽松政策连带投资扩张的隐忧。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所累积的美元外汇储备又在美国限制技术贸易的约束下大量回流，投入美国金融市场（债券市场），于是形成一个美元循环。中国美元储备回流使美国的市场流动性充裕，因而使得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保持稳定。因此，尽管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但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总需求下滑幅度仍然有限。[49]
其三，中国对美长期维持低价商品出口，既在需求方面抑制了美国本应发生的通货膨胀，又为大量美元储备回流、为美国的金融深化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些客观作用，成为21世纪中美战略接近的经济动因。
于是，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3、人口占世界1/4、贸易总量占全球1/5，两者无疑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另一组方向相反的对应关系也许更值得关注：美国加速金融化，虚拟金融投资规模在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等领域急速膨胀；而同一时期，中国却在实体资产和基本建设投资方面都形成了高增长态势。并且，这种官方推动内外投资增长拉动经济的做法，正在随着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延展。
上述情况表明，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尤其是2002—2007年全球化贸易的这段黄金时期，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各自不同的结构性失衡条件下，客观上派生出了互补性耦合关系。
（二）中美解除耦合与中国金融化的矛盾
过去全球化贸易体系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以各自结构性失衡为基础的中美互补关系，不管中美怎样同床异梦，过去20年两国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耦合关系，以至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数年前炒作诸如中美共治、中美国（Chimerica）等掩盖实质关系的概念。中国国内也有官员和知识分子曾经对这种所谓的“中美大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抱有幻想，极力主张要在美国的羽翼下继续发展利伯维尔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但转眼间便成了泡影。
由于美国近年推动内部再平衡及战略性调整，中美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弱，美国市场复苏对中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也已经大幅下降，留下中国的内部结构性失衡愈加严重。[50]
当前美国的战略性调整对全球格局最大的一项影响，就是美国强制把中国纳入“新冷战”，强行“硬脱钩”，结束过去十多年奇特的共生关系。中国虽然完全没有做好进入“新冷战”的准备，但仅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两国势必愈益疏离而分处于战略性对立面。
我们需要恶补的常识是：“冷战”本质上是战争，是以不造成全面热战为底线，但最终必须“决出胜负”的战争，因而也就没有经济理性可言。这也是美国一方面通过支持各种涉及主权的“独”势力惑乱中国，另一方面则大规模调整军事部署并向中国周边增加战争压力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中美处在不同的发展层次，各自应对不同的危机，因而导致双方规律性地演化为对抗性矛盾。所谓规律，在于中国2005年碳排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资源环境与食品安全等问题恶化，遂在2007年确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试图在发展战略上做重大转型和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做出调整。而在同期的2007—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接踵而至的金融海啸，誓言“改变”的美国领导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改变自己——放弃发展实体经济的初衷，转而把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新增流动性再度连续地投向虚拟资本利益集团。
当然，中美解除耦合、转向“新冷战”，体现出对抗性矛盾的本质，对中国反思此前的发展模式确有警示作用。不论“去中国化”的措施如何演化，也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中国像过去10年那样的双重成本转嫁，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再对美国有利用价值。相反，美国越深化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虚拟化危机就越恶化，就越需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榨取实体经济价值。简单而言，美国需要以其过剩金融资本全面进入中国实体经济，直接占有“资本化”的增量价值，就需要打击中国政府向本国金融资本的赋权机制，及时做空中国货币，或者强迫中国实现金融自由化以方便海外资本进出获利。
换言之，在此前的中美耦合阶段，美国的利益在于跨国企业在华投资赚取的庞大利润，并确保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债市场。当时跨国金融资本在中国“屯兵”，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差，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赚取汇率差价获利撤出。但中国内地一直坚持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以及坚持不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令跨国资本的美梦落空，只能麇集于香港地区兴风作浪。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在加速自主金融化，人民币也在通过不断地签订双边互换协定迈向区域性国际化。由此可见，中美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上的确出现了重大对抗性矛盾。
在中美解除耦合的现阶段，美国的核心利益仍然是保证强势美元地位，力阻人民币发展成为与其占国际贸易份额相符的区域性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防止某些区域加速“去美元化”。为此，美国一方面需要从货币及军事两面巩固自身的战略同盟，另一方面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要防止中国内部乃至在国际形成以人民币定价的优质资产池，并不乐见人民币资产发展成为能与美元资产竞争的避险性资产。
由此来看，跨国金融投机资本的策略在此阶段也发生了改变，就是利用中国加速金融化过程中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狙击人民币汇率，推波助澜，企图制造中国金融危机，希望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式的危机以更大规模在中国爆发，这样不仅可以劫掠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可以趁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收购中国的优质资产。亦即，就是希望俄罗斯卢布危机在中国重现。此策略一旦成功，将会是近50年来对中国人民财富的最大劫掠。
所以，美国符合官方与私人投机性资本的共同利益的策略，主要是敦促中国尽快开放资本账户及金融市场，解除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同时，在政治上让中国“去国家化”、政府失去调控经济的能力，最终使中国本来完全用人民币来推行本国实体产业和资源经济的自主“货币化”的经济过程，被美元或其他西方货币替代，不断地占有本来归属中国的“货币租”。
也就是说，核心国只有先借助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手段，对边缘国家实现“去国家化”，才能把这种“国家主权向本国货币赋权”形成的信用体系摧毁，才能彻底实现全球美元化与再殖民化。
明白这个大格局，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十次危机
（第三次输入型危机）
当前中国正处于自1993年开始的大危机压力下加速全球化以来最关键的转折期，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异常复杂。2015年夏天，在国内外金融利益集团夹攻下，国内发生多次股灾；人民币汇率内外两个市场逆向波动，造成外汇储备锐减；实体经济持续下滑的同时，资本出逃、就业下降……我们归纳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输入型危机，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金融资本无分内外”的全球化特征。
中国这种实体经济国家的当期危机并非某个国内因素孤立造成的，不是内生性的，仍然很清晰地具有输入型危机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近年来在世界虚拟资本极度膨胀压力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愈益虚拟化，愈益体现出币缘战略军事化的趋势——军事强权与币缘战略结合，炮舰与货币双管齐下，不断地制造对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多空投机，强制性地“剪羊毛”洗劫公共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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