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16年，世界正陷在一战的深渊中，上百万人命丧沙场，无数人员和物资被从世界各地送往前线。战争动摇了亚欧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革命的危机困扰着大半个世界。而在这动荡的表面下，一场更深层、更持久的权力转移大戏正逐渐拉开序幕，并持续塑造着今日的世界格局：自1916年起，美国开始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
在一战结束一个多世纪后，本书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试图从新的视角回答：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缘何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为何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从美国参战到全球金融危机，亚当·图兹描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重塑世界的过程。通过追溯各国如何适应美国中心的新格局，以及如何滑向法西斯主义。本书对当今世界秩序起源的论述，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作者介绍
亚当·图兹（Adam Tooze）
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兴趣为20世纪经济史和当代经济史，并广泛涉猎政治、思想和军事历史领域。代表作《毁灭的代价》获沃尔夫森历史图书奖和朗曼—今日历史图书奖，《滔天洪水》获 《金融时报》《新政治家》2014年度好书、2015年度《洛杉矶时报》历史类图书奖，《崩盘》获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经济学人》《纽约时报》2018年度好书等荣誉。2019年入选《外交政策》杂志 “十年来全球百大思想家”。
部分摘录：
处于平衡状态的战争 从西线的战壕里看过去，大战好像没什么变化——成千上万的人牺牲，只是为了争夺几英里的地盘。但是，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1]在东线以及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战线在不断变换。在西线，尽管战线几乎没什么变化，但这种静止状态其实是由于大规模的军队集结造成的。这种平衡十分不稳定，这个月是协约国掌握主动权，下个月就是同盟国了。1916年初，协约国方面打算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军队从不同方向依次发起一系列攻击，从而摧毁同盟国集团。正是预料到了这一强大攻势，德国于2月21日抓住机会，在凡尔登发起进攻。通过攻击法国防御链条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们或许就能将协约国杀得片甲不留。一场生死搏斗随即展开。到初夏时节，这场战役已经让法国投入了超过70%的兵力，并使协约国的集中打击战略几乎变成了一系列迫于形势的解围行动。正是为了夺回主动权，1916年5月底，英国同意进行开战以来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次进攻战，地点就在索姆河。
当战场上的压力已经接近极限时，外交人员也在紧张地忙碌着，把更多国家拉入战争的旋涡中来。1914年，奥地利和德国把保加利亚与奥斯曼帝国拉到了自己这一边；1915年，意大利加入了协约国；1914年，通过抢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日本参战；1916年年底，英国和法国把日本海军从太平洋召到地中海东部护航，以对付德奥两国的潜艇。巨额现金，以及能想到的各种外交手段，都被用来向欧洲中部最后一个中立国——罗马尼亚施压。如果能把罗马尼亚拉进协约国集团，将给奥匈帝国的软肋以致命一击。然而，1916年时，只有一个国家能真正改变战争的天平：美国。不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政治方面，它的立场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英国直到1893年才觉得应将它在美国首都的公使馆升格为正式的大使馆。可现在，才过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欧洲历史将如何写下去，似乎就得全看华盛顿方面对战争的态度了。
一 协约国的战略要想成功，就需要对同盟国发起一系列猛烈的军事打击，并配合以长期的经济遏制。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海军部不仅制订了海上封锁计划，还打算不再向任何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提供财政支持。然而，1914年8月，由于美国的强烈抗议，英国未能严格执行这些计划。[2]结果就造成了一种让人难堪的尴尬局面。英法两国没有动用它们全部的海上力量，但即便是不完全的海上封锁，也让美国很不高兴。美国海军认为，英国的海上封锁“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任何海战法律或惯例……”[3]但更具政治意味的是德国方面的反应。为了能反败为胜，1915年2月，德国海军利用U形潜艇，全面打击跨大西洋的海上运输。他们几乎能每天击沉两艘船，平均每个月能击沉10万吨位。然而，英国有着丰富的海运资源，因此，只要潜艇战持续一段时间，就免不了会把美国拉入战争。1915年5月的“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和8月的“阿拉伯号”（Arabic）只不过是最著名的两次伤亡。由于担心事态升级，8月底，德国的民选政府放弃了这“一战”术。在天主教中央党（Centre Party）、进步的自由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下令限制潜艇战。正如协约国由于不敢得罪美国而无法充分加强其海上封锁一样，德国的反击计划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流产。相反，在1916年春天，德国海军想方设法将英国大舰队引诱到北海地区，以打破海上僵局。在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中，33艘英国主力舰与27艘德国主力舰进行了“一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战争最终胜负难辨，双方都退回自己的基地，从此只在幕后发挥影响，成为争夺制海权时强大却安静的后备力量。
1916年夏天，协约国正竭尽全力在西线重夺主动权，但此时大西洋海上封锁造成的政治问题仍然没能解决。当法国和英国打算把“与敌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列入黑名单从而加强控制时，威尔逊总统难以遏制自己的怒火。[4]这就是“最后那根稻草”，威尔逊向他最亲近的顾问、来自得克萨斯的温文尔雅的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坦白：“我必须承认，我对英国和它的盟友已经快没有耐心了。”[5]威尔逊本人也不再满足于只进行规劝。美国陆军也许并不强大，但美国舰队在1914年就已经不容小觑了。它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而且，与日本和德国海军不同，美国海军引以为傲的是，它在1812年曾与英国皇家海军有过实战。对于镀金时代以来美国最伟大的海权论者、海军少将马汉（Alfred Mahan）的追随者来说，这场大战提供了一个无比珍贵的机会，可以借机超越欧洲，建立起对海洋航道无可争议的控制权。1916年2月，威尔逊总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发起一场运动，旨在获得国会同意，建造一支他宣称是“世界最伟大的无敌海军”。[6]6个月后，1916年8月29日，威尔逊签署法令，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海军扩军计划，分三年拨款近5亿美元，建造157艘新舰船，包括16艘主力舰。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从长远来看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1916年6月紧急船运公司（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的成立。这一机构旨在建立一支商业船队，与英国相抗衡。[7]
1916年9月，当豪斯上校与威尔逊讨论美国海军扩张可能给英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时，威尔逊的看法非常直接：“咱们建一支比它更大的海军，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8]对英国来说，这一威胁极其严重，原因在于，与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不同，美国一旦奋起，它显然是有办法说到做到的。不出五年，人们就会承认美国的海军与英国不相上下。从英国的角度来看，1916年，战争因此呈现出了根本性的新面貌。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遏制日本、俄国和德国曾是帝国战略中的头等大事；从1914年8月开始，最重要的事是击败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1916年，威尔逊明确表示要建立一支与英国海军旗鼓相当的美国海军，他的这一想法敲响了新的警钟。即使是在最好的时代，来自美国的挑战也是让人胆战心惊的。考虑到大战的需要，这一挑战就更加如噩梦一般可怕了。然而，美国的海军野心还不是欧洲人在1916年所要面对的唯一巨大挑战。[9]美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很明显了，但导致全球财政领导权突然转移到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争。[10]结果，这场战争不但重新定义了财政领导权的所在，更重新定义了领导权的真正内涵。
以现代标准来看，所有欧洲主要参战国在开始这场战争的时候，显然都具有强大的财务平衡、稳健的公共财政，以及大规模的海外投资。1914年，整整三分之一的英国财富由私人海外投资掌握。随着战争的爆发，除了调动国内和整个帝国的资源，还出现了庞大的跨大西洋融资运作。这使得欧洲所有政府都被卷入一种新的国际行为方式中来，但最主要的是英国。1914年之前，在巨额融资的爱德华时代，伦敦的领导地位得到公认。然而，国际金融在当时却是一项私人业务：金本位制度的指挥者——英格兰银行，并不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是一家私人企业。如果英国国家曾出现在国际金融当中，它的影响也是微妙和间接的。英国财政部一直待在后台。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这些无形的、非正式的金钱网络与影响力网络迅速凝聚成了一种呼声，呼唤一个更加坚实的、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霸权。从1914年10月开始，英国与法国政府提供数亿英镑的政府贷款支持“俄国蒸汽压路机”（Russian steam roller）[*]，指望他们从东侧粉碎同盟国集团。[11]1915年8月在法国布洛涅（Boulogne）达成协议之后，协约国三个主要成员的黄金储备被汇集到一起，以为储存在纽约的英镑和法郎的价值提供担保。[12]英国和法国轮流承担起为整个协约国集团商谈贷款的责任。到了1916年8月，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巨额花销，法国的信贷级别迅速下跌，以致只能由伦敦方面来担保纽约的一切了。[13]一个新的政治信用网络在欧洲建立起来，伦敦成为其中心。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用会计学的语言来说，协约国集团在战争融资上的努力包含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各国资产和债务重组。[14]为了提供担保物，英国财政部强行推行了一个购买计划，购买私人持有的北美和拉美一流证券公司的股份，兑之以英国国内的政府债券。这些外国资本一旦到了英国财政部的手里，就被用来为协约国集团从华尔街借贷的数十亿美元提供担保。英国财政部在美国所背负的债务，在英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上被它对俄国和法国政府新产生的巨额债权抵销了。但如果把这一庞大的资金转移看作现有财政网络不费吹灰之力的转向，则是低估了这一转变的历史影响，以及这座新的金融大厦的极度不稳定性。1915年之后，协约国的战争借款彻底扭转了爱德华时代财政的政治结构。
在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帝国富有的核心地带——伦敦和巴黎——的私人债权者向周边各国的私人和政府债务者借出了数十亿。[15]而从1915年开始，不仅贷款的源头转移到了华尔街，排队等候贷款的也不再是俄国的铁路或者南非的钻石开采者了。欧洲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正在向美国公民个人，或者其他任何愿意提供贷款的人借钱。一个富裕国家的私人投资者，用不受政府出借方控制的通货向其他富裕发达国家的政府发放贷款，这种形式的借贷不同于维多利亚晚期全球化大发展时人们所见过的任何状况。正如“一战”后的恶性通胀将要证明的，一个以本国通货来借款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找到一条摆脱债务的道路。潮水般的新纸币可以抹掉战时债务的真实价值。但如果英国或法国向华尔街借美元，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开始依赖于外国债权人，那些债权人则反过来对协约国表现出信心。到1916年年底，美国债权人已经给协约国的胜利投下了20亿美元的赌注。自1915年英国负责借贷后，承载着这样一场跨大西洋的资本运作的就是一家私人银行，即主宰着华尔街的J. P. 摩根，而它与伦敦金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16]这当然是一种商业动作，但摩根的这种行为也表现出了赤裸裸的反对德国、支持协约国的立场，同时也支持了美国国内对威尔逊总统最激烈的批评者——共和党内的干涉主义力量。结果，公权和私权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际结合。1916年夏天，在索姆河大规模军事进攻期间，J. P. 摩根为英国政府在美国花掉了超过10亿美元，至少占英国在那关键几个月里战争花销的45%。[17]1916年，银行采购处所负责的协约国采购合同的价值，已经超过了战前几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通过这些受到美国东北部商业和政治精英支持的、J. P. 摩根的私人商业合同，协约国集团得以调动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国经济，而且完全不需要得到威尔逊政府的许可。协约国对美国贷款的依赖无形中也使美国总统在战争问题上有了巨大的优势。然而，威尔逊真的能够运用这一权力吗？华尔街是不是太过独立了？联邦政府有办法控制J. P. 摩根的所作所为吗？
此前20多年，人们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到1916年，战争的融资问题，以及美国与协约国的关系，也成为这一争论的话题。1912年，距离内战结束、美国加入金本位制度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美国依然缺少一个能够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相提并论的金融机构。[18]华尔街一直在游说，希望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作为最终出借人。然而，1913年威尔逊签字批准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时，银行业对此还缺乏兴趣。如果以华尔街，尤其是J. P. 摩根来判断的话，威尔逊的美联储政治性太强了。[19]它并不是一个基于英格兰银行私有模式的真正“独立”的机构。1914年，随着欧战的爆发，这个新体系经受住了它的第一次考验。美联储和英国财政部采取措施，避免欧洲金融市场的关闭在华尔街引发崩溃。[20]1915—1916年，受一场出口导向的工业大繁荣的驱动，美国经济获得发展。为了满足欧洲战争的需要，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的工业区从整个美国疯狂吸纳劳动力和资本。但这只是加大了威尔逊身上的压力。如果人们允许这种繁荣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那么，美国在协约国战争中的投资很快就会变得极其庞大，以至不能出现失败。美国政府实际上将失去自由行动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自由在1916年时给了它这样的权力。
协约国方面是否有可能表现得好一些，减少对美国资源的依赖呢？毕竟德国在战时就没有享受如此慷慨借贷的好处。[21]但这种对比恰恰只是说明了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到底有多么重要（表1）。在消耗巨大的凡尔登战役和1916年夏天的索姆河战役之后，德国在西线继续了将近两年的防御战，同盟国各国只在东线和意大利战线进行一些花销较少的行动。与此同时，经济封锁使他们国内付出了惨重代价。从1916年年底的冬天开始，德国和奥地利的城市居民开始挨饿。保障后方的食品和煤炭供应并不是“一战”期间偶然出现的想法，而是能决定战争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22]经济压力需要一段时间来影响事态，但最终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德国在1918年春季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时，士兵大都饥饿不堪，无法维持一场长时间的进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没有来自北美的支持，1917年协约国不间断的进攻——4月的法军进攻香槟（Champagne），7月克伦斯基（Kerensky）在东线的攻势，7月英国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进攻——以及1918年夏秋季的最后总攻，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