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随着心理学与脑科学的日益普及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心智这个概念越来越常被提及，然而在一系列与心智有关的工作领域中，无论是临床、教育、智能、科研还是哲学，很少有人能说清心智究竟是什么。知名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丹尼尔·西格尔以其特有的跨学科背景和临床工作经历，提出了关于心智的明确定义，对心智的本质、如何培养健康心智、心智何时产生、在何处发生、对我们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层层深入的探讨。
在《心智的本质》中，西格尔融合了神经生物学、量子物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的zui新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心智观——心智存在于我们的内部，也存在于我们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在此基础上，本书回答了一系列古老而深奥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为读者带来关于自我、对身体、对周围的人以及整个世界的新认知。
作者下笔沉着、思考深入，每章先以自己的人生故事作为开场，再将这一经历中的心智的概念和理论娓娓道来，让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一场奇妙的心智探索之旅。阅读本书，每一个读者必能感受到大师的魅力和思考的乐趣。
作者介绍
丹尼尔 · 西格尔（Daniel J. Siegel）
●国际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临床教授。
●第七感研究所创始人，正念觉知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著有《全脑教养法》《第七感》《由内而外的教养》等畅销书，且在脑科学、心理治疗和儿童教养领域不断有开创性的作品问世。
部分摘录：
1990—1995年：海边涌现的心智定义 20世纪90年代被称作“脑的十年”(8)。
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走进糖果店的孩子，渴望将自己作为精神科执业医师对患者进行治疗的经验和作为研究者从被试那里得到的记忆和叙事方面的发现融会贯通，同时我也在不断尝试将其与当代脑科学的研究结果联系在一起。我在医院的儿科完成了临床训练和实习，之后陆续在成人精神科和儿童青少年精神科担任住院医师。当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拿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的奖学金；开始研究亲子关系对心智发展的影响时，我被委任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儿童青少年精神病临床训练项目的主任。我认真地接下这一重任，设法将我所学到的东西，包括心智发展的综合观点、关于大脑的新知识以及研究关系的科学汇聚起来，以便为下一代临床工作者设计出一门核心课程。与此同时，我与之前的老师和同事们一起在学校里做了一项研究，以便探究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脑和心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小组由40个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成员是学院派，也有几位医生。组员来自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物理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我们最初都是被“大脑和心智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这个问题吸引而走到了一起。虽然我们能够定义大脑是什么：它是位于头部的、由互相连接在一起的神经元和其他细胞组成的整体，并与整个身体和外在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但我们无法定义心智是什么。小组里的神经科学家主张用我们熟悉的“大脑活动”这个简短的字眼来定义心智，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却无法接受它，因为他们更关注社会性的心理过程，比如文化和语言。
我在前面提到过布鲁纳教授，他是教我叙事学的老师，我读研究生时是他的助理。布鲁纳教授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叙事并不发生在“个体之内”（within a person），而是发生在“人际之间”（between people）。我在课程论文里对受过创伤的个体的大脑如何加工叙事提出了疑问，即便如此，布鲁纳教授仍然敦促我“不要犯这种错误”，他要我认识到叙事的社会性本质。我们讲述的故事，即那些展现我们的记忆并揭示我们生活的意义的生命叙事，是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在研究小组建立之初，我正在探索关于依恋的研究结果是如何表明“儿童关于家长的叙事是儿童对家长的依恋关系最好的预测变量”的。我们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得出，虽然你的个人生命叙事乍一看是独立起作用的，但其实这种作用与儿童和家长之间的人际互动密切相关，这种互动促进了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我们称这一过程为“安全型依恋”。
我学到了这样一点：叙事是一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过程。这些叙事将我们连接起来，组成了一对一的关系，例如家庭和社会。我很好奇：心智中除了叙事之外的其他成分，即我们的感受、思考、动机、希望、梦想和记忆，是否也同样深植于关系呢？
我在那时遇到了一些人，与他们的持续对话和交流把我塑造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与路易斯·科佐利诺（Louis Cozolino），邦妮·戈尔茨坦（Bonnie Goldstein），艾伦·肖尔（Allan Schore）及玛丽昂·所罗门（Marion Solomon）成了亲密的同事和朋友。那时我既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一直持续到25年后的今天，也不知道这些关系能带给我这么多的激励和收获。与上述各位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路走来的关系成了我生命叙事的一部分。那时我还不知道对我专业发展帮助极大的三位恩师将在这10年中相继离世，他们是罗伯特·斯托勒、汤姆·惠特菲尔德（Tom Whitfield）和丹尼斯·坎特韦尔（Dennis Cantwell）。我们与老师、同事、朋友和家人的连接会深刻地改变我们自身。
MIND
关系就像一座大熔炉一样：我们的生命在关系中展开。关系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轨迹，也塑造着我们的同一性和对自我的体验，它能够促进或者阻碍我们的发展。
“人体既是疾病的源头，也是医学干预的目标”，尽管我10年之前就在医学院学到了这一点，但心智的范畴似乎比身体更宽泛。我们从叙事的原发性和社会性中学到的前述内容证实了一件事：我们生命意义的某些重要来源，即那些帮助我们建立关系、理解体验、相互学习的叙事，是植根于“人际领域”的。
当然，上述心智的要素同样可能与大脑功能有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已经通过神经病学了解了这些关联，得益于近年来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这种关联如今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变得更加完善了。不过，“依赖于大脑”可不等于“只依赖于大脑”，更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抱有的看法即“心智等同于大脑活动”就是对的。
因此，在布鲁纳教授的那门课的结课报告里，我写下了这样的回应：我想了解关系中双方大脑的神经活动如何影响其叙事的社会性。布鲁纳教授冲我摆摆手，脸上挂着失望，也许还有困惑。我随即意识到，在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道桥梁绝非易事。
后来我学到了一个叫作“融通”（consilence）的概念，它指的是从通常互相独立的多个学科中发现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我想，我在还不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探索心智的融通之路了。
然而，即使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未能找到学科间的共性，或许现实中仍然充满了这样的融通。也许神经过程和社会过程不像光作用于视神经和社会刺激作用于大脑那样简单，它们可能都属于某种更基础的加工过程，是某种更基础的东西构成的流。那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它又能促成什么？比如促成神经科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合作与对话，这可能吗？
我们刚组建不久的40人小组一开始未能达成共识。除了简短的“大脑活动”这个字眼，我们再无对心智的定义，这让我们难以就大脑和心智的关联建立统一的认识，更遑论找到一种有效的、相互尊重的沟通方式了。
我们眼看着就要散伙了。
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中关于精神障碍的疾病模型、声誉日隆的药物治疗手段，以及一句基于科学研究的断言，即“心智只是大脑的输出结果”。于是，围绕心智这一话题的讨论就变得十分尖锐：它“仅仅是”大脑活动，还是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因为大家对心智的本质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工作趋于停滞。作为小组的召集人，我与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有私交，他们都是我请来的。我感觉到自己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以便推动这些有思想的个体沟通并合作。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白天我会在一个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以试图找到某种能够让三文鱼从淡水环境向咸水环境迁徙的酶。到了晚上，我又会去预防自杀危机求助热线工作。作为生物学专业的大学生，我学到了“酶是生命存续的关键”；作为心理健康志愿者，我学到了“在危机情况下两个人情感沟通的方式可能关乎生死”。于是我就想，酶和情绪也许有某些共性，三文鱼的生存和人类的自杀也许有某些共通机制。难道大脑和人际关系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要素吗？换句话说，如果酶在能量活化过程中启动的分子机制能够让鱼得以生存，如果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沟通能够让希望不灭，那么生命自身是否可能依赖于酶的能量活化过程和情感连接的能量加工过程这样的基本转变？大脑和关系的本质中难道不能包含某种融通的基础吗？它们难道不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吗？这种联系大脑和关系的本质有助于揭示心智的特征吗？这种本质中是否存在着某些能为所有小组成员接受的东西，以免小组因为冲突或缺乏相互的理解和尊重而分崩离析？
在小组成员第一次会议之后的那周，我一个人在海滩上漫步良久，望着不断拍击故乡岸边的海浪，沿着圣莫尼卡湾（Santa Monica Bay）的海岸线一边踱步一边思考。想到海浪拍击海岸的情景，又想到我在这一带沙滩上度过的日子，我忽然感到了某种连贯性，它将彼时与此刻、海与陆联系在一起。我意识到联通大脑和关系的要素就是波，就是能量波。波在不断地改变，它们每时每刻都自发展现出新的形态，显现出一种动态的模式。也就是说，它们在不断地涨落、变化、发生和互相影响。
能量波表现为模式，即能量流随时间的变化。能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不同频率和振幅的光或声。我们也可以把时间关联到能量模式的涌现中去，这正是当代物理学家从他们关于能量和现实本质的理论中新近得出的启示。根据这些新近的观点，来自过去的、固定的能量波影响了现在的波的涌现，并导致潜在的、未来的波的展现。从固定到自发生成，再到开启未来，时间也许与能量在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连续谱上的变化有关。
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能量是可以做某事的“势”（potential）。这种势可以用概率谱系中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运动来衡量，有时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波函数或概率分布曲线。我们所体验到的这种能量流并非一种充满魔法的、神秘的、非科学的东西，而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基础。著名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200年前就记述了自己在电磁方面的发现，虽然我们或许无法像他那样看到环绕我们的能量场，但是能量场真实地存在着。虽然我们或许很少将能量的来源感知为一片可能性的海洋，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的发生。这既是能量的流动，也是概率函数的变化。
MIND
灯灭了，灯又亮了，房间里一片安静，然后你开口讲话，你看到某个人向你走来，原来是你的好朋友，他或她给了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这都是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能体验到的能量流。
某些涌现的能量流带有一种符号价值，其意义超出能量模式本身。认知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种符号意义就是所谓的“信息”。我如果胡言乱语或胡写乱画，这些东西或许就毫无意义，可是我若写下或说出“金门大桥”，能量就带有了信息，它代表了单纯的能量模式之外的某种东西，从一片可能性的海洋中显现了出来，变成了一种现实性。如果我再说个“埃菲尔铁塔”，从那包含着近乎无限可能性的广阔海洋中就显现出另一种能量模式，它表达的信息是一个语言符号，指代一座位于巴黎的人工建筑。
不过，并非所有的能量模式都带有信息。因此大脑和关系之间的共同要素或许就是能量本身，或者说，为了表述完整，我们或许应该称这种共同元素为“能量和信息”。在被问及这类问题时，一些科学家断言，所有信息都由能量波或能量模式承载；还有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宇宙本质上是由信息组成的，而能量模式则来自构成现实的基础，即一个由信息建构起来的宇宙。因此，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信息的表达都是通过能量传递实现的，或者说，将某种可能性转化为一个现实性的存在。这就是“果壳中的能量”了。无论遵循哪种视角，接受哪套理论，能量和信息都可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时有用的出发点，特别是当我们将二者合并为一个概念的时候。
每当能量随时间发生变化或者说流动时，能量模式或波就会产生，涌现于当下的每时每刻。尽管某些物理学家指出时间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即时间自身并非一个在流动的世界中独立存在着的实体，而是一种我们有意识地对变化所做的心智建构。但是，“流”这个持续发生和改变的概念很符合我们对精神生活的体验。科学家们一致认可一种观点，即现实充满了变化，包括时间上的变化、空间上的变化和概率曲线上的变化。概率曲线上的变化意味着能量在开放的可能性和实然的现实性之间运动。因此我们可以用流的概念表示时间、空间或概率的变化，甚至表示现实的其他组成部分。流意味着改变。我们可以用“随时间”这个概念代表追踪流的方式或现实中关于改变的诸多维度，比如“随时间流动”。如此一来，我所主张的心智的核心要素就应该被称为“能量和信息流”。
站在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的角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能量和信息流”是那个被称作“心智之起源”的系统的核心要素。
这个“心智之起源”的系统是什么呢？它自身是什么，它的边界在何处，它又具有怎样的特点？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系统的核心要素就是能量和信息流，但是能量和信息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我沿着海岸漫步，看着海浪拍击沙滩时，我忽然想到海岸其实是由沙滩和海水共同塑造的，海岸线的形成源自两者的合力，而非任意一方的单独作用。海岸线既是岸，也是海。
因此，心智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既存在于个体内部，又存在于人际之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