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套丛书的作者有颜之推、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王阳明、袁了凡、吕留良、陆陇其、曾国藩……
★ 这套丛书是为有志于亲近经典和传统文化的人，为有意尝试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家庭教育、希望与儿女共同学习成长的朋友量身定做的。
★ 这套丛书遵循统一的体例，从四个方面带领我们畅游文本的思想海洋：每篇有导读，每段有今译，关键词有简注，更重要的是，还通过整体的提炼，为当下读者的切实践行提供了参考。丛书的全部体例设置都围绕“实践”，有总括介绍、有具体分析，反复致意，不厌其详，其目的端在于针对根深蒂固的“现代习惯”，不断提醒，回到经典的本义和中华文化的根本。 ★“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集合历史上代表性的家训著作十三种，十六册，将历代家训资料中的经典名著和名篇，加以精心校勘整理，再加以注释、白话翻译、导读、实践提示，形成一个完整的家训系列丛书。该书最大的特色是：从现代家风建设和家庭教育的实践需求出发，针对普通读者，加以注释、翻译的同时，指出传统家教的现代意义和可行性方法，对因社会生活的变迁而需要加以变通和创造性转化的部分亦给出提示和适当的建议。
★ 此套丛书包括：《颜氏家训译注（全二册）》《女诫 闺范译注》《温公家范译注》《袁氏世范译注》《王阳明家训译注》《王心斋家训译注》《训儿俗说译注》《吕留良家训译注》《训子语译注》《陆陇其家训译注（全二册）》《曾国藩家训译注(全二册）》《左宗棠家训译注》《历代家训名篇译注》。
★《颜氏家训译注（全二册）》，颜之推，北齐文学家、教育家。一生颠沛流离，初仕梁，后被西魏俘获，逃入北齐，官至平原太守。北齐亡，又先后在北周、隋任职。《颜氏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自问世以来，便流传不绝，给予后代无数警醒与启示。颜之推所教给子孙的，全都是他自身所遵从的；所明示于家训中的，也全都是他自身所践行的。
★《女诫 闺范译注》，《女诫》七篇言简意赅，针对女性在传统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特点，教导妇女以谦敬守礼、贵柔处顺的方式立身处世；《闺范》一书共四卷，第一卷为嘉言，摘录了四书五经以及宋代以前的著述中关于女子教育的经典文本，由吕坤加以简注和阐述。其余三卷为善行，从历代史书中摘录了典型的女性模范事迹。
★《温公家范译注》，司马光用“家范”进行命名，其本意是要让这本书成为教家治家的典范、楷模。从内容构成来说，一方面他节录了许多儒家经典，包括《周易》《论语》《孟子》《孝经》等内容，另一方面他采辑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作为后人的学习榜样。
★《袁氏世范译注》，《袁氏世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对人生世相似乎了然于胸的长者把他的宝贵处世经验娓娓道来。更多地反映了宋代士人的价值观从理想性向现实性转化，从学术上向世俗方面转化，由重理论转为重视经验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指导。
★《王阳明家训译注》，王阳明，明代大儒、心学集大成者。他深信，“古人所有教其子者，不外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他能做到的，就是言传身教，居家躬行慈孝，外任则通过书信反复督导、训诫子弟以追求圣贤之学为首务，勤勉读书，磨砺人格，在日用常伦中去“致良知”。可以说，他的家教观是他“致良知”之学在家庭伦理教育上的运用。
★《王心斋家训译注》，共十四章，条理分明，内容详尽，说理透彻，践行亲切，广泛涉及良知、日用、学乐、格物、安身、造命、进退、出处等诸多层面，可以说囊括了一个人在世生活的全体。
★《训儿俗说译注》，袁了凡，“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故改号了凡。四百多年来，人们大多只知《了凡四训》，误以为这就是袁了凡所著的家训。其实，袁了凡写给其子袁天启的真正训子书是《训儿俗说》。在此书中，袁了凡以一位父亲的口吻训示其子，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既严肃而又亲切，既庄重而又和蔼，读之宛然如在目前。沈大奎赞其“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确非虚誉。
★《吕留良家训译注》，吕留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出版家。1645年，吕留良散家财，募义勇，与进入浙江的清军抗衡。屡经荐举不就，最终被迫削发为僧。吕留良借评选时文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这些内容在其家训中多有表现。
★《训子语译注》，本书以《训子语》为主体，补充以其他相关重要文字十三篇，是张履祥家庭教育思想文献的精编集成。作者语言凝练，情真意切，教导子弟时也是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处处体现着张履祥以修养德行为先、强调立志、倡导耕读相兼的思想理念。
★《陆陇其家训译注（全二册）》，陆陇其，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清代入祀孔庙第一人。陆陇其家训中的孝悌、仁爱、尊敬、节制等思想，以及读书、教育理念，虽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个人思考、实践的结晶，其中很多内容同样也适用于当下。如“孝悌”中的兄弟亲爱、齐心断金，“仁爱”中的体心行善、急公好义，“尊敬”中的尊师重傅、待师从厚，以及“节制”中的慎言、节欲，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值得今人深思。
★《曾国藩家训译注(全二册）》，曾国藩，晚清第一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最高统帅，后人将其一生概括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的言行与事功，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百多年来，曾国藩家训的各种传本屡经刊刻，并在李鸿章、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推介下，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亟需重塑中华家教家风的今天，曾国藩家训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中蕴含着适应当前社会需要并能灵活运用到当代家庭教育中的积极价值。
★《左宗棠家训译注》，本书以1920年上海铅印版《左文襄公家书》为底本，并参考《左宗棠全集》《左宗棠教子书》等著作，选编左宗棠分别写给儿子、周夫人和侄儿的家书共计八十二则，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基本保持了家书原貌。少数篇目只选取精华部分，将无关主旨的冗长部分做了删减。
★《历代家训名篇译注》，本书集成了历代家训之精华，收入中国历朝历代各领域代表人物的家书遗训，包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开创玄学新风的嵇康，“繁华落尽见真淳”的陶渊明，东汉开国功臣，马革裹尸、老当益壮的马援，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又为渊明好友的颜延之，西晋开国元勋，文武兼资的羊祜，被后人誉为“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的范仲淹等。
作者介绍
★颜之推（531-590）生于湖北江陵，祖籍山东临沂。北齐文学家、教育家。初仕梁，后被西魏俘获，逃入北齐，官至平原太守。北齐亡，又先后在北周、隋任职。颜之推博学多识，一生著述甚丰，但大多亡佚，今存《颜氏家训》二十卷、《还冤志》一卷（或三卷）。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作品存世七篇，《东征赋》和《女诫》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吕坤（1536年—1618年），明朝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他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主要作品有《实政录》《夜气铭》《招良心诗》等。
★司马光（1019年－1086年），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史》评价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万历年间，经过多方努力，阳明得以从祀孔庙，奉祀孔庙东庑第五十八位。
★曾国藩（1811-1872），晚清第一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高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左宗棠（1812-1885），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部分摘录：
约莫八九年前，读到日人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会》，内心深感忧虑：大前所指出的低智商社会的种种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已然随处可见。例如，书中关于家庭教育状况的陈述：“认为学校老师教给自己子女的东西都是时代所需要的，而作为父母的自己则把子女外包给了学校，从而主动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
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出各种现实的理由，来“主动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然而，当我们的子女沦为无用、无知乃至无耻之人时，难道仅仅对学校教育进行义愤填膺的斥责和辱骂，就能够改变既定的事实了吗？学校教育固然重要，然而，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它所关注的终究只是一个阶段。相比而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所关注的则更为长久。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简单地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全都划归给学校呢？今天的我们，对于子女教育，是否需要重新认识呢？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反思之下，我们的社会又逐渐关注起家教，关注起家风的形成。而家训则是家教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于是，关于古人家训的研究成了一股新的风潮。这自然是好现象，纵然我们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真正遵循古之家训施行家教，但最起码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应该承担起子女教育的责任。当然，也有少许负面的声音，比如：古之家训常常是以封建体制为背景的，自然少不了宣扬愚忠、愚孝等思想，如此一来，是否会重新塑造我们子女的奴性呢？这种思考自然不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是应该引起我们正视的。但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并不是拒绝古之家训，而是如何对古之家训进行批判的接受，这即是孔子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可见孔子也不是提倡全面复古，而是对古时的遗教加以总结、批判、演化，最终成为适应于当世的教导。而我们在对《颜氏家训》作梳理时，所秉持的也正是这种态度。
作为流传至今的诸多家训之一，《颜氏家训》有着“古今家训之祖”的美誉。有人认为，荣获这样的美誉乃是因为其规模之大，然而，以我之见，则恐非如此。古之有家训遗留给后辈子孙的，数不胜数，然而切实对家风之形成、子孙之人格产生重大影响，并流传至今的家训却并不多见，而《颜氏家训》则为其中的佼佼者。自《颜氏家训》撰成而垂示后世起，颜氏子孙中，可谓人才辈出，其中尤为显明的，即有文冠一时之颜师古，忠烈感天之颜真卿、颜杲卿。家训之功，以至于此，诚为古今中外之所罕见者也。
不仅如此，颜氏后辈对《颜氏家训》的敬仰、遵从，又是其他家族的后辈们所无可比拟的，而一旦《家训》遗失，则千方百计笃意访求；一朝访得，又详加参互校订，以恢复其本来面貌，以遗后人。并将家族人才兴盛的缘由，全都归功于《家训》的教导；家族人才衰弱的原因，则归结于《家训》的失传。“是皆奕叶重光，联芳并美，颜氏于斯为盛。谓非《家训》所自，不可也。自是而后，历宋而元，仕籍虽不乏，而彰显不逮前，岂非《家训》失传之故欤？”而一旦《家训》重新寻得，则又以为“天将复兴颜氏乎！”（颜广烈《颜氏家训序》，见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附录》）故知《颜氏家训》之中，自有其大义在。且诚如颜氏后人颜嗣慎所言：“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颜氏家训》既然能够对颜氏后代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也可以对其他家族、家庭产生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中选出优秀的部分，运用到自己的家庭之中，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家教、家风吗？正因如此，在家教极其没落的今天，对于《颜氏家训》，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从中发掘出适合于当代社会的训示，灵活运用到家庭教育之中，以重塑我们的家风。
然而，当今之世，学者们常常会依据自身的关注点而否定经典本来的真价值，我在拜读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的叙录时，便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毋庸置疑，王先生于《颜氏家训》的集解、点校之功，实为古今之最，不但前无古人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恐怕也少有来者可以与之比肩。然而，因为他所特有的价值观，经过层层推进，王先生终而否决了《颜氏家训》在训家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而将《颜氏家训》定义为“不失为祖国文化遗产中一部较为有用的历史资料”。于是，《颜氏家训》成了“研究南北诸史”“研究《汉书》”“研究《经典释文》”“研究《文心雕龙》”以及“治音韵学”“可供参考”的“历史数据”。我自然不能否定《颜氏家训》在以上领域的“历史数据”价值，然而，这样的研究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呢？难道《颜氏家训》中真的充斥着“庸俗的处世秘诀”（引号中皆为王先生语）？当真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采纳的家教思想？依我愚见，我们实在不可以如此将《颜氏家训》中的家教思想一笔抹杀。然而，因为王先生《集解》的巨大影响，导致以后诸多学者在研究《颜氏家训》时，大多将之视为一份文献资料，纵然是讨论其中的家教思想，也只是视作一套旧有的模式，而不敢明确转化为实践指导。可是，如此一来，《颜氏家训》的真价值也就被忽略了。
此次，我们受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先生之嘱，顺应当下重塑家风的风潮，对《颜氏家训》再作一番新的解读，以期为今日家风的塑造作出些许微薄的贡献，因而对《颜氏家训》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读。在研读之中，我发觉《颜氏家训》所述大多并非所谓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更非“庸人思想”，亦不是全然为封建粉饰太平的伪哲学。当然，鉴于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生存环境，其中少许思想确实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应该加以辨析和转化。总而言之，以我愚见，《颜氏家训》的正面价值远远超过其负面影响，而作者为了光大门楣、训示子孙所付出的苦心思虑，实在是当今诸多父母所无法体味的。鉴于此，我们将于本书中努力挖掘出其中有益于当代家教的部分，以期为当世家风的重塑提供引导和借鉴。
二 《颜氏家训》，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所撰。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人，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卒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享年六十。据《终制》篇，之推自称“吾已六十余，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则知《家训》是他晚年所作。相传之推是复圣颜子的后裔，然而，他在《家训》文中并未提及，这或许是后世之人的讹传。当然，说他是旧鲁国颜氏的后裔，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西晋末年，之推的九世祖颜含随着晋元帝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自此以后，世居建康（今南京）。后来，之推的祖父颜见远又随着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于是，又举家迁居江陵（今属湖北）。他的父亲颜协曾为梁湘东王萧绎的镇西府咨议参军，根据之推的自述，父亲死于他九岁之时。之推出生于江陵，垂髫换齿之年，“便蒙诱诲”，可谓家教极早。十二岁时，适逢萧绎讲解《庄》《老》，他也曾列为门生。然而，因为生性不喜欢道家学说，他便自行精研《礼记》《左传》，并且博览群书。他为学精进，终日不倦，学识就此大增。之推所作的文章典雅清秀，加上他才华横溢，深受萧绎赏识，也为当时的士大夫们所称道。由此可以推见，之推的一生应当可以顺顺利利，飞黄腾达。可是，根据他的自述，却发现他一生坎坷，曾多次沦为俘囚，历经生死磨难，倘若不是因为治学严谨、才能出色，加之深通世法而明哲保身，恐怕早已葬身于战乱之中了。之推不得大用于世，是一件可惜亦可悲的事，所以，于慎行先生说：“然余窃又以悲其不遇焉。以彼其材，毋论得游圣人之门，藉令遭统一之主，深谋朝廷，矩范当世，即汉世诸儒，何多让焉。然而播越戎马，羁旅秦、吴，朝绾一绂，夕更一绶，其志何悲也！”（《颜氏家训后叙》）然而，这也是之推的时运如此，又如何可以强求？
之推十九岁时，便被任为梁湘东王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当年，侯景攻进建康，次年将梁武帝萧衍活活饿死，立萧纲为傀儡皇帝。之推二十岁时，随梁湘东王世子萧方诸出镇郢州，次年，侯景攻陷郢州，之推与萧方诸全都被俘虏到了建康，这是之推首次成为囚俘。到了552年，梁军收复建康，侯景战败，湘东王萧绎被拥立为帝，在江陵即位，是为孝元帝。之推得以回到江陵，并被封为散骑侍郎，过了两年平静生活。然而，554年，西魏军又攻陷江陵，梁孝元帝被俘杀，之推再次沦为囚俘，被遣送至西魏。在西魏时，之推因为颇有文采，被大将军李穆赏识，还得到了一份代写书信的差事。然而，他一心想要南归，所以于556年举家冒险逃往北齐，准备借道北齐返回南梁，可是在北齐之时，他得知梁朝旧将陈霸先已废梁自立，顿时感到故国已然不复存在，于是断绝了南归的念头。此后，之推在北齐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这二十多年，是他一生相对安定的时期。因为他的才能，以及对世法的通达，先后担任过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郎等职。黄门郎一职当是之推一生“最为清显”者，所以，尽管《家训》完稿于晚年，那时他已经身入隋朝，被东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可他仍旧题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之推在北齐官场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时常被嫉妒、陷害，甚至有招致杀身之祸的危险，而北齐的皇帝如高洋、高湛等又是杀人如儿戏的暴君，之推能够平安度过，显然是凭借他有一套出色的明哲保身的哲学。他也将这套哲学写进了《家训》。于今看来，或许会显得有些过于自保，然而，对于身处重重危险之中的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正确的指引呢！况且之推并没有鼓励他人去谄媚和迎奉，而是提倡为了忠孝、仁义，“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正因如此，颜氏后世，方才会出现忠烈若颜真卿、颜杲卿者。到了577年，北周灭了北齐，之推第三次沦为囚俘，被遣送至长安，当时他四十七岁。581年，杨广灭北周建立隋朝，入隋之后，之推又为太子杨勇召为学士。时至590年，之推为子孙们留下了一部《颜氏家训》而后逝世。
之推有三子，名为思鲁、愍楚、游秦。思鲁，表示思念祖籍琅琊临沂（临沂旧属鲁国）。愍楚，表示哀怜被灭掉的江陵（江陵原属楚地）。游秦，则表示出游于关中长安之意（长安旧属秦地）。由之推为诸子所取之名，亦可见他为人极重情义。
本部分对之推的生涯作了概略的陈述，用意自然不是为之作传，更不是为其粉饰，而是为了呈现他一生的境遇，进而指出他思想中明哲保身的部分（主要见于《省事》篇），实在是有着独特的背景和特殊的遭遇。后世多有因之推“一生而三化”（由梁转魏，一化；由魏转北齐，二化；由北齐转隋，三化）而诟病于他，动辄讥讽他为“世故”为“圆滑”，却忽略了南北朝时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现实，而那些身为帝主者，又大多视臣子为犬马、草芥，却反而要苛求为臣者死忠，这难道还不是愚忠吗？如果换位思考，用心去体味一下在之推所处的环境中谋求生存的难度，或许就不至于如此轻言了吧！试问一下：倘若是易时易地而处，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像之推那样呢？以我之见，之推的过失，在于没有能够做到“无道则隐”，如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当然，南北朝时，纷争不已，战火纷飞，百姓涂炭，纵然是想要隐身而谋取太平，又如何能够呢？之推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为了家族考虑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终制》篇中，他表达了这一念想：“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既然如此，又何必过于苛责他呢！
三 家风的形成，自然在于家教。家风一旦形成，那就可以延续多世，这期间一旦出现卓越之人，便能够光大门楣。倘若如此，那就是整个家族的幸事，这也是祖先们的期望。而家训则是家教传承的载体，而且最好是形成文本。没有成文而单凭口口相传的家训，非常容易失传，纵然能够侥幸传下来，在传续的过程之中，也会因为口授而出现诸多谬误。所以，古时为人先祖者，大多愿意撰写家训以遗教于后代。
然而，家教的成功，实非易事。家训的撰写，更是不易。盖为人父母者，己身不正，而欲教养子女使之成人，实在是少有可能的。而家训中所记所述，如果不是自身所依循并践行的，却要垂示后代，那么，后代势必会以之为欺，斥之为妄，如此一来，又如何会遵从呢？更遑论塑造良好的家风？
返顾当世的家教，为人父母者大多要求、责备于子女，却不知道反求诸己，口口声声要子女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而自身的所作所为却是贪图小利、假公济私，乃至于勾心斗角、心怀不轨。子女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久而久之，自然会受到熏染，又如何还能够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呢？这就是上行下效。所以，应当知道家教的复兴、家风的养成，在乎父母，而不在于子女。
明白了这一点，自然也就明了之推的《家训》为何能够遗教于后代，且为颜氏世代奉为法度而不动摇了。实因之推所教给子孙的，全都是他自身所遵从的；之推所明示于《家训》中的，也全都是他自身所践行的。作为父亲，作为祖先，之推的一生，正是实践《家训》的最好榜样。要养成良好的家风，这或许是我们最应当深思的地方。
不但如此，之推在撰写《家训》时的用心也足以令人钦服。我们在研读《颜氏家训》时，深深叹服于之推的用心之密、用心之深、用心之良苦，也深深感受到他对颜氏家族的深情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经过反复思量、抉择，我想用七个字来表示《颜氏家训》的特征：广、细、精、慈、达、信、宜。
广，指《颜氏家训》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全面，从入胎、出生、启蒙教育，直至临终，全都有着相应的指示，其中涉及教育子女、兄友、弟悌、治家、风仪、节操、慕贤、劝学、属文、养生等近二十个方面。单就其所涉面的广泛而言，足可以称得上是家训之最。
细，若单单是广，并不可取，然而《颜氏家训》在所涉的诸多方面又全都能够条理清晰，对于该深入的方面，又悉皆作了细致的陈说。例如《风操》篇中对于种种避讳的陈说，极其细密。
精，广而细，已是不易，之推又能够对家教进行高度的提炼，对最易塑造家风的部分作了精准的阐述，如治家、风操、劝学、知足等。正因为他的所述极其精深，方可知此中所述全都是他亲身实践的心得，也方才能够激发后代们遵而从之。
慈，家训之撰，乃是为了垂示后人，自然离不开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然而，之推在《家训》中，则处处呈见他的一片慈心娓娓道来，令人读之倍感亲切。正因为他的慈心，对于他长篇累牍的教导，我们自然也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我想这也是颜氏子孙能够传续家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先祖的慈爱叮咛，而不是教训。
达，之于作文，《文章》篇中有甚多高见，足见之推乃是行家。然而，《家训》之文，却又不以词藻华丽为胜，而以辞达为准则。故而，之推行文，立论有理有据，所引典故、事例，悉皆为了准确传达主旨，绝不落空。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之推之《家训》，诚如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