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汝龙先生经典译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开始以简装小丛书形式陆续出版发行，至1965年，共出版了二十七集，收入二百余篇契诃夫的小说。这套选集每集取名活泼引人，且便于携带阅读，很快在读者中普及开来，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成为许多契诃夫爱好者的珍爱收藏。
应众多读者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这套选集。此次印行，仍延续旧版的选目编排，除个别集名因译文修订有所变更，其余保留了原来单本的书名。此外，现将原来的竖排按现今读者的习惯，改成横排，译文也替换为汝龙先生生前根据俄文本重新校订的译文。
原版中散见几篇汝龙先生撰写的文章，为便于读者查找研究，现精选出来，一并排入《打赌集》中。
收录书目如下： 1 巫婆集 2 出诊集 3 三年集 4 苦恼集 5 嫁妆集 6 食客集 7 灯光集 8 妻子集 9 恐怖集 10 爱情集 11 镜子集 12 彩票集 13 父亲集 14 新娘集 15 决斗集 16 艺术集 17 农民集 18 邻居集 19 醋栗集 20 教师集 21 老年集 22 孩子集 23 歌女集 24 仇敌集 25 美人集 26 医生集 27 打赌集
作者介绍
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其创作对世界许多作家产生过影响。与法国的莫迫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代表作有《变色龙》《套中人》《一个文官的死》等。
部分摘录：
从一八八五年起到一八九○年止，我们把它算做契诃夫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发展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中他一直住在莫斯科，大城市的生活给了他丰富的印象。
一八八四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科毕业。
他担负全家的生活费用。辛勤的工作损伤了他的健康。一八八五年他开始吐血，三年后又大吐血。这个医生却没理会自己的病，连生活方式也没改变。
一八九○年他做了一件在他一生中显得相当奇特的事情。他不顾旅途困难，千里迢迢地到库页岛——犯人流放地去了一趟。前后用去八个月，回来后写了一本专书《库页岛》。
他的文学才能渐渐提高了。一八八六年他结束了滑稽小报的工作，从此在大报和杂志上发表小说。一八八八年，科学院赠他普希金奖金。他成为第一流作家了。
他的创作态度开始谨严，一天写一篇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在他晚年自己编选的、包含二百多篇小说的全集里，这个时期的作品大约占了一半。
这里我们想结合他的作品探索一下他的思想发展道路。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不安分的客人》《没有结局的故事》《猎人》《天才》《彩票》等一系列的作品，如同前期作品一样，描写了许多丑恶的人物。他们多半有堂皇的外表，只是经不起作者一刺，就显露了原形：原来他们是那么专横、自私、贪婪、虚伪、虚荣、懒惰、卑鄙。这就表明作者在深入现实，见多识广以后，对他们的憎恶越发坚决。“在他的身上，庸俗遇到了一个严厉而公正的审判官”（高尔基语）。
但是作者对他们的否定，已经不单纯是着眼于他们的道德品质了。
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丑恶人物不仅在道德方面是肮脏的，而且在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有更严重的表现。《普里希别耶夫军士》里的专横军人是以欺压平民来满足自己的，《风波》中的家庭教师忍受暴虐的主人的侮辱，《老年》中的爱财欲望是以戕害一个弱女子的生命来求得满足的，《不安分的客人》中的自私性格已经发展成为见死不救的冷酷。在前期作品中，他们在跟别人发生关系时只暴露自己灵魂的荒唐可笑，没有使任何人受苦；现在他们已经超出可笑的程度，变得可恶了，因为他们在伤害别人。在旧社会中，这些人都是处在压迫者和奴役者的地位。
作者深入现实生活以后，社会生活向他表明：丑恶事物不是仅仅关乎个人品德的小问题，而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大问题。作者对丑恶人物的否定已经超出道德标准的范围，而是把他们看做社会的灾害来予以否定了。于是作者旧日的爽朗的欢笑收敛了，换来的是讽刺和谴责。
他的眼光已经由个人移到社会，他的人道主义也进了一步：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关怀，发展成为对被损害的弱者的关怀。
这就出现了另一部分作品，弱者成为作品中的主角。《演员之死》中的演员是在穷困中客死异乡的。《食客》里用两种对待食客的态度的对比颂扬了老工匠的热情，但他的孤苦无依却注定了他未来的厄运。《古塞夫》中的病兵葬身鱼腹是要由官僚制度代表者“两条腿的坏蛋”来负责的。《万卡》里的小小的孩子肩负着阶级社会的全部重担：高压、穷困、奴役、冷酷。……他们不是在道德丑恶的人物的欺压下受苦，但是他们同样是被压迫者。这些作品大都与丑恶人物无关，但它们带着更强烈的控诉音调谴责了阶级社会的压迫和被压迫的本质。
对一部分被压迫者的同情发展成为对一切被压迫者的同情，契诃夫跟俄罗斯的被压迫被摧残的人民建立了联系。从憎恨丑恶人物进而憎恨一切压迫者和奴役者，契诃夫成为俄罗斯统治阶级的敌人。
面对着黑暗的王国，契诃夫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黑暗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结论在作品里表现出来了。
前面说过，前期和这期作品中，那些否定人物在精神世界的丑恶上是一致的，他们的面貌大致也是相同的，但作者对他们的认识却已经起了变化。前期作品中《变色龙》和《谜一般的性格》里的主人公显然认为阿谀权贵，卖身投靠是正当的事。他们的特色就在于他们甘心做可耻的事，满足于自己的灵魂的污秽，他们是坚决的；因此，他们须对他们的污秽灵魂负全部责任。这期作品中的否定人物尽管做了许多性质严重的坏事，但是责任却不仅由他们自己来负担。《难处的人》中的专横的家长因为吝啬而发脾气，伤了一家人的心，可是最后毕竟拿出了钱。《安纽达》中的大学生卑劣地遗弃一个弱女，末了却回心转意了，虽然那是暂时的冲动，可也不能不说他的卑劣还不彻底。《侦讯官》中的丈夫实际是杀害妻子的凶手，他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罪恶。《苦恼》中的学生和军官所表现的淡漠，不能说是存心伤害别人，虽然实际上伤害了别人。一般的说，他们在作恶上都表现得不坚决，不彻底，甚至不自觉。
他们的卑劣和罪恶并不能因此减轻，作者也无意开脱他们。不过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研究他们的时候显然看出来他们的丑恶是外来的，而不是从自己的内部生出来的，冥冥中有一种什么东西使得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特别是中上层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害各种精神方面的病。这就不能完全责成他们的个人品质来负责，首先要负责的是社会。作者看出丑恶性格是一种病，一种社会的病，病原在于社会制度。先有病态的社会制度，社会里才会有精神病态的人。
另外一部分作品更鲜明的表现出社会制度的病态和它所造成的灾害。这部分作品表面看来，写的都是些荒唐的故事。《巫婆》中教堂职员的妻子的偷情是荒唐的，夫妇无端成为冤家尤其荒唐；《邮件》中邮差的乖戾性情多么可笑，他跟同车学生寻衅吵架尤其可笑；《吻》中的军官因为黑屋中的一吻而神魂颠倒，以致痴迷不悟，更是滑稽了。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那些荒唐事也只是日常生活的小波折。
荒唐的背后却藏着多少辛酸！旧社会创造了这样可怕的“日常生活”，不论教堂职员、邮差，或者下级军官，只要是为了吃一口饭，就不可避免地要钻进单调、无味、贫血的生活牢笼。邮差终生终世像机器那样坐着邮车跑来跑去；《巫婆》中青年夫妇过的是沙漠上的两只耗子的生活；军官遵照命令身不由己地练兵、行军、检阅。这是无形的刑场：为了适应这种毫无目的、毫无意义、毫无乐趣的生活，人必须变成没有理想、没有欲望、没有感情，甚至没有知觉的动物；这生活毁灭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美好品质，残酷地逼迫人走向精神的死亡。这生活的病态集中在这一点上：人为了求生而走进坟墓。小说中的插曲，如《巫婆》中的青年男子的出现，《邮件》中大学生的出现，《吻》中的不相识女子的错吻，事情本身虽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他们的生活的死水湖里却投进了一块石头，惊醒那些落在陷阱里的动物，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见自己在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他们身上的不甘死亡的“人的灵魂”就醒来了。他们的偷情、乖戾、痴迷，包藏着强烈的欲望：他们像是淹在水里的人忽然抓到一茎草，他们急于跳出陷阱，一心想过人的生活。等到这种欲望受到压抑，他们发现自己仍旧陷在生活的死水湖里，他们就变成真正的困兽。他们的满腔怨气曲折地表达了被摧残的生机的抗议，表达了对压迫的反抗，对社会的控诉。
如果说他们是因为穷苦才被这种可怕的生活所俘虏，那么这个陷阱也并没放过生活饱暖而只愿自己安乐的人。《薇罗琪卡》中的青年沉醉在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里，显得何等安乐，可是临到薇拉出现，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感情多么枯萎，断定这是“灵魂的萎谢，在美丽面前无动于衷的麻木，由教育、没有目的的生活、谋生的奋斗、公寓中的独身生活所养成的未老先衰”。他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薇拉的求爱，不仅是由于钟情，还因为她要跳出那种死水的生活，她已经看出只有衣食饱暖却没有任何内容的生活中所隐藏着的危机：“我在这儿住不下去！……我受不了永远不变的平静和没有目的的生活，我受不了我们那些没有光彩的、苍白的人……他们都温和，亲热，因为他们都吃得挺饱，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奋斗或者痛苦。”她的绝叫实际上是不甘心于精神的死亡。在作品里，所有这些人物的生活和痛苦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来负全责。在这里，作者看出这种病态的生活首先要由社会制度来负责。先有荒谬的社会制度，这才产生了荒谬的生活。
同样，在以弱者为主人公的作品《万卡》《古塞夫》《食客》里，那些善良的、无辜的人民的痛苦应该由谁来负责呢？作品里显然没有把万卡的厄运完全归于鞋店老板身上，万卡即使换一个主人，也不见得命运会好转。古塞夫的死亡的负责人甚至没在作品里出场。《食客》中的老人的潦倒也不能由小店主的缺乏同情来完全承当。——先有把人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社会制度，这才有活不下去的被压迫者。
一八八九年契诃夫在一封信上说：“我认为顶顶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热爱、绝对的自由——摆脱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管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一个大艺术家，这就是我所要奉行的纲领。”他渴望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社会里面，人能够正常地、全面地发展，人能够活得像人。
这个时期他的所有作品都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使人的精神世界丑化，使被压迫者活不下去，它不容人正常地发展。为此，在这些作品里，契诃夫对俄罗斯的腐朽的旧社会做了严正的批判。
这些作品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和生活，却包藏着丰富的思想，它们带着巨大的说服力量教育读者，使他们认清旧秩序的丑恶，憎恨它，使他们不能安心地在这黑暗社会里生存下去。
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推动了契诃夫在此后的岁月中如饥如渴地寻求一条他目前还看不到的、通到光明的未来的道路。
也正是这种热爱，才使他在没有看到那条道路之前，无法抑止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苦难的满腔关切和焦虑。
这里必须提起一种有相当影响的见解。
反动的文艺批评家谢斯托夫说：“契诃夫是绝望的诗人。在他的文学活动的二十五年当中，前前后后，他顽强地、哀伤地、单调地只做着一件事：用各种方法扑灭人类的希望。”民粹派文艺批评家米哈伊罗夫斯基警告读者说他在契诃夫的眼睛里看见了“恶的火焰”。（以上均引自英译文。）他们的意思是说：契诃夫怀着冷淡的、绝望的心情描写社会的黑暗，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是悲观主义者。
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个时期契诃夫的一部分作品的调子；它们的确不是明快，而是沉重。这种调子通常叫做“契诃夫的忧郁”，而这“忧郁”往往又理解作沮丧没落的呻吟，充满悲观绝望的心情。
又因为契诃夫没有看见祖国前进的具体道路，这就助长了这种见解，认为契诃夫的眼前确实一片漆黑，因而悲观绝望。这个问题便显得更复杂了。
但是这个问题不论怎样复杂，却有一个关键：
契诃夫是乐观或者悲观，那最后的分界线在于他对祖国的光明未来有没有信心。
这种信心不能凭空产生，须有现实的依据。这依据只能是对人民和人民的力量的认识。因此，契诃夫有没有这种信心又取决于他对人民力量有没有认识和信心。
或者，契诃夫对人民力量没有认识，不相信人民，于是在他眼睛里，黑暗势力占据了整个社会，这黑暗是永久的，没有力量可以克服的，祖国前途一片漆黑，契诃夫是悲观主义者；或者，契诃夫对人民力量有认识，相信人民，于是在他眼睛里，黑暗只是社会的一面，这黑暗面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祖国前途是光明的，因此，契诃夫不是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