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马克斯·韦伯作品集（套装9册）》包括《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支配社会学》《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的支配》。
选编自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及“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囊括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与研究精髓。
1.《学术与政治》一百年前的韦伯命题，今日知识人的共同困境。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最具代表性作品，探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著作。
3.《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一本不可或缺的社会学入门书，深入了解韦伯学术的基础和核心概念，系统地展现了韦伯本人，对“理解社会学”研究典范的全盘性设计。
4.《支配社会学》对“权力与支配”的社会学研究，韦伯社会学“功力最纯熟与最精致的部分”，通过研究宗教与政治的交互影响，进一步探讨其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关系。
5.《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与西欧不同的地方，以此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
6.《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对亚洲而言，举凡超越现实利益的思想，很少能不将其根源追溯到印度的，尤其是印度的救赎宗教，在整个亚洲地区扮演了类似于基督教的角色。
7.《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研究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及对于政治与教育的影响。宗教社会学是韦伯晚年研究核心所在，在比较宗教社会学中的地位举世公认。
8.《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将韦伯作为历史学家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通过韦伯对支配类型的研究使其与宗教、法律与经济史的研究贯串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9.《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的支配》法律到底是怎么来的？法律的演讲过程如何？深入浅出探讨了“法”的缘起与变化，阐明了法律与人的关系。
作者介绍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4.21—1920.6.14），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小城埃尔福特。1882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92年起，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逝。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涂尔干三人，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在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中，马克斯·韦伯的地位至今仍然无可质疑，其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他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部分摘录：
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 在一个各种宗派信仰混杂之处，只消一瞥其职业统计，往往便会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此一现象在天主教的报章与文献[1]及德国的天主教会议席上一再引起热烈的讨论，那就是：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2]。不只是在信仰宗派之别与国籍之别相一致之处，也就是与文化发展程度相一致之处，就像德国东部地区的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那样，而是几乎举凡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于其兴盛时期里大展手脚、按其需求而致使人口在社会上产生阶层分化而职业上产生结构分化之处——而且情况越是如此，就越是明显地——在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上显现出这种现象来。诚然，在近代大型工商企业里，基督新教教徒在资本拥有[3]、经营领导与高阶劳动上的相对优势人数[4]，亦即相对于新教徒占整体人口的百分比来，他们在此等事务上的超高比率，部分而言要回溯到历史的成因上[5]，而且可以推溯到远远的过去，在其中，属于何种宗派似乎并不是经济现象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倒可说是其结果。要从事上述这些经济职能，部分是以资本拥有、部分是以所费不赀的教育为必要条件，多半是要两者兼备，而现今则非得是遗产继承者或是某种程度的富裕人士不可。昔日帝国的许许多多极为富裕的、受惠于自然与交通且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大多数的富裕城市，在十六世纪时皈依了基督新教，而此事的后作用力如今仍使基督新教徒在经济的生存斗争里受惠不已。那么，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历史问题：经济上最为发展的地区为何会对宗教革命具有如此强烈的倾向？答案绝非如我们一开始所想的那么简单。诚然，自经济的传统主义里解放出来似乎是个重要的契机，此一契机必然强烈支持了怀疑宗教传统与全面反抗传统权威的倾向。然而，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点，也是如今往往被忘怀的一点是：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的确，旧有的是一种极为松弛的、实际上当时几乎让人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形式上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人们所能想见的最为广泛的程度、深入到家庭生活与公开生活的所有领域里、对于整体生活样式无休止地苛责与严阵以待的规律。天主教教会的支配——“惩罚异端，但宽容罪人”，以往如此更甚于今——如今仍为呈现彻底近代经济面貌的民众所服膺，如同十五世纪末世上所知最为富裕、经济上最为发展的地区的人们之服膺于它那样。加尔文教派的支配[6]，如其于十六世纪施行于日内瓦与苏格兰，十六七世纪之交施行于尼德兰大部分地区，十七世纪施行于新英格兰以及一度于英国本身，对我们而言，是教会所能施加于个人的统制里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一种形式。当时旧有的城市贵族的广大阶层，不管是在日内瓦或荷兰或英国，感受正是如此。出现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宗教改革者所加以非难的，并不是教会对于生活的宗教支配太多，而是太少。到底为什么，当时正是这些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度，而且，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在这些国度里正是当时经济上崛起的“市民的”中产阶级，会忍受那种史无前例的清教的专制暴政（puritanische Tyrannei）？不只如此，还为了要替其辩护而发展出一种英雄主义？就这样一个市民的阶级而言，英雄主义还真是空前绝后闻所未闻的，就像卡莱尔不无道理所说的，这是“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7]。
然而，进一步来看，重要的是：或许如我们所说，在近代经济里，基督新教徒于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了较重的分量一事，如今部分而言必须理解为这不过是他们在历史传袭上平均较有利的财产条件的结果，但另一方面，种种现象显示，因果关系无疑并非如此。在这些现象里，稍举几例便可明白：首先，不管是在巴登、巴伐利亚或匈牙利，一般确实可见的是，天主教徒的父母通常给予其子女的高等教育的种类与新教教徒的父母所给予的大异其趣。天主教徒在“较高的”教育机构的学生与毕业生里的百分比，整体而言远远落后于天主教徒在人口里所占的比率[8]，此事在很大的程度上或可归因于上述遗产继承的差别上。不过，在天主教徒的毕业生当中，从近代的，特别是为了技术研习与工商职业做准备且一般而言为了迎合市民的营利生活之故所设的特定的学校——诸如实业高中、实业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的百分比，同样也明显远远落后于新教徒[9]，然而提供人文高教的预备教育却是他们所偏好的。此一现象是上述方法所无以解释的，而相反，此一现象本身却必然足以说明天主教徒较少从事资本主义营利的缘故。不过，更加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天主教徒较少参与近代大工业的熟练劳工阶层。工厂大幅度地从手工业的子弟那儿补充其熟练的劳动力，也就是让手工业为其准备劳动力，并在准备完成之后将之交付给企业，而此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在基督新教徒的雇工身上远比在天主教徒雇工那儿本质上强烈许多。换言之，天主教徒的雇工显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意愿，所以比较多成为工匠师傅，而基督新教徒则相对较多流入工厂，为的是在这儿占有熟练劳工层与工业经理层的高阶位置[10]。在这些事情上，因果关系无疑是这样的：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以及特别是此处经由故乡与双亲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制约的教育方向，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与往后的职业命运。
在德国，天主教徒较少参与近代营利生活一事之所以如此突出，正是因为这与自古以来[11]且于今仍是的那种经验背道而驰。民族上或宗教上的少数者，作为“被支配者”而与作为“支配者”的另一个集团处于对立的情况下，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的被排除于政治上的有力地位之外，通常特别强力地被驱往营利生活的轨道上，而他们当中最具天赋的成员，由于在政治活动的舞台上毫无用武之地，故而试图在这方面满足其名利心。在俄国与东普鲁士踏向经济繁荣发展的波兰人，很明显便是如此——情形与他们作为支配者的加利西亚[12]地方相反——还有在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的休格诺教徒、英国的非国教派与教友派教徒[13]以及——最后但非最微末——两千年来的犹太人，也无非是如此。然而我们在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却看不到一丁点这样的作用，或者至少没什么显著的事实，即使是在过去被迫害或仅只被宽容的时代里，不管是在荷兰或在英国，他们也和基督新教徒相反，并没有显现出什么特别突出的经济发展。实情反倒是这样的：基督新教徒（尤其是后面特别要加以详究的某些教派），不管是作为支配者阶层也好，作为被支配者阶层也罢，也不论是作为多数者或是作为少数者，在在展现出一种走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而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是身处这样的或那样的地位，过去跟现在都看不到同样的倾向[14]。因此，生活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须从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质当中来寻求，而不是单只求之于其一时所处的外在历史—政治情况[15]。
重要的是，首先我们或许应该研究一下，宗教信仰的种种特性里到底是或曾经是哪些要素导致了前述的那种态度倾向，并且部分而言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从表面的观察且从某些近代的印象出发，人们可能会试图为以上的对立做如此的定式化：天主教较强烈的“超尘出世”（Weltfremdheit）、其最高理想所显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导致其信奉者对于此世财货不大感兴趣。此种推论事实上也相应于现今普受欢迎的对于两个宗派的评判模式。基督新教这一方利用此一观点来批判天主教生活样式的（真实的或所谓的）禁欲理想，而天主教那一方的响应则是指责“唯物主义”乃是由基督新教所带来的整个生活内容的世俗化所造成的结果。有个当代学者相信，两派对于营利生活的态度所显示的对比，应做如此的定式化：“天主教徒……较为平静，较少营利欲；比起危险、刺激但可能带来荣耀与财富的生活来，他们偏好尽可能的安定生活，即使收入少一点。俗谚谑云：要不吃得好，要不就睡得稳。在眼前这个事例上，基督新教徒偏爱吃好，天主教徒宁愿睡稳。”[16]事实上，在德国当代对教会较不关怀的基督新教徒里，以“想要吃得好”来描述其生活动机，尽管未必尽然，但至少部分而言是正确的刻画。然而，事情在过去可就大不相同：英国、荷兰与美国的清教徒如众所周知，正是以“俗世享乐”的正对反面为其别具一格的特色；而且诚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这个正对反面对我们而言正是其最重要的一个性格特色。不只如此，例如法国的基督新教长久以来即具有被烙印在各地的加尔文教会，尤其是烙印在信仰斗争时代的“十字架下”者身上的性格特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保有此种特色。虽然如此（或者，如我们后头还得提问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众所周知，新教教派乃是法国工业与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担纲者之一，而且在幸免迫害的小规模范围里至今仍是如此。如果生活样式里的这种严谨与强烈无比的宗教关怀可以称之为“超尘出世”，那么，法国的加尔文教徒不论过去与现在至少都像诸如北德的天主教徒一般的超尘出世，后者对天主教的切心投入无疑已达世上无一民族可与比拟的程度。二者以同样的方式各自与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宗派分道扬镳：法国的天主教，在下阶层里是极度生活享乐，其上阶层则是径直敌视宗教，而德国的基督新教如今欣欣然融入俗世的营利生活里，其上阶层则是异常宗教漠然[17]。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比较更清楚地显示出，以如此混沌暧昧的观念，诸如天主教（所谓的！）“超尘出世”、基督新教（所谓的！）唯物主义的“俗世享乐”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观念，在此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既不符现今情况，至少更不切合既往的过去。然而，如果硬是要利用这样的观念来进行讨论，那么，除了上面的说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现象自然而然会引发如此的想法：一方是超尘出世、禁欲与宗教虔信，另一方是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二者的整个对立难道不是反而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性（Verwandtschaft）？
事实上，从非常表面的关键契机出发，已经清楚显露出，基督教虔信的最深沉内在形式的代表者里，出身于商人圈子的数目有多么大。特别是，虔敬派[18]的最热切的信奉者里不可胜数地是来自此一出身。人们或许可以设想，这是内在不适应商人职业的天性对于“拜金主义”[19]的一种反动，而且确实如圣方济[20]及其他许多虔敬派教徒那样，改宗者本身往往如此主观表述其“皈依”的始末。同样的，一个显然常见的现象，亦即有那么多大规模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直到罗德兹[21]为止——是来自教士家庭，或许也可以被试图解释成对于青少年时期的禁欲教育的一种反动。然而这样的解释方式碰到以下情况可就不灵光了，亦即：当练达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与贯穿并规制整体生活的虔信的无比强烈形式，同时着落在同一个人与群体的身上时。并且，这并非零星个案，而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角色的基督新教教会与教派的整个集团独树一格的特征。特别是加尔文派，举凡其登场现身之处[22]，便显示出这种结合。在宗教改革的扩张时期里，加尔文派（如同其他任何新教教派）很少在任一地区与某一特定的阶级相结合，然而特色独具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典型的”是，法国的胡格诺派教会里的改宗者当中，修道僧与实业者（商人、工匠）却特别为数甚伙，尤其是在迫害的年代里[23]。西班牙人早就知道，“异端”（die Ketzerei，指尼德兰的加尔文教派）“提振了商业精神”，而佩蒂爵士[24]在其有关尼德兰资本主义兴隆的原因探讨里，便得出与此完全一致的见解。戈泰因[25]指称加尔文教派的分布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26]，实有其道理。于此，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这些分布地大多发源于法国与荷兰的经济文化，而这两国经济文化的优越性才是上述状态的关键所在，或者说这也是因为流放的重大影响以及与传统生活关系撕裂所致[27]。然而，在法国本身，如同我们从柯尔伯特的奋斗当中所得知的[28]，即使是在十七世纪，事情还是如出一辙。奥地利——不消说其他国家——便时而直接引进新教的制造业者。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好像都一起在这个方向上发挥同样强大的作用。加尔文教派在德国似乎也强力发挥了此种作用；比如“改革派”这一宗[29]，在乌伯塔[30]，如同在其他地方，相较于其他宗派，似乎更加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例如比起路德教派[31]，不论就大体而言或就各地情况来说，特别是在乌伯塔，此派的推进作用俨然可证[32]。至于苏格兰，巴克尔和英国诗人特别是济慈[33]都强调了此种关系[34]。更加醒目显著而只消稍加提示一下就行的是，在新教诸派里，其“超尘出世”如同其财富在在为人所称道的那些教派，特别是教友派与门诺派[35]，无不是宗教的生活规制与事业精神的最强盛发展两相结合在一起。前者在英国与北美所扮演的，正是后者在尼德兰与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在东普鲁士，尽管门诺派教徒绝对拒绝服兵役，但由于他们是工业不可或缺的担纲者，腓特烈·威廉一世[36]也只得听任了事，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众人皆知、足以见证此种势态的事实之一，只是有鉴于这个君王的性格，这应该是最强而有力的一个事证。最后，在虔敬派信徒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强固坚定的信仰与同等强盛发展的事业精神与成果的两相结合，这也是无人不知的[37]——光是想到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38]一地的情形便已足够。因此，在这仅止于大体初步的描述里，无需再堆砌更多的事例。因为，这少数几个例证已经全都显示出一件事：“劳动的精神”、“进步的精神”，或人们倾向于归诸新教所提振起来的精神，并不能被理解成现今通常所说的“俗世享乐”或“启蒙主义”之类的意义。路德、加尔文、诺克斯与沃特[39]的早期基督新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进步”实在没什么关系。现今连最极端的宗教家都不想加以拒绝的现代生活的整体层面，是昔日的基督新教所正面敌视的。因此，如果说昔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好说歹说也不能试图由其（所谓的）多多少少唯物主义的或当然是反禁欲的“俗世享乐”当中去寻求，而毋宁应从其纯粹宗教的特性当中去寻求。孟德斯鸠[40]提及英国人时（《法意》20：7），说他们“在三件重要事情上远比世上其他民族都要来得先进，那就是信仰、商业与自由”。那么，他们在营利领域上的优越性——连同（属于另一关联层面的）他们对自由政治体制的运作特质——会不会是和孟德斯鸠所称许他们的那种虔信程度有所关联呢？
当我们如此提出问题时，一连串可能的关联，尽管隐约蒙，立刻浮现在我们眼前。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把这些飘浮在眼前的模糊关联扒梳条理出来，尽管所有的历史现象里无不隐没着如此淘之不尽的形形色色。为此，我们必须跳脱开至此一直运用的含糊不清的一般概念，并且致力于深入探究历史上出现的基督教各门各派里的那些伟大的宗教思想世界的固有特征与相互间的歧异。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必要对一些事加以说明：首先，是关于我们试图做出历史解释的对象有何特性？其次，是关于什么意念使得我们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得以做出此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