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布达佩斯围城战是二战中最漫长、最血腥的城市攻防战之一。历史学家翁格瓦利为这场影响深远但近乎被遗忘的战役撰写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军事史。他搜寻被束之高阁的档案，挖掘被历史埋藏的史料，寻访战争的亲历者与幸存者，试图还原真相，书写二战历史研究缺失的篇章。但这不仅仅是一部军事史，《布达佩斯之围》从政治、社会乃至人性的角度再现了这出恐怖的大戏。“多瑙河之珠”的毁灭本是可以避免的。突围是徒劳的，投降换不来解放，近100万布达佩斯居民眼睁睁地看着双方军队的残杀和家园的毁灭，却无力干预……
作者介绍
[匈]翁格瓦利·克里斯蒂安（Krisztián Ungváry），匈牙利历史学家，博士，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陆大鹏，英德译者。译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等。曾荣获《北京青年报》2015年度译者、《经济观察书评》2015年度译者、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16年度文学翻译奖、《新周刊》2018中国年度知道分子等奖项。
部分摘录：
翁格瓦利·克里斯蒂安的这部著作至少有两个优点。首先，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军事史。其他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华沙战役或柏林战役的军事历史书虽然各有所长，但都不像翁格瓦利的书那样极其详尽并且特别生动地还原了部队在何时何地如何运动和作战。军事历史学家应当仔细鉴赏本书。布达佩斯人民应当读这本书，他们当中数量越来越少的六十年前布达佩斯战役的亲历者也应当读这本书。作为历史学家，我也发现这本精彩绝伦的著作当中有不少新鲜的细节。
本书的第二个优点更了不起。这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军事史，还从人性、政治和社会的层面对这出恐怖而丑恶（偶尔也有英雄主义）的大戏进行了还原。在这出大戏里，一座伟大的首都遭到围攻，100万居民的生存和心灵被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而这场内战是更大范围战争的一部分。所以，这场恐怖的、令人胆寒的大戏不仅规模宏大，也极其复杂，它的意义甚至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样一部史书会给读者，尤其是隔着数千英里的距离和至少两代人时间的当代读者，带来很多困难。所以我主动肩负起为这部权威著作写序言的使命。我现在必须谈谈本书十分复杂的主题造成的困难。
首先，即便在今天，历史造成的思想包袱仍然很沉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很多平民不愿意讨论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悲惨和屈辱经历。据我所知，还没有心理历史学家接触过这个问题，更不要说做深入研究了。（前不久，卓越的德国作家W.G.塞巴尔德描述过这个问题。令他震惊的是，很少有德国人愿意谈他们在战争期间遭遇空袭时蒙受的苦难。这的确奇怪，因为我们知道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不区分军用与民用目标；而且，德国人在其他时候经常自哀自怜，尤其是在他们战败之后。）上述心理状态，可以概括1944年至1945年的布达佩斯人和大部分匈牙利人，当时匈牙利人蒙受的苦难包括成千上万的匈牙利女性被强奸。羞耻和恐惧也许可以解释这种缄默的、被压抑的记忆。但在布达佩斯，问题还不止这些。出于很多原因（有政治的、心理的等），匈牙利人无法或者不愿重新审视（或消化）他们的祖国和人民在1944年至1945年的悲剧历史，尽管即便在今天的布达佩斯也能看到一些废墟和房屋上的弹痕。
所以我必须概述一下1944年的匈牙利形势和它的近期历史。匈牙利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奥匈帝国最后几十年里享有程度相当高的独立性（不过没有完全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各种理由（大多是错误的理由），西方协约国及其新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运用相当可疑的“民族自决”原则肢解了匈牙利国家。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剥夺了匈牙利三分之二的领土，让三百多万匈牙利人突然处于外国统治下。《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的惩罚远甚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这一切发生在1918年11月匈牙利的革命爆发不久之后。1919年3月，共产党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短命政权，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反革命镇压。革命、战败、国土沦丧：这些伤痛影响了随后二十年的匈牙利政治。匈牙利仍然是“王国”，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曾经的海军将领霍尔蒂·米克洛什，他的头衔是摄政王。20世纪20年代，匈牙利略微恢复了一点元气。3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再度崛起，迅速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废弃和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当时的很多匈牙利人，尤其是军官，仰慕第三帝国，这不足为奇。希特勒对匈牙利没有特别的好感，但主要因为匈牙利在1938年至1941年站在德国那边（这是很难避免的），匈牙利收复了部分失地。
但这时匈牙利的命运已经被卷入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庞大的第三帝国成了匈牙利的邻国。渐渐地，理智的匈牙利人认识到（或者说应当认识到），匈牙利国家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收复失地，而是想方设法保住匈牙利的独立性。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既不愿承认也没有考虑过这个紧迫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匈牙利人民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尤其军人更是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匈牙利军人愿意让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适应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策略，相信纳粹德国是不可战胜的。于是匈牙利颁布了反犹法律（下文会详谈）。1940年11月，匈牙利加入了所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体系。1941年4月，匈牙利参加了希特勒侵略南斯拉夫的战争，尽管就在几个月前匈牙利才与南斯拉夫签署了“永久友好条约”（保守派的匈牙利总理泰莱基·帕尔为此开枪自尽[2]）。1941年12月，英国对匈牙利宣战，几天后匈牙利对美国宣战。
一支匈牙利军队奉命开往苏联，与德军并肩作战。但在1942年和1943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些爱国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保守派人士和摄政王决定小心翼翼地、秘密地减少匈牙利对希特勒的支持。新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走马上任。他们秘密尝试与英美接触。1943年1月和2月，苏联红军基本上全歼了匈牙利第2集团军，其残部不得不开始撤退。根据英美与匈牙利政府心照不宣的约定，英美空军在飞越匈牙利上空时不会投弹。（1942年9月，布达佩斯遭到苏联空军的一次小规模空袭。）除了匈牙利第2集团军的悲剧，匈牙利和布达佩斯（包括犹太居民）大体上没有受到战争摧残，尽管苏联红军正在从东北方逼近匈牙利。
现在希特勒的忍耐结束了。他于1944年3月18日召见匈牙利摄政王，命令霍尔蒂任命一个完全亲德和亲纳粹的政府。摄政王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德军进驻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不久之后，布达佩斯遭到英美飞机的空袭。匈牙利犹太人开始遭到残酷无情的侮辱、迫害和镇压。在德国人的命令下，在匈牙利许多军事和民政机关的配合下，约4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关押在隔离区，然后被强行运走，大多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能活到战争结束。最后一批被拘捕和驱逐的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约16万人。6月底至7月初，霍尔蒂振作起来。在罗斯福总统、瑞典国王和庇护十二世教宗的书信的刺激下，他命令停止驱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七周后，敌视匈牙利的邻国罗马尼亚背叛了希特勒，倒向苏联。一个月后，第一批苏联红军从西南方踏上匈牙利领土。在做了不够充分的准备之后，摄政王于10月15日通过广播宣布匈牙利放下武器、向盟国投降。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被德军包围并逮捕。再过几个小时，德国人扶植了匈牙利纳粹“箭十字党”组建政府，该党成员不仅包括狂热分子，还有刑事罪犯。随后几个月里，布达佩斯陷入恐怖气氛，然后遭到苏联红军围攻。
第一批苏联红军于11月2日接近布达佩斯东南角，正式的围城于圣诞节开始，以1945年2月13日德军和匈军瓦解并投降为结局。在此期间，战火燃遍匈牙利全境，无数村庄和城镇陷入火海，数百万人遭到战争残害，身体和心灵都蒙受了巨大创伤。我们对这一点也要提及，因为除了军人之外，布达佩斯围城战还波及大量平民。这是军队之间的较量，也是心灵的较量。
布达佩斯围城战开始的时候，布达佩斯人民正处于严重的甚至悲剧性的分裂当中。今天已经不可能准确判断当时分裂的程度。当时没有民意调查（1939年5月之后也不再有选举），何况就连同一个人的内心也往往存在分裂和矛盾。但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见证并经历那些岁月的人，我必须努力去探查那个四分五裂、饱受折磨的人群的心理状态。
我估计，在围城战开始之时，布达佩斯居民（非犹太人）也许有15%愿意继续站在德国那边。这些人包括箭十字党的狂热分子，也包括其他很多不一定是箭十字党党员的人，他们相信苏联红军的到来是最糟糕的局面，所以他们必须抵抗。另有15%的人得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结论：匈牙利与希特勒德国结盟是政治和道德上的灾难，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加以抵制；箭十字党政府包括犯罪分子，所以苏联人越早占领布达佩斯越好。在这15%的人当中，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只占很小的比例。其余人，即总人口的大约70%（当然这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在局势和事件的冲击下变得麻木，有时不愿意去思考未来；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和亲人面临的危险占据了；他们对围城战的结束意味着什么没有清楚的概念；他们的心中充满困惑，充满矛盾。
除了上述几点粗略的总结，过去不曾有，现在也没有社会学研究去解释那些深刻的、往往是致命的分裂。有意思的是，匈牙利贵族的残部大体上是反纳粹的，所以他们至少在短期内期待着苏联人到来，尽管在共产党统治下贵族阶级不会有好下场；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普遍亲德和亲纳粹，甚至是纳粹的信徒（马克思等人的观点在这里不适用）。所谓的基督徒（意思是非犹太人、非社会主义者）中产阶级的立场非常分裂，也许能够反映上述的15%∶70%∶15%比例构成情况。信教的人、不信教的人，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教师、法官和律师，公务员、商人和警察，等等，也都很分裂。在围城战期间，有些人的倾向和观念会发生变化，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恐怖遭遇。
他们的记忆也会变。如我之前所说，很多人觉得压抑自己的记忆比追忆和反思轻松得多。
时至今日，也就是围城战的六十年之后，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它涉及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以及他们与邻居的关系。1944年底布达佩斯战役开始的时候，当地的犹太人是希特勒统治下欧洲（乃至整个欧洲）幸存人数最多的一群犹太人，这的确是个不寻常的现象（与科学不同，在历史学当中，例外往往比普遍现象更重要）。布达佩斯犹太人遭受歧视、迫害和镇压，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但大多数人在1944年底还活着。当然，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栗，屏住呼吸等待“解放”，不管解放者是谁。
布达佩斯人民内部致命的、痛苦的分裂，往往与他们和犹太人邻居的关系直接相关。犹太人群体内部的状况也各不相同。首先，当时（和今天一样）很难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主要是因为很多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也因为很多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犹太人融入匈牙利社会和被同化的程度非常高。但现代反犹主义与宗教无关，而与种族主义有关。匈牙利反犹主义是对融入匈牙利社会程度最高的、最成功的犹太人的反对和怨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匈牙利反犹主义只是零星现象，但在1919年短暂的共产主义政权之后，反犹主义迅猛发展，因为1919年政权的三分之二领导人是犹太人。结果是，反犹成为霍尔蒂政府的一项官方政策，并且政府在1938年至1941年颁布了一系列反犹法律法规。这些反犹措施有的是在德国要求下做出的，但有的是匈牙利人自发的。二十五年的反犹教育和宣传对很多匈牙利人产生了影响。到1944年底，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命悬一线。
此时统治布达佩斯的是狂热反犹的箭十字党“政府”。但此时已是1944年11月，已经不可能将犹太人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了。箭十字党起初在德国的要求下（艾希曼及其党羽在10月15日之后再次来到布达佩斯）命令将全部犹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押往西方的奥地利和德国。但这样的强制行军命令大多被取消了，因为它们不切实际。12月初，围城战开始之前，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处境如下。（1）政府在主要由犹太人居住的区域设立了隔离区，绝大多数犹太人被强迫迁入隔离区。高高的木栅栏将隔离区封闭起来，任何人不得通行。隔离区内挤进了7.2万名犹太人，他们在围城战中得以幸存。1945年1月16日至17日，第一批苏联红军抵达了犹太人隔离区。（2）另有2.5万或3万名犹太人居住在市区另一区域的若干公寓楼内。这些“犹太人”房屋（1944年4月起，门口涂着很大的黄色大卫之星）处于一定程度的“国际”保护之下——这在当时是奇怪的现象。瑞典政府（以及勇敢的拉乌尔·瓦伦贝格，围城战期间他一直待在布达佩斯）、瑞士公使馆、葡萄牙公使馆、西班牙公使馆和梵蒂冈公使馆宣布，生活在这些房屋内的犹太人暂时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此时与匈牙利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所剩无几，为了维持与这些中立国的外交关系，箭十字党政府的外交部接受了这种做法。但犯罪团伙不接受。他们多次侵入犹太人居住的房屋，将很多犹太人押到寒风瑟瑟的街上，将他们带到多瑙河码头，杀害他们，将尸体丢进冰冷的河水。不过，生活在有“国际”保护的房屋内的犹太人大多得以幸存（勇敢地保护犹太人的瓦伦贝格在围城战后不久失踪）。还有很多犹太人，也许多达5万人，往往持有假证件，得到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朋友和熟人的庇护，或者在围城战之前或期间躲进了女修院、本堂神父住宅、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布达佩斯围城战期间，在德军与苏联红军激烈交战期间，在令布达佩斯人民分裂的内战期间，在那些希望德军卷土重来或者红军“解放”他们的人的心中，还有另一种凶残的斗争。有的人对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命运无动于衷，也有的人对他们关怀备至。仅仅这一点就让布达佩斯围城战的历史变得错综复杂，让它变得远远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一个章节，也不只是纳粹屠犹历史的一个章节。
但决定布达佩斯围城战走向的，不是布达佩斯居民，甚至也不是那些在城内跌跌撞撞地鏖战的士兵。决定这座城市命运的，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和希特勒。